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出版界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感、发展成就感，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这些图书主题鲜明突出、史料权威珍贵、体现最新成果、内容丰富生动，受到读者欢迎，社会反响良好。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图书巡礼”专栏，向读者推介其中部分图书，敬请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中央卷封面上印制的象征统一团结的天安门城楼、安徽卷上印制的彰显改革开放精神的小岗村、贵州卷上印制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天眼”……12月14日在京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当一套32卷、900余万字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在现场一字排开时，在场所有为这套丛书编辑出版付出心血的人都满怀激动。出版座谈会后，与会代表纷纷站到会标的背板前合影留念。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以及丛书出版的相关人员，听他们讲述其间的故事。

“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先解决问题”

早在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出版协会人民出版社工作委员会年会上，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选题，并初步拟定编写体例、编排要求等，3年间，北京、江苏溧阳、广西北海、四川成都……都留下了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社“围炉畅谈”的身影，仅丛书工作会议就召开了4次。

“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先解决问题。”每次会上，黄书元都会直截了当地问参会人员，希望大家多提问题，有什么问题现场解决。“地方出版社解决不了的，我们出面协调，统一步伐、统一要求，提高效率。大家联合在一起主要是做一点事。”

其实，这已经是由人民出版社牵头、与全国各地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第三套“全景录”了。此前有2011年的“辛亥革命全景录”、201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但是面对此次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辉煌成就的主题，起初，黄书元还是有不少担心。

“主要是担心各卷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历程，更担心书出来了会不会有争议，因为40年涉及的人物、事件很多，从不同侧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为尽量化解这些问题，人民出版社设置了多道“关卡”，对各地某一事件、人物的史实由各地省委宣传部把关，对事件的理论表述、提法由各省党史办把关，每部书稿审完后由省委宣传部签字。在编校质量方面，则由人民出版社进行把关。在32卷书稿统一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审定之前，人民出版社对各地方卷书稿每本抽查10万字，合格的报上去，不合格的退回重来。

“分兵把口，内容、理论、编校质量多重把关，我们有信心打造一套高质量的丛书。”黄书元说。

这套丛书是唯一一部列入中央关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的重点图书。不仅人民出版社发挥自身优势负起组织协调之责，各地人民社也调集精兵强将启动地方卷编辑工作。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江苏卷》作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夏锦文所说：“记录伟大变革的历史责任、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和对江苏这片热土的真情实感，推动着课题组全体成员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研究编写工作。”据他介绍，在各个关键节点，课题组都组织研讨会或推进会，统一编写思想、研讨重要观点、解决困难问题。

“一条都不能丢，一个字都不能漏”

在中央卷责任编辑之一吴继平的手机里，保存着与中央卷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曹普的几百条微信记录。记者凑近一看，其中被照片“刷屏”了多半，这些都是曹普将改稿意见在纸质稿上标注后拍照发来的。

对于进入人民社工作11年的吴继平来说，这也是他编辑生涯中第一次如此大量地使用微信沟通稿件。他告诉记者，为了抢速度，“往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书面意见还没回来，电子版就先发过来了”。微信沟通在便捷高效的同时，也给吴继平带来更多“紧张感”。采访中，他多次说：“生怕落下一条，一条都不能丢，一个字都不能漏。”其中，中央卷上卷两次送审，下卷审了三次，“领导和专家们的意见高屋建瓴，必须一个一个落实，都要配合作者在编辑过程中体现出来。”

编辑过程的严谨从注释环节可见一斑。吴继平告诉记者，对于书中的一些注释，必须用最新版、最权威的文献、报刊全部核正，所采权威出处包括文献、《人民日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最新版等，对于学术期刊“一概不用”。他还透露，中央卷编辑中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能用文献的不用报纸。”对此，他解释说，报纸上刊发的是当天的新闻，有些内容还来不及沉淀，可能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文献中的表述有细微出入。

如果说作者、编辑职责如此，丛书主编更是亲力亲为。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张双子告诉记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曲青山亲自审读了中央卷上下卷书稿，审完之后立即让工作人员发给出版社，都是不分昼夜。中央卷最早的策划想法和最后成书之间稿子变动了几次，每一次他都很认真地逐字审读。“有时作者交来稿，编辑还来不及很仔细地编校，同时报给曲青山，他会把极个别的标点、字词错误全都挑出来。”对此，张双子感佩至深。

“所有信息在我这儿不能压，要及时传递出去”

