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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淺析二十年國內網絡輿論特征變化

——基於“朱令案”同一樣本的對比分析

丁芃 

2014年12月03日14:00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摘要:今年是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20周年,伴隨著互聯網的成長,國內網絡輿論的相關特征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本文以2013年的熱點輿論事件--“朱令案”為同一樣本,通過對比該案歷史上三次大規模輿論聚焦的特征,歸納出國內網絡輿論在議題設置、傳播方式、網民角色以及觀點分布四個層面的變化,並從社會因素和技術因素兩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網絡輿論、變化、傳播特征、“朱令案”

1994年4月20日,中國實現了與Internet的全功能連接,這成為了中國互聯網時代的起始點,如今中國互聯網走過了整整20周年,與其伴隨產生的網絡輿論的特征和環境也產生了顯著的變化。與業界普遍採用的數據分析法不同的是,因基於較長時間跨度的同一樣本的匱乏,在對國內網絡輿論特征變化的分析中往往很難運用到樣本比較的方法,進而限制了相關特征的比較和趨勢的體現。

基於上述的研究思路,本文選取了2013年關注度極高的網絡輿論事件—“朱令案”作為罕見的事件樣本,通過該案在不同時期的輿情表現作為重要的對比依據和分析基礎,探析出國內網絡輿論特征變化的相關信息並加以分析和闡釋。

一、“朱令案”三次輿論大規模聚焦

“朱令案”發生於1994年末,卻在去年的4月受“復旦宿舍投毒案”話題的影響而被再度關注,長期的時間跨度並沒有減退人們對它的關注熱度,相關的輿論聲音也總是不斷出現,因而該案也被稱為“世紀之案”。盡管關注度甚高,但鮮為人知的是,“朱令案”在歷史上曾有過三次大規模的輿論聚焦,均發生在了國內網絡發展最重要的三個階段,其典型性在見証了中國互聯網發展步伐的同時,也對國內網絡輿論的變化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1995年:朱令案發生,互聯網剛進入中國

“朱令案”輿論的第一次輿論聚焦出現在該案的發生階段。案件主人公朱令在清華大學就讀期間兩次因不明病因在醫院就診未果,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同學蔡全清、貝志城等人將其病因發布在互聯網上並最終經網絡反饋后確診為鉈中毒,由此引發的報道議題的方向除了公眾對於案件扑朔離奇案情的關注外,“朱令案”更多地是作為國內首次利用互聯網進行遠程診斷的典型進行報道,這樣的特殊性正是由於事件發生的時間—1994年也是中國互聯網國際專線開通,國內互聯網正式開通的時刻。

(二)2005年:天涯社區引爆,中國正式進入web2.0時代

“朱令案”輿論的第二次聚焦是在2005年11月30日,由當時國內較火的天涯社區的網友(ID為“skyoneline”)發表了《天妒紅顏:十年前的清華女生被毒事件》重提此案,引發了關注。12月30日,該案嫌疑人孫某在論壇中發表了《駁斥朱令鉈中毒案件引發的謠言》的申明,公開為自己辯解,激起眾人的討論,使輿論熱度得到了提升。之后《中國日報》、《新聞晨報》、《法制早報》、《南方人物周刊》等眾多媒體對朱令事件相關內容進行了報道,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於2007年1月22日、23日在綜合頻道(CCTV-1)《東方時空》節目播出專題記錄片《朱令的十二年(上)、(下)》,將此案的關注又推至一個更新更廣的高度。

2005年是中國互聯網的“活躍年”,當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中國網民超過了1億 ,因此該年也被業界認為是中國正式進入web2.0的元年。彼時也正值網絡論壇、貼吧的興起,受眾在對“朱令案”的關注中體現出了更多的對嫌疑人孫某的質疑和對當時諸多疑點的討論。

