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闽西山区的长汀县，被包裹在层层林海之中，当85年后再次回到这里，人们依然能从郁郁葱葱的山林中感受到当年的峥嵘岁月。

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中，我们在福建长汀、宁化一路走访探寻当地和长征有关的记忆。在所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中，闽西或许并不起眼。作为当年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之一，闽西的故事没有血战湘江的残酷，也缺少四渡赤水的惊险快意，它缺少惊心动魄的细节，但无不提示着我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追随红军？

要知道，在长汀，有1.7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而在宁化，长征前夕民众广泛支前，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户就有1户是军烈属……即使知道，今日一别，或许再也见不到亲人，为何还有那么多人选择誓死追随？

这个问题写在长汀县中复村的各个角落。中复村是当年“红军长征出发第一村”，在村里的观寿公祠前，有一块刻着“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的石碑。1934年，红九军团从该处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而跟随他们的，是全村赤卫模范连、少先队。

距离石碑不远处，是当年的红军征兵处红军桥，桥上一道一米五左右的刻痕，是当年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走上战场。当年，为了够到这条刻痕，有人往草鞋里塞纸，有人踮起脚尖，更有人干脆半夜起来，偷偷将线改矮，“骗”进红军队伍……

后人赋予了这条刻痕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的等高线。据记载，在参加长征的8.6万中央主力红军中，有2.6万闽西儿女，然而，到达陕北时，这支队伍仅存2000多人，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儿女倒下。

勇气从何而来？中复村的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告诉我们，当地百姓向来不懂“主义”二字，但当看到穷苦百姓分到了田地，黑暗的日子有了曙光，他们便有了最朴素的信仰。“共产党和红军来了，就有活下去的希望。”钟鸣说，“人们的信仰就是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找出路。”

正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为什么衣衫褴褛、屡遭失败的红军，却始终不能被打垮击败，是因为每个红军战士的心里，都有崇高的信仰。”

红军初创时期，成分来源复杂，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有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的官兵，但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农民，投身革命时并不清楚什么是信仰，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让信仰之花逐渐生根发芽。

最终随着主力红军出发的战士们，有人将信仰变成了武装。湘江战役中，6000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几乎全部牺牲。

有人将信仰变成了罗盘。1932年参加红军的龙岩籍战士张仰，长征途中在广西左江负伤，幸得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救护脱险。伤情略好些后，张仰便取道寻找部队，沿途求乞回到龙岩游击区找到党组织。“我一直在想，当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爷爷，只要尚存一息，就要找到组织。”张仰的孙子张敏说，“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则将信仰铭刻进土地。当我们回到长汀县红都乡的烈士碑前，讲解员赖光耀告诉我们，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疯狂报复苏区百姓，1935年春洗劫了长汀红都乡，烧杀掠抢之外，还掘开安葬着58位革命烈士遗骨的纪念墓地，损毁墓碑。在国民党军走后，当地群众含泪重新安葬烈士，并在四周种上茅草、荆棘，才使这座刻有58位先烈姓名的“中华苏维埃第一纪念碑”得以保留至今。

赖光耀也是一名红军后代，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确定烈士身份和他们的生平事迹，为此四处奔波走访。在长汀，许多红军后人坚守祖辈的信仰，继续发扬着红色文化。

站在红土地上，望着青石碑，人们的思绪会不由自主飘到85年前。当年，从这里出走的一代人，带走了行囊和生命，却种下了信仰，至今照耀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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