对于负责丛书整体组织协调工作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鸣来说，这次任务的工作量和难度都不同于以往。

据陈鹏鸣介绍，丛书体例规范、框架结构2015年确定后，人民社就随时跟进，有些省份在2016年就出了样稿，人民社审阅完认为可以作为参考范本，就让总编室发到工作微信群供大家参考。在成稿方面，由于各地方卷或由当地党史研究室、社科院组织编写，或由学养深厚、专业扎实的专家学者领衔，各地方人民出版社也给予高度重视，书稿就有了保障。在这期间，人民出版社除承担着中央卷的编辑任务外，还负责总把编校质量关。“32卷书，我们全部进行了抽样检查，然后把结果反馈给各社，反馈渠道有两个——社长总编辑、具体负责的同志，这样在组织协调上的工作量肯定会大一些，但在保障编校质量上能做得更好。”

很多困难就存在于送审上，由于各省情况不一，有的在组织多部门资源力量审读及报送上时间反复较多。因此，从今年3月定稿，各地组织审读就到了8月，紧接着，书稿马不停蹄地送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门成立专家组进行审读，两个月之内定稿。陈鹏鸣还介绍说，一般性书稿在出版社审完之后就做重大选题报备，这次加上各省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宣传部两层，他们审核完再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送审，因此是四级审核。

张双子告诉记者，虽然动手早，但由于各种原因，9月以后，出版时间异常紧张，她经常晚上九十点钟还在给社领导打电话，“我们部门是一个枢纽，所有信息在我这儿不能压，要及时传递出去。”由于各省选的封面照片需要层层审定，买好版权后交给人民社美编时，离丛书发印只剩下一两周时间。在此过程中，还有许多细微却关乎全局的细节。张双子举例说：“书脊厚度各社计算的系数不同，我们在此基础上把印张拿过来，再重新计算一遍书脊。因为这次无法按常规书那样把书芯印出来后再加书壳，我们采取书芯和书壳同时印制。为了尽量避免误差，很多工作要尽量做在前面。”

“全国各地人民社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的集体观很重”

“如果32卷一齐摆在面前，看到的可能就是32个样子。”与张双子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一样，中央卷版式设计周方亚介绍说，她设计好中央卷版式模板，将人民社照排中心排录好的中央卷文件连同31条版式文字说明发给各社。但由于软件不同，排录习惯也不同，排出来的版式“千差万别”。比如目录页，字号有大有小，有的靠上一点，有的靠下一点，甚至一样的字体、字号，使用InDesign和方正软件，排出来还是会有细微差异。

“尽管原则上要求我们社确保中央卷，但从统筹角度尽量把丛书做到高度统一，不论是外部装帧还是正文版式设计，这其实存在难度。”从最后定稿到发印时间已经很紧张，社领导高度重视版式统一，同意周方亚紧急号召大家把部分样张PDF文件发过来，在付印前的有限时间内核对各卷排录版式的各重要部位。她一卷一卷地过，对不正确、不统一的地方逐条标出来，拍照传过去，对方改完再拍照发回来。在周方亚留存的版式设计过程记录图中，记者看到，仅各社发来的目录页上，“目录共占9行，上空4行，下空4行”“点线字号一致”“二级题统一前空5字”……几乎每页都是她用红、蓝两色笔标注的“花稿”。令她如释重负的是，尽管版式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做到丛书发印前，但是其间遇到的问题都化解了。

周方亚说：“通过这次完成任务，我个人感触很深的是，我们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的集体观很重，在每一环节的工作中都会积极配合。”合作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时，版式设计也是由她负责的，“时隔这么多年，各社不断有新人加入，但仍然配合得很好。”

丛书封面设计石笑梦告诉记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柔和的米色调封面，是历经6个版本的修改最终呈现出来的。此前，在封面文字设计上，提出过用书法体凸显力度，但考虑到不一定被读者普遍接受，且个别字写出来不是很好认，最后采用了印刷体。对丛书平装封面，石笑梦统一做了模板，并规定了23条备注，各社拿到文件后只需改各卷次前勒口的内容简介、卷次名、作者署名，但是做好统一回来后，她还是做了细致调整。丛书付印时，人民出版社资深美术编审肖辉和周方亚、石笑梦都“不放心”地跟到印厂，查看正文颜色、封面印图情况等。

正如曹普所说：“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以至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能为记录和留存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做一点微薄的工作深感荣幸。”这也是记者在采访中从每位参与者身上感受到的一种无言的责任、一种奉献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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