(三)2013年:受別案牽引再度關注,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當下

2013年4月16日,隨著“復旦投毒案”的告破,關於徹查“朱令案”的呼聲亦再度涌現,案件中警方對事件處理過程中的一些異常行為以及對朱令現狀的同情,讓“朱令案”成為關注度較高的公眾議題。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輿論在后期通過網民自發組織的“白宮網站請願”等系列活動也透露出了公眾對當前司法的不信任感。根據下圖(見圖1)不同時間段的媒體報道數量可以看出,在網絡媒體的輿論引爆后,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網等主流媒體也相繼報道此事並呼吁及時公開“朱令案”的相關細節,輿論關注度再次提高。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過官方微博作出回應,表示礙於証據滅失無法偵破,且過程中未受任何干擾,呼吁公眾理性看待此案。之后,關於“朱令案”的輿論才逐漸趨於平息。

二、網絡輿論在不同時期的變化特征

“朱令案”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輿論聚焦均具有鮮明的不同表現特征,與其各曝光時所處的國內互聯網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密切的聯系,其變化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輿論設置權主體轉移:大眾媒介--受眾--事件本身

在“朱令案”的第一次輿論聚焦時期,國內互聯網剛剛起步,相關網站依賴於傳統紙媒內容的轉載,因而主要由大眾媒體進行輿論議程設置。而在“朱令案”的第二次聚焦時期,議程設置權則從大眾傳播媒介轉移到受眾手中。這一階段,以天涯、貓扑、新浪為代表的貼吧、bbs論壇的興起,破壞了原有單項信息傳播的輿論生態,使得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興趣和特點進行自由的表達,“朱令案”輿論在第二次輿論關注中,關於對犯罪嫌疑人孫某的質疑和對當時眾多疑點的討論都是之前輿論關注中所沒有的,其產生正是由於網絡輿論的議題在受眾間“求同存異”這一潛在機制的作用下,經過否定、補償、強化或修改而形成 。

但是在第三次“朱令案”聚焦過程中卻體現了輿論設置權逐步回歸到原始社會口語傳播時期由事件本身來決定議題的趨勢。其具體表現就在於bbs、網絡貼吧等大眾性輿論傳播渠道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微博、微信等具有封閉性私人屬性的及時社交平台的盛行。議題在私人化社交平台中經個體經驗的整合得到檢驗,隻有當事情本身屬性符合人們要求和經驗時,輿論議題才會被採納。在“朱令案”中,復雜的案情在滿足受眾好奇的同時,其表現出的當代大學生行為極端和司法處理欠缺的特點容易引起當下國內民眾普遍的心理感受和情緒反應,進而引發了輿論的又一次大范圍關注。因此,碎片化信息傳播的方式凸顯出傳播媒介逐漸向私人化發展的趨勢,而事件屬性和特點能夠滿足受眾多樣化的需求和興趣是能夠產生新的輿論議題的關鍵。

(二)議題傳播過程變化:單一事件報道--多事件牽連演變“案連案”

在“朱令案”前兩次輿論聚焦中,盡管案件在各方的關注下具有較高的輿論影響力,但議題和輿論的生發始終沒有離開案件以外進行延伸。而在最新的輿論聚焦中,“朱令案”的關注卻是受“復旦寢室投毒案”話題的影響牽引而出,觀點的指向也由當初案件當事人的質疑轉向對政府部門的訴求,輿論一波三折,體現了當前網絡議題傳播容易產生新的激發點、多種事件容易牽連出現的傾向。

