坚守30年新知文库出百种 小众图书也能创惊人销量

路艳霞

2018年08月02日07:16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坚守30年,新知文库出百种

  “积学多深材,新知万里来。休闲倘有素,不应老尘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现任主持编辑徐国强这样概括新知文库的特点。近日,随着《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的出版,新知文库整整推出了100种图书,而老版、新版文库也与读者相伴了30余载。

  百种“新知”几代人的传承

  百种新知文库,是几代三联人的共同传承,这样的执著坚守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今年已是87岁高龄。或许是年事已高,老先生不再像以往及时回复邮件,采访他未能实现。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说,沈老那代出版人羡慕国外老牌出版社用“文库”这种形式,推出自己的品牌图书,于是他在1986年毅然启动了新知文库。而按照徐国强的解释,三联当年先是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但一些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和篇幅较小的名著放入文库不太合适,放弃又可惜,便被整理成系列,以供读者参照阅读,这就是老版新知文库。“从1986年到1998年,这套书出版了83种,这些小册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译介西方思想的大潮中颇有影响。”

  时至1996年,因应科学主义的时代风潮,三联书店又率先推出了一套丛书“科学人文丛书”,首先出版了《复杂》《双螺旋》《别闹了,费曼先生》等名著的中译本,开一时风气之先。“当时那套书影响不大,就没有继续做下去。”郑勇说,但这份事业还在继续,十年后的新版新知文库正是这套丛书的升级改造版。

  1997年,徐国强正在清华大学读物理专业,一心想当科学家的他读到了《双螺旋》等书,这些书无形中影响了他,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徐国强选了科学史专业。2006年,博士毕业的徐国强出现在了三联书店招聘现场,他庞杂的阅读和理科背景受到格外重视,三联领导一席话让徐国强至今难忘,“招你进来,就是做新知文库的。”他的宿命在那一刻定格。

  但在徐国强的印象里,最初的试行本,也就是那些没有编号、设计朴素的知识小册子市场反响欠佳。“究其原因,当时的思路还是在瞄着老版新知文库的影子,六本书也都很单薄。”他说。

  随着新版变美变厚重,多年过去了,将老版和新版新知文库做一番比较颇具特别意味。徐国强认为,1986年推出的老版偏重人文科学,1996年开始推出的“科学人文丛书”则偏重自然科学,而2006年至今的新版新知文库则二者兼有。前两版更注重对科学发展的反思和对科学精神的崇尚;而新版更注重新知识、冷知识与跨学科的融合,更注重趣味性、可读性与视野的前瞻性,其选题范围也重新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潮流的变迁其实又是与科技大趋势和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徐国强说。

  最厚的一本书销量最高

  “新版新知文库出版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品种,平均销量已达到20000册以上。”徐国强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而如此销量在小众图书品种中却是惊人的。

  新知文库中,《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是最厚的一本,也是销量最高的一本。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多年之后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解读,前一半是叙事,后一半是分析。在1971年的实验中,津巴多招募了24个经测试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当囚犯,一组当狱卒,进行逼真的角色扮演,结果狱卒开始变得残暴不仁,而囚犯则有的屈服,有的崩溃,有的预谋造反,有的绝食抗争。原本预期会很无聊的两周实验五天就被叫停了,此后国际组织开始禁止做这种有悖于人性的实验。徐国强回忆说,《路西法效应》刚刚下印的时候,编辑有些担心,这本书太长太枯燥,根本卖不动,咬咬牙首印了6000册。但此后,此书居然卖了十几万册。“斯坦福监狱实验先后被拍成了三部电影,很多读者称此书最有深度。有深度的内容逐步唤起读者对新知文库的好感与信任。”

  关于书目的选定,很多时候编辑会如同侦探一样,需要到处寻找、搜罗。徐国强清楚记得,关于破窗效应的书,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五六个品种,但他更关注“破窗效应”理论最初的提出者是谁。“1982年,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林与詹姆斯·威尔逊在《大西洋月刊》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破窗效应,那我们就要找提出者写的书。”同样的,关于盖亚理论的书,也是遵循同样的寻找逻辑。

  新知文库培养了中国读者的趣味,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它将何去何从?徐国强坦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拓展新知文库的产品线,逐步推出两个子系列——编号B开头的‘原创新知’和编号C开头的‘彩图新知’。”徐国强透露,“彩图新知”已经出版了《珍奇屋:收藏的激情》《图说古今帝王》两种。

  迄今从未出过本土学者的书

  新知文库改变了许多读者的阅读生态,更留下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文库多年来从未出版过本土学者的图书,就如同郑勇所言,“不是我们不想出,而是根本找不到。”

  中国科学技术馆副研究员赵洋上大学时看到了《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是一次新奇的阅读体验,“科普还可以这样写,科学家传记还可以这么有人情味。”赵洋之前看到的科普读物都很艰深,不太讲科学与社会、与人的关系,但这些书完全不同。赵洋一生的职业方向竟也因此改变,他后来从飞行器制造专业转向了科学技术史专业。

  受到读者追捧的同时,本土学者的缺席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徐国强透露,多年来看过很多学者发来的邮件,但不少都是学术论文改了改,根本无法出版。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学者江晓原直言不讳地说,“现有机制并不鼓励学者写这些东西,这在单位考核中不算学术成果。”不过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学者确实写不了这些跨学科的东西。学校从中学开始文理分科,人文学者不碰科学,连谈论的勇气也没有。而搞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人文学者存有傲慢与偏见,这种优越感愈发使他们不屑于写那些与大众勾连的读物,“事实上,即便他们写,要么是公众读不懂,要么就是干巴巴,最后导致他们只能躲在术语和学术黑话后面自我欣赏。”

  但赵洋还是抱有乐观态度,他预言,随着新生代作者阅读品位的提高、知识面的拓展,如此尴尬的局面迟早会打破。“新生代作者定能创作出中国人自己的新知文库。”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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