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認為，追求“徹底的多元性”的后現代思維方式，對當下中國大陸傳播研究反思性重建具有刺激和激發效果。這在研究出發點上體現為：承認多樣性視角與路徑的共在，有利於健全“批判”視野的養成，並力戒對某種唯一和本質的“真理”觀的無意識復制﹔研究的多元化隻有在沖突層次才會富有成果，也隻有在彼此間“真切的對抗”基礎上才能達及“批判”的真義﹔傳播研究對未來籌劃的合理性，隻能顯現於多種“地方性知識”的彼此映照之下，傳播研究應將具體殊異的時空及其歷史演變視為探究過程、探究對象的內在構成。

【關鍵詞】傳播想象 后現代 徹底的多元性 地方性知識 批判

作為批判性思維品格的“后現代”

若放開膽子，模仿一下圍繞“媒介”、“傳播”出現的那些無論新舊總有思維刺激的表達，諸如“媒介即訊息”、“媒介即隱喻”（尼爾·波斯曼）、“城市即媒介”（Friedrich A. Kittler）、“物的媒介化”（LashS. & Lury, C.），似乎也可以說，“理論即媒介”。仔細想想，並非一點兒道理沒有。比如傳播學教材中勾勒和展現的所謂“流派”，如果說他們被建構為一個個的小共同體的話，大抵也是圍繞著對某種特定“理論”（或“范式”）的認同組織起來。進一步，如托馬斯·庫恩所揭示，如果“范式”這一特定“媒介”發生了變化，那麼“新理論意味著支配常規科學原來實踐的許多規則要發生改變”，從語言、世界觀到日常工作乃至共同體認同。①事實上，這可理解為學術研究自身的傳播史。

當然，對這個表述需要謹慎的是，不能將“理論”與“經驗”做二元對立的理解，學界同道經常喜歡引用一個說法：“理論”是用來燭照“經驗”的分析工具。的確如此。不過同時還需看到，“理論”本身也不過是特定時空下某種抽象層次的“經驗”表述，因而，任何“理論”在用於照亮“經驗”之前及之中，也都須得到對其前世今生和效用邊界的深層辨析。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補充說明，很明顯地蘊含了某種“后現代”的意味。事實上，上述對傳播研究的自反性運用，也正是想引出本文標題的后半部分，即在當下學者同道們正展開傳播研究重建性反思的語境下，本文想將“后現代”視為一種有利於傳播研究學術共同體（暫且放下這個“共同體”從規范意義上是否存在的糾結）重建研究前景的觸媒。所謂“觸媒”並非是說，理想的傳播研究應圍繞“后現代”的范式重新組織，這既有悖“后現代”的基本精神，實踐上也不可能，毋寧說，“后現代”在本文理解中不僅僅是某種理論流派或是對歷史進程的表達，而更多的是一種批判性的理論品格或思維方式，它可以作為一種觸動、刺激學術思考的媒介，幫助當下傳播研究從某些僵化的路數中掙脫出來，以開放的姿態參與到更富洞見的知識生產與更真切的學術對話之中。這個理解的前提是，理論是媒介，學者是有著能動和反思精神的媒介使用者，“觸媒”催生的是化學反應而不是機械力學。這個說法也不新鮮，英國傳播學者、現任教於香港的柯林·斯巴克斯教授（Colin Sparks），在接受《傳播與社會學刊》學術對談時就指出，當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的最主要的范式轉移，是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的轉變，只是傳播學界“相當多的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轉變”。②

怎樣展示“觸媒”的作用，這需要對標題中的另一概念做個解釋。所謂“基點”，中文含義眾多，在筆者使用中主要是指starting point，也即“出發點”。它包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其一，如果“后現代”確能促動傳播想象的開放，那麼首要的，傳播研究的立足點需做怎樣的調整？這個出發點聯系著怎樣的智識理路，特別是研究者在其間如何想象自身與他者的關系？其二，傳播研究該如何籌劃它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未來？如果“一切凝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在流動和多變的文化叢林中，傳播研究該怎樣走出自己的林中路？又能把自身的智識理路建基於何種土壤之中？兩者密切交織，既關乎轉變的方向，也牽涉如何轉變。

詳細展示繁復紛歧的“后現代”及其對傳播研究的豐富啟迪，超出了筆者的能力，本文僅將思考集中於立足點上的變化，並特別矚目對反思與重建至關重要的批判意識本身。在此，借助了德國學者沃爾夫岡·韋爾施對“后現代”特征的凝練概括，即“徹底的多元性”。③之所以選擇韋爾施，主要基於本文欲從“后現代”中感受正面刺激的意圖，而韋爾施被認為對后現代做了不遺余力的鼓吹，又主張把現代和后現代結合起來，恰好切合此處的實用考慮，換言之，韋爾施的觀點不過是本文所謂“觸媒”的具體化。此外，下文所論的三個方面，基於自我反思和對傳播研究實踐的觀察，努力有所針對，也因而帶有個人的偏向。

1.傳播研究在追求多樣視角和路徑的差異性共存過程中，應時時省察自身邊界，這有利於健全的“批判”視野的養成，也特別要警惕重蹈對某種唯一和本質的“真理”觀的無意識復制﹔