該傳播模式如下圖(見圖2)所示,輿論的消褪往往呈現出兩種途徑,要麼輿論事件得到迅速處理,要麼因事件熱度的衰減而暫時被公眾遺忘,但后者現實中尚未解決的輿論事件往往只是因關注度減退而逐漸形成議題積累,一旦類似事件發生便會激發前期輿情事件便再次重回輿論視野,積累的素材在元事件的吸附下逐漸融合,呈現出新的議題和形式,影響強度也可能增加 。輿論議題的擴展除了網絡媒體的引導外,傳統媒體的標簽化報道也不容忽視,在“復旦投毒案”的報道中,部分傳統媒體便是採用了標簽化的報道方式,“名校投毒”、“寢室關系不和”、“名牌大學生”等標簽不可避免地成為媒體挖掘相關新聞素材的重要關聯,於是以“朱令案”為代表的中國礦大投毒案、馬加爵案等一些列的案件也隨著媒體的報道逐漸浮出水面,促進了網絡議題進一步擴展。隨著議題的分化或變異,輿論議題進入衰退期並且逐漸以碎片化信息的形式存在於后尾之中,與前期的議題碎片融合,等待下一個類似事件再一次引爆,最終形成由一起網絡輿論事件牽連出眾多相關案件的“案連案”現象。

(三)網民輿論角色更替:固化--多元

在“朱令案”的初次曝光中,朱令的同學貝成志、蔡全清等人將其不明症狀發送到互聯網上,朱令才最終被確診,該做法因展示了互聯網剛進入國內時強大的應用功能而被大肆報道,也體現了當時以知識分子為主的較為少眾的網絡群體,網民在這個階段更多地只是網絡活動的參與者,並非輿論的生發者,缺乏主動性和自由性。在“朱令案”第二次輿論曝光中,網民群體的主體意識已經開始產生 ,但輿論的生發大多依賴於傳統媒體的報道進行觀點的陳述,在內容調查和信息上缺乏主動性,並且局限於網絡信息發布的平台,網民群體大多是以匿名的普通大眾為主,社會領導階層及知名人士在網絡輿論活動中的參與度較少,效果並不明顯。

但在最新的“朱令案”輿情中,網民群體已不限於傳統的固化角色,一部分網民繞開了傳統大眾媒體充當著“公民記者”的角色,搜集並發布了及時、詳細的案件信息,對事件的發展起著信源、引導的作用﹔而由微博名人、社會公知等組成的意見領袖,他們在群體輿論中往往扮演著分析、示范及闡釋的角色 ,影響受眾情緒和輿論轉移。網民群體在此階段擺脫了傳統媒體的束縛,其信息獲取的自主性和觀點的自由性都得到了徹底釋放。而由此產生的網絡輿論的影響也已不僅局限於對社會傳播生態領域,其對社會和現實事件的直接干預和參與是之前輿論生發過程中所沒有的。輿論中對涉案嫌疑人孫某的質疑和對警方的不滿一度使政府相關部門打破沉默,而后期“白宮請願”活動則直接凸顯了網絡輿論不僅可以圍觀事件,輿論本身的演變甚至會影響事件的狀況,或再次成為熱點。

(四)觀點分布趨勢演變:趨於分散--部分統一

從“朱令案”1994年發生到2005年第二次大規模聚焦,網絡的快速發展和網民群體主體意識的不斷覺醒,使得網絡輿論的影響力和受眾參與度也在逐漸擴大,大量的草根階層的意見和觀點在開放、便捷的網絡空間中能夠得到自由地表達和極大的心理契合,網絡輿論也因受眾群體的差異呈現出多樣化的特性。

但是在“朱令案”最新的輿論曝光中,網絡輿論卻出現了罕見的一致現象。根據下表由各大媒體網站發起的關於“是否重啟朱令案調查”投票結果顯示(見表1),輿論呈現“一邊倒”的態勢。伴隨著當前社會改革和利益分化,網民群體不僅權利意識得到增強,而且也存在著一定仇富、質疑公權的心理,在網絡輿論中很大程度上傾向於尋求自我肯定和提升群體地位的群體認同。“朱令案”中的受眾正是通過積極的自我感情投入和設想認為一旦普通大學生的權利受到無端受到侵害,自己也會面臨相關的威脅 ,進而在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內群偏好的激發下站在弱者這邊,並且以輿論聲援的方式進一步強化自己內群價值和認同。

