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价值解码与精神扶贫

郑向阳

2018年11月20日13:58  来源:今传媒
 

亚当·斯密曾认为,社会上,除乞丐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依靠别人的施舍生活。西方有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处于极端饥饿的人来说,除了食物,没有别的要求,而当他一旦酒足饭饱,就会有无数的欲望。古语亦有云,“暖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虽有失偏颇,却折射出一个道理,即人在填饱肚子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对物质的需求是暂时而有限的,对精神的需求却是长远而无限的[1]。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举措的“精准扶贫”,单纯依靠物质资助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满足精神的追求。长期实践证明,只有具备了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乐观的脱贫意识,才能充分调动脱贫攻坚的主观积极性。 因此,“精神扶贫”理应成为精准扶贫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非物质作用。“扶贫必扶智”“既扶贫又扶志”,全面贯彻精准扶贫政策,不是一味地同情与物质的帮助,而是在尊重和维护贫困对象的人格和权利的同时,把智力扶持、能力培养作为精准扶贫的首要工作,把挖掘内部潜力、增强自身实力作为脱贫攻坚的长效策略[1]。

目前许多地方已经认识到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并付诸于实践,陆续启动“精神扶贫工程”,但却收效甚微。一方面,是因为“精神扶贫”是一场持久性战役,它不像物质扶贫那么立竿见影、立见成效,而是需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韧劲,它是一场持久战,除了需要信心和勇气以外,还需要有恒心和耐力[2];另一方面,目前的“精神扶贫”还存在认识肤浅单薄、形式简单粗暴、过程有始无终等现实困境,仅仅满足于动员、走访、宣传等浅表方式,还没有精准把握每位扶贫对象的心路历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通和精神引导,使精神扶贫做到对症下药、务实有效。直接说教式的思想价值宣传与科学文化普及,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精神扶贫要求了,不但难见成效,而且会产生严重的逆反情绪和应付心态。找到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扶贫方式,已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平时上网没条件、看书没文化,而闲暇之余看电视是目前贫困农村地区主要的精神娱乐方式。电视作为一种跨民族、跨文化、低门槛、无障碍的传播媒介,在贫困地区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力是其他媒介难以比拟的。鉴于此,借助于影视作品尤其是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影响力和潜在感染力在贫困农村地区进行精神扶贫,不失为一种成本低廉、行之有效的精神扶贫方式。而这种精神扶贫方式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地解读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精神内涵、价值核心以及教育意蕴。既不能走纯娱乐式的解读路线,也不能走纯说教式的解读路线;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

一、“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价值解码

“新主旋律影视”起源于20世纪末,2006年10月,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提出,一切反映真、善、美的优秀影片都属于主旋律影片[3],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成为主旋律影片的重要功能。至此, “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含义才真正被广大电影人和艺术家解读。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主旋律影视的重要任务。“新主旋律影视”的发展,除了在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上的嬗变外,在表现形式与运作方式上也进行了全新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采用融合类型策略,把主旋律影视的精神诉求与类型电影的商业追求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和无缝的嫁接,进行吻合时代潮流发展和多元文化表述的革新,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抢夺传播阵地,不断满足大众借助影视作品来比照、诠释与反思现实世界的心理要求。因此,项目的选材范围相对比较宽泛,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一般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都市亲情伦理题材、时政题材等多种类型,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专题片以及网络视听作品等多种样式,每种题材和样式精选几部进行重点解读。比如从电影《十月围城》《辛亥革命》《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湄公河行动》,到电视剧《奋斗》《潜伏》《伪装者》《士兵突击》《人民的名义》以及专题纪录片《永远在路上》等等,不仅在思想上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而且在艺术上精湛完美、卓有成效,主旋律影视大有突破重围、强势归来的态势,主旋律的“梧桐树”不断引来“金凤凰”,主旋律影视创作进入了最具活力的发展时期。

新主旋律影视是区别于传统主旋律影视的一种新发展模式,是在深刻总结以往主旋律影视经验的基础上,在积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巧妙地运用市场化、类型化的手法对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等进行描写和叙述,通过政治、市场双重宣传策略实现口碑和市场的双赢,在实现既定宣传目标的同时,凭借新颖的艺术表现、精彩的视觉展示、娴熟的商业包装实现类型的突破和模式的革新,改变了传统主旋律影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与弘扬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式、生硬式基调,使得市场与大众更容易接受与传播。新主旋律影视是主旋律价值诉求与类型化商业运作融合下的新尝试,这种新模式的崛起和演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大众观影追求的必然选择,摆脱了以往僵化教条的主流价值观宣传模式,更多地运用类型电影运作的亲民化、市场化、商业化等手段来满足人民群众吸取有益营养营养与践行主流价值的需要,这无疑对于利用影视作品来增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果有重要意义[4]。比如《建国大业》就是这种理念变化中的产物,是一部成功地将主旋律与商业运作有机结合起来的标志性作品,开启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时代,成为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标杆[7]。

主旋律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每个国家、民族、时代都有,也都需要。像好莱坞电影,就是典型的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可以看作是美国的“主旋律”。在我国,主旋律影视是一个特定概念,1987年3月,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在第一次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我国电影创作,突出主旋律,坚持都氧化,自此,“主旋律”一词开始产生。这一时段的主旋律电影承担着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功能。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由于主旋律影片片面强调价值宣传和精神教化的功能而忽视了艺术呈现和娱乐大众的需求,导致人民群众缺乏观影欲望和消费动力。而新主旋律影视作品大大拓展了题材空间,跳出以往“领袖不食人间烟火”“英雄自带完美光环”的狭隘套路,把领袖人物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把英雄人物塑造成有情有感的社会人,实现国家意志、主流价值和商业精神的巧妙嫁接和有效融合,以人为本,以情系之,以情感之,给人民大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和观影享受,从而为中国主旋律电影抢占市场、收复阵地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提供了充实的经验。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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