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七七事變》劇照

　　記者：中國電影家協會組織了《七七事變》《太行山上》等8部國產抗戰電影和《虎口脫險》等4部外國電影在北京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展映，電影頻道也選擇了百余部抗戰題材影片，從現在起將展播至12月。首先請您介紹一下國產抗戰影片是如何演變的。

　　張東：紀念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常態，到了一個重大事情的重要紀年，我們往往需要搞比較隆重的紀念活動，來對事件的歷史和現狀做個總結。

　　如果從整個中國電影80多年的抗戰作品上來看，“九一八”及上海“一二八”以后，一些電影公司就開始以戰爭為背景，講戰爭中人的悲歡離合。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一些電影機構撤到大后方，還有其他一些電影公司，也拍了一些以抗戰為背景的故事片和紀錄片。但因戰時環境、條件所限，影片不僅數量很少，質量上也難以保証，隻有少數影片如《風雲兒女》《八百壯士》等有影響力。《風雲兒女》還產生了國歌。抗戰勝利后，一些電影公司拍攝的反映抗戰生活的影片，藝術質量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聯華影藝社拍攝的《八千裡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兩部比較經典的、進步的抗戰片，藝術性、思想性都比較完美。

　　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前，抗戰影片的創作達到一個高峰，出現了《地雷戰》《地道戰》《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回民支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等著名影片。改革開放以后，“第五代”的探索片很多都以抗戰為背景，如吳子牛的《喋血黑谷》、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陳凱歌的《黃土地》，從導演到藝術創作都值得關注。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電影開始多元化，也開始產業化、娛樂化，最早應該被提及的抗戰影片是《烈火金剛》，有明星陣容，按照商業片模式打造。所以，抗戰電影在各個時期有各自的不同特點。

　　記者：抗戰電影與政治、與時代的關系非常密切，改革開放以來的視角和內容是怎樣的？

　　張東：我們對一段重大歷史、對民族災難的認識，肯定是隨著時間和歲月的發展、隨著人的觀念變化而改變的。

　　改革開放以后的4個十年，抗戰電影從紀念的角度來講，是有一定的側重和變化的。抗戰勝利40周年時的1985年，強調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流砥柱﹔到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時，對正面戰場已經有一定的認識，《血戰台兒庄》公映，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起的作用和他們的一些戰績有所表現。抗戰勝利60周年時，除了強調抗戰的軍事斗爭以外，同時有了全民抗戰的概念，當年公映的紀錄片《為了勝利》，講述了民間、老百姓的抗戰、整個社會大環境下的抗戰，比如說工商界、文藝界、教育界以及一些普通百姓在抗戰中作的貢獻。今年我們的紀念主題，包括文藝作品創作，更強調把中國的抗日戰爭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框架之內。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以往，有些人，有些勢力，對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估計不足，強調得比較少。我們自己主動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必要。

　　記者：有人統計，中國80多年來共攝制了400多部抗戰題材電影，很多導演熱衷拍攝這一題材，市場也始終廣闊，這是為什麼？

　　張東：首先，戰爭片是電影中絕對不可忽略的類型，好萊塢的戰爭片就很受歡迎。觀眾欣賞電影，喜歡看兩種東西，一種是離自己遠的，一種是離自己近的。戰爭是大家都不願意經歷的，那就通過藝術的形式從電影裡頭看。其次，男人生性好斗，崇尚英雄，女性觀眾也是美女愛英雄，軍人從外表到內在氣質的帥，永遠對觀眾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國抗戰題材電影多，也有自己的歷史和政治原因。軍事斗爭伴隨著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程，應該通過電影表現自己的光輝歷史。但戰爭片又不完全是打仗，與政治、現實有很復雜的關系，也要考慮統戰要求和國際關系等各種因素，而抗日戰爭期間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震撼人心的故事，是寫不完的一個聚寶盆，還有很多東西沒有涉及，隻要找到不同的角度，仍然可以在銀幕上呈現。

　　記者：怎樣看待《地雷戰》《地道戰》等誕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影片？為什麼近年來攝制的抗戰電影還達不到這些電影的影響力，難以載入史冊？比如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影片已經拍了七八部，但是為什麼沒有產生像《辛德勒名單》《拯救大兵瑞恩》那樣的名作？

　　張東：經歷過戰爭的人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拍攝的戰爭片肯定是不一樣的，每一代人對戰爭、對人性也都有不同的思考。《地雷戰》《地道戰》等電影比較朴素，作者都是戰爭親歷者，是把自己的真實體驗變成影片。當時很多觀眾的心理需求也還是希望享受、回味我們的勝利，丑化侵略者。在故事性方面，那一代的編劇、導演等創作者受傳統文化例如章回小說影響較深，具有中國人的傳統欣賞習慣，喜歡有頭有尾的故事、單純的故事線索、性格比較鮮明的人物。盡管其中的日本鬼子有漫畫化、弱智化傾向，但這跟那時整個電影界、文藝界的審美觀都有很大的關系，是大的社會氛圍和美學觀念決定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那時的影片確實有“左”的東西。

　　至於近年來的一些商業電影沒有成為非常成功的抗戰電影，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沒有拍好中國軍隊怎麼在戰爭中和日本鬼子對壘的，二是沒有體現好戰爭背景下各種人的生存、反抗狀態。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被中國電影反復表現，首先是因為這個事件至今不被日本軍國主義承認，也可以引發對我們民族性的深刻思考，此外也還可以提供制作商業大片的元素。具體而言，《南京南京》的主要問題在於最后人為地寫日本兵懺悔，違背歷史和現實，觀眾不認可﹔《金陵十三釵》在商業上選了離奇的故事，請了好萊塢明星，但惟獨忽視了影片核心層面的歷史反思和思想立意，比如妓女和女學生在人格層面上，是否是相等的？對於這樣的問題，影片沒能給出很好的答案，觀眾提出質疑也是必然的。

　　記者：有人說，軍事電影正日漸減少，影響日漸減弱，您怎麼看？

　　張東：這是必然的。在過去的年代裡，軍事、戰爭是國家主要的事情，我們的政黨和人民一度曾經最重要的事就是打仗，軍事在人民生活中佔很大的比重，軍事電影必然受到格外的重視。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前，我國軍事電影曾經佔年產電影的1/3還要多。但是隨著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經濟建設、和平發展成為百姓生活的中心，比如現在大家都在炒股，而不是大家都在當兵，完全按照過去最紅火時的做法繼續拍軍事電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世界范圍內，戰爭片、軍事片一直被關注，也仍然不斷地出現好片子。近年來許多獲得奧斯卡獎的影片都與戰爭有關，比如《英國病人》《辛德勒名單》《拆彈專家》，戰爭片的生死考驗和強烈的英雄主義情結，使其永遠都有魅力，令觀眾熱血沸騰。

　　我始終認為，戰爭不僅僅是軍人的事情，反對侵略戰爭也不僅僅是軍事問題。試想，如果沒有一片和平的天空，我們的股票漲得再快，我們的房子蓋得再多，百姓能過安穩的日子嗎？銘記歷史，居安思危，這正是我們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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