三、網絡輿論變化的社會—技術因素

(一)社會因素

1.經濟改革背景下的社會矛盾

近年來,網絡中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出現的數量在逐年增加,網絡輿論的生成也日益頻繁。究其原因,一方面,群體事件的增多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當前國內社會正處於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以及制度上的問題伴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凸顯出來,公眾的主體意識和利益表達的訴求也日益強烈。但與之相對應的是,相關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難以及時和全面,現實中利益訴求渠道也存在不暢,正如上述輿情消退的兩種途徑所示,現實中的事件尚未解決或信息封閉導致網民存在質疑和不滿使得網絡輿情往往難以向事件解決的方向進行,更多的只是因受眾的注意力轉移而使議題碎片積累起來,輿論也更容易大規模的爆發。

另一方面,肩負著環境監測和輿論監督功能的大眾媒體往往因受到管理機制和宣傳思維的影響而偏重於對受眾的單向傳播,民眾的話語和訴求未能得到及時的交流和溝通,相關輿論真空便給網絡聚集訴求和民意的釋放創造了條件。網民也更傾向於在網絡中獲得更直接和敏感的話題以及宣泄情緒和訴求,因而網絡需求的多樣化也促使了網民輿論角色的多元化。

2.社會轉型期的群體分化

當前,國內的社會結構和利益逐漸分化,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和訴求往往難以一致,普通的市民大眾在社會群體分化的過程中因利益的沖突和觀念的差異逐漸脫離出來,進而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對自律和自覺特點的市民階層。中國市民階層力量的大小決定著公共領域輿論批判與監督的力度,這種力量不僅僅是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態度與方式 。由於市民文化本身是基於消費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引導而產生,當其所具有的獨立性和多元性在與網絡交互性契合在促進網絡輿論生發的同時,市民文化往往因迎合了傳統社會的價值判斷和通俗標准而更容易達成一致性。

此外,社會階層的分化也使得不同群體的利益存在矛盾和沖突。在許多百姓心中,民與官的矛盾、窮與富的沖突,是最突出的兩種矛盾。一些與弱勢群體或個體相關的案件中,往往集中體現了上述的兩種矛盾,也更容易引發輿論的大規模泛濫。“朱令案”中輿論對政府機關和孫某高度統一的質疑是因為事件的案情契合了受眾民與官、窮與富的這兩種矛盾,這是國內網民中較為常見的一種思維定勢,它也體現了多數網民的一種簡化思維,即將復雜的社會事件簡化為弱者與強者、善與惡的對立 。

3.現代社會的精神空場

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國內文化景觀也呈現出前所未有、深刻而全方位的文化沖突。眾多文化精神的擠壓,並沒有使我們獲得豐富的思想價值和理念,而是在它們彼此沖突、碰撞、拒斥的過程中難以有任一種能成為主導性的文化精神,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出現了人文精神的“空場”。在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相互滲透的過程中,網絡中的個體可以擺脫現實社會群體的局限,更加自主地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社會文化,並且對現實中的主流文化提出質疑和挑戰,當“無原則同情和批判”的反向認知成為了國內網民“下意識”的行為時,人們理性的態度與行為也會受到局限。在“朱令案”中,網民自發組織的白宮請願活動和帶有戲謔和調侃意味的網絡流行語表達出了網民蔑視、突破現實權威的快感。

而在對具體的事件態度的形成上,除了對現實權威的反向認知外,網民的態度也存在與事件主觀性的“雙向構建”,即網民一方面受網絡社會文化的影響,通過挖掘、比較,甚至是猜測、想象事件的情節和細節來實現自我價值觀念的認同﹔另一方面,網民在主觀性的態度下往往會有意識地留意和發現同類事件,而同類事件出現和再發生又會不斷地強化其情感認知,進而愈來愈多的輿論事件以“案連案”的方式呈現 。在“朱令案”中,以高校學生行凶為鏈接呈現的一組事件與網民特定的認知模式相互激發,輿情在彌漫中不斷地疊加強化,最終形成了洶涌的輿論潮。

