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堅決查處發生在農民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近年來，審計難覆蓋、監管不到位、處罰力度小等導致村官貪腐呈現多發態勢。雲南曲靖通過暢通舉報渠道，完善法規制度，有力地震懾了腐敗行為。農村腐敗問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曲靖市採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實際效果如何？記者進行了調查。

　　農村反腐，形勢嚴峻

　　沾益縣169件立案案件中，農村黨員干部違紀案件近七成

　　“過去幾年，全縣每個鄉鎮街道都有基層干部被查處。”曲靖市富源縣紀委書記汪麗說。

　　實際上，富源的情況並非個例。記者採訪中發現，2012年至今，沾益縣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69件，其中農村黨員干部違紀案件115件，佔立案總數的68%﹔涉及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信訪件佔全部信訪件的近70%，共給予黨政紀處分117人。

　　“城郊地區的拆遷，邊遠山區的征地和低保，是問題多發的領域。”沾益縣紀委書記黃海鷗告訴記者，農村地區腐敗領域相對集中，“以沾益縣為例，烤煙收購、農村低保、危房改造補貼是發案最多的領域。”越是利益集中、監管不到位的地方越容易出問題。

　　在煤炭資源豐富的富源縣，村官腐敗則多集中在項目建設、征地拆遷過程中。“像有些村一查一窩，書記、主任、會計等全部涉案，富源縣最多的一個村一次查處7人。”汪麗說。

　　7人並非曲靖市窩案涉案人數的最高紀錄。曲靖市麒麟區曾有窩串案涉案人數多達10人，村組干部在違法違紀過程中“心照不宣、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甚至明目張膽地共同收受賄賂后再進行分贓。

　　腐敗村官下手的對象既有礦產資源、征地拆遷這樣的“肥肉”，也有民生資金這樣的“螞蚱腿”。黃海鷗介紹：“涉及農村低保的舉報基本一查一個准，有些村官全家都吃著低保。”

　　相對於“老虎”多受賄，腐敗村官則貪污、瀆職行為較多。“案值相對不大，但是發案量大。”黃海鷗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村官沒有受賄的機會。不管是征地拆遷還是工程建設，村官往往承擔著統計、測量征地面積和工程量的工作，少數施工者或者被拆遷人通過行賄的手段虛報工程量或征地面積，套取資金。

　　監督乏力，處罰輕微

　　審計無法覆蓋到村一級，村務公開流於形式，對腐敗村官處罰遭遇困境

　　“目前的審計還無法覆蓋到村一級。”汪麗告訴記者，對村官的監督主要依賴群眾監督，上級監督很難全覆蓋。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少數地方因“書記、主任一肩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監督的難度。2012年，麒麟區查辦的26件村組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中，“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共19件，佔村組干部違紀案件總數的73.08%。

　　“群眾發現的不少線索都是通過村務公開途徑了解的。”汪麗說，村務公開是減少村官腐敗的重要手段，“少數村庄不落實村務公開，或者通過弄虛作假的方式公示，但這幾年群眾意識越來越強了。”

　　實際上，對腐敗村官的處理有時也會遇到尷尬。除了少數因為嚴重違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村官，部分村官涉案金額不大，無法進行刑事處罰，如果不是黨員甚至連紀律處罰都沒有。

　　“村組干部是通過村民選舉產生，不是一個穩定的職業，上升的空間很小，也沒有與養老保險挂鉤。所以部分村干部認為，自己不是國家公務員，端的不是‘鐵飯碗’，大不了不當村干部，從而助長了違紀違法的僥幸心理。”麒麟區紀委一位干部告訴記者。

　　“有些村官官不大，膽不小。”汪麗告訴記者，部分村官法治觀念薄弱，截留農戶的補償並挪作村辦公經費甚至私分，還振振有詞。“村官的補貼連油錢都不夠，拿公家錢補貼點也不過分吧？”一位曾被紀律處分的村官如此辯解。

　　“村官收入太低，村集體經費也不充裕，有的村官‘撈錢’補貼自己，有的村官是挪用其它款項作為村裡經費。”黃海鷗說，經費不足、村官待遇低讓窮困地區的村官更容易“出事”。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認為，村官腐敗多發的深層原因在於村民自治制度有效性出現了問題，“一方面，村級自治組織承擔了過多政府職能，而自治、自我管理職能卻相對弱化﹔另一方面，部分地區村務公開流於形式，村民無從監督。”

　　“拍蠅”震懾，標本兼治

　　構建“五級聯動”監督平台，逢舉報必查，完善制度約束

　　“案件查處的震懾性最強。”曲靖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田華兵介紹，曲靖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作為案件查處的重點，要求“逢舉報必查，有問題必通報”，“用身邊案例教育身邊人，用拍蒼蠅警示潛在的蒼蠅﹔通過公開透明提高群眾監督意識。”

　　為解決群眾舉報難問題，由雲南省紀委搭建的暢通群眾訴求渠道“五級聯動”監督平台已經鋪開，群眾可以在村中完成信訪舉報，省市縣紀委領導也可以及時了解督辦情況。

　　沾益縣2014年涉及農村低保的信訪舉報達15件，2015年一季度即將過去卻尚未出現一起。轉變如此之大，得益於沾益縣紀委在查辦違紀案件中更加注重治本。

　　2014年7月，沾益縣在全縣開展規范農村低保專項整治工作，在查辦案件的同時，下發通知要求全縣公職人員及村組干部報告直系親屬享受農村低保情況。通過專項報告、信息比對，2014年共清理退出農村低保對象383人，約佔全縣低保對象總數的1.93%，其中主動申請退出的有189人。

　　“單憑民政局一家單位缺少威懾力，有了紀委做后盾，摸查工作才有了剛性。”沾益縣民政局局長雷琳天告訴記者。在清理過程中，沾益縣以縣委、縣政府名義印發《沾益縣城鄉低保工作責任追究辦法》，從制度上預防違規享受低保的情況。在清理存量的同時，沾益縣還制定、落實基層干部及近親屬享受低保待遇備案制度，對新申請低保的人員和村組干部親屬一律備案，從源頭上制止“關系保”“人情保”。

　　“既要加強查案形成威懾，完善制度預防腐敗，也應提高村干部待遇，讓村干部能夠拿到與其付出勞動相匹配的收入，確保他們履職得到保障。”汪麗說。

　　“要建立村官遴選機制，防止有貪腐行為的村官因宗族勢力影響而當選。”王敬波建議，應進一步完善現有村民自治制度，根據村民素質、經濟狀況等基層治理實際解決村官、村務監督難題。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3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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