(二)技術因素

1.受眾的交互性提高

從具體的信息傳播平台的技術層面上來看,國內網絡媒介逐漸呈現出兩種趨勢:一是受眾的交互性逐漸提高,如今的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在原有點對多式信息發布的基礎上,融合了即時通訊的功能,即類似於QQ、飛信等聊天社交軟件,可以便捷地與好友進行溝通和交流,這樣的做法使得網絡媒介“私人化”特征更加凸顯,同時也使得觀點更容易在群體中進行討論,議題在群體內經過選擇進行更快速有效地傳播,進而更容易形成輿論。而從下圖(見圖3)“朱令案”的網絡媒介平台的屬性也可以更明顯地看出,除了國內網絡媒介整體上也存著一定的“寡頭” 壟斷的現象,使得輿論更容易得到聚合並形成大規模的輿論洪流,輿情來源的種類也主要以微博為主,博客、論壇等媒介平台的影響逐漸弱化,體現了國內媒介平台由注重交互性和自由化逐漸向私人化的過度的趨勢,微博內容的瀏覽和關注完全受個人興趣來支配,而信息的發布則具有“私人日志”式的特征,即以個體生命的感悟、個體經驗的傳達為主,呈現出鮮明的私人性和個性化特征。傳播內容的個體化也進一步導致受眾的高度細分,信息變得極端個人化,興趣的多樣性使得受眾在輿論議題的設置中趨於多樣,受眾在輿論的主導權被分散,而以在便捷自由的網絡平台中快速傳播的事件為主導,通過事件本身的屬性引起多數人的共鳴,因而輿論的設置權逐步由受眾回歸到了事件本身。

2.融合新聞媒介的屬性

媒介平台逐步融合了新聞媒介的屬性來提供資訊服務是國內網絡媒介發展的另一個趨勢,國內受眾逐漸形成了通過微博等網絡媒介發布並了解新聞信息的習慣,網絡媒介對突發事件反應快捷、現場感強,信息較多,已成為比傳統媒體更吸引人的信息來源。但是在輿論的形成以及傳播議題的選擇上,輿論的聚合除了受信息傳播平台的影響,網絡的多級傳播所具有的“正反饋”效應也會使新聞事件的傳播出現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狀況,即一些話題因缺少一定的轉發和再傳播,最終銷聲匿跡,而另一些話題在微博等私人化網絡媒介中經各方力量的再轉發,在多次傳播的過程中影響力卻在不斷擴大 。在“朱令案”等公眾高度關注的新聞發生時,網絡媒介所具有的特殊的傳播能量致使廣大受眾希望了解最新的新聞動態,形成對網絡新聞媒體“滾動更新”的自然依賴,因而在網民多次轉發“朱令案”,提高其新聞熱度和影響力的同時,也會選擇作為公民記者,甚至是人肉搜索等極端方式去挖掘信息,使事件中諸多細節和案情在網絡中曝光和涌現,形成持續時間較長的輿論關注。

四、結語

在國內網絡輿論二十年的變化過程中,網民角色的多元化代表著網絡社會中個體的再分工,而網絡輿論觀點趨於一致的傾向則凸顯了網絡中逐漸形成的新的群體構建和分化,一個擺脫現實社會而相對獨立的網絡社會和網絡文化體系正逐漸形成。盡管當前網絡環境的秩序依然相對混沌,但私人化媒介的盛行意味著網絡中以共同的利益訴求和興趣愛好為結點的社群文化逐漸顯現,依靠網絡輿論中最小的行動單位--社群的體現和鏈接實現網絡環境內部自發地維護,而非依賴於外部現實的制度來保証,這或許是未來網絡社會走向成熟和網絡輿論趨於理性的標志和方向。(作者系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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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謝琳(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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