2.傳播研究的多元性隻有在沖突層次上才會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每種視角和路徑要將自身力量的獲得置於與他者“真切的對抗”之中，並由此達及“批判”之真義﹔

3.傳播研究對未來籌劃的合理性，隻能顯現於多種“地方性知識”的彼此映照之下。傳播研究應將具體殊異的時空及其歷史演變視為探究過程、探究對象的內在構成，“批判”也自然蘊涵其中。

“徹底的多元性”與“真切的對抗”

所謂“徹底的多元性”，在韋爾施看來，“跟以往的多元性相比”，“它不僅表現為一種總體視野范圍內的一種內部現象，而且涉及任何一種這樣的視野、框架或基礎。它影響了視野的多樣性，導致不同的概念框架，宣布決定各自的基礎的多樣性。” ④所謂不同視野與概念框架“決定各自的基礎”，意味著“徹底的多元性”是對任何一種企圖佔據“本質”和“唯一”地位的視野及概念框架的批判。眾所周知，它最鮮明地體現為后現代對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的批判。所謂“徹底”，用哲學學者趙敦華的總結，即說后現代是現代哲學對“現代性”批判的集成，“並把這些批判推向極端”。換言之，為后現代哲學所批判的種種“現代性”表現，諸如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尤其是主觀和客觀的對立，知識論上的“基礎論”，工具理性的價值取向，科學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以“自我意識”為中心的反映論，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道主義、本質主義、整體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沒有一個不是已經被先前哲學派別和哲學家（黑格爾之后——引者注）所批評了的”，但“后現代”則要求全面徹底的，且是懷疑、否定、解構和顛覆意義上的批判。⑤

回到當前傳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語境，將“后現代”作為觸媒而非照單全收，意味著傳播研究能夠在剝離其隱含著的某種絕對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前提下，從“徹底的多元性”既汲取批判的鋒芒，又避免重建的誤區。一段時期以來，大陸學者對美國“主流”傳播學研究進行了持續的反思與批判，映照“后現代”不難覺察，以實証主義效果研究為表征的美國傳播學主流范式，本身即聯系著工具理性的主導地位，這已為學界先進反復指陳。這些指陳也有助於傳播研究從對“黃金美國”的盲從下掙脫出來。但是，問題的另一面似乎還少有人關注，即批判者自身的知識視野是否經過了“徹底多元化”的洗禮？批判者是否揮舞著“解放”的話語利器而對自身的“支配”意圖不自知，甚或自以為是？甚至，所謂的“批判”是否因缺失了歷史的同情和視域的融合而陷入簡化而粗暴的解讀？張勇鋒博士針對大陸傳播學者以“批判”面貌出現的對美國傳播研究的膚淺理解，有一句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我們對經驗功能主義的批判亦是不假思索，人雲亦雲，關於經驗學派的幾個老生常談的缺陷，成為需要時隨時可以摘取的方便標簽。” ⑥問題在於，除了那種距離真正學術研究很遠的貼標簽式的“為批判而批判”，是什麼樣的因素限制了學者的批判力度？

如孫瑋教授所指出的：“將美國主流范式的傳播學研究取向（也隻能算之一）當作人類傳播研究的全部價值與意義，正是當前大陸傳播學學科危機感、身份焦慮的主因。” ⑦換言之，缺失了多元知識視野的滋養，所謂的“批判”不僅很容易扭曲批判的對象，也很容易蛻化為對“被支配身份”焦慮不滿的簡單表達，更難以展示本身就應該與“批判”相表裡的建設性的可能。即是說，要想真正從美國主流范式的支配下走出來，傳播研究必須能夠看到更多別樣風景，也是更多重建資源，“徹底的多元性”有助於此種健全視野的養成。這些風景包括美國傳播學中被“邊緣化”的取向、美國之外的傳播研究饒有成果的建樹，以及“傳播學”之外的那些圍繞傳播現象所做的卓越思考。事實上，這些研究成果，⑧長期以來一直與所謂的“主流范式”在知識世界中共在，只是受制於諸如學科設置、教科書、翻譯出版等知識社會學所探討的各種權力因素，在中國大陸又尤其與實用取向相關，豐富多元的研究實踐就此被裁剪、定義和維護成一種“主流”，此種“主流”反過來又遮蔽、拘囿了學者的眼界，導致傳播知識生產的空間越來越窄化。因“危機感”和“身份焦慮”而不滿現狀，但視野卻未能從禁錮中抽身，這樣發自不夠開闊胸腔的批判之聲，激越固然激越，卻難以形成寬厚的回聲。

這在根本上體現著批判者視界中與其他研究者的關系構成問題。韋爾施認為“徹底的多元性”“袒護多，反對獨一無二，抵制壟斷，揭發干涉”，它的批判精神不僅僅是對“獨一無二”和“壟斷、干涉”的解構，還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對未來的預示，因而“它和真正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⑨從這個角度看，在批判“主流范式”之支配性權力的同時，不僅能夠“非常積極”地看到別樣風景，還要以“真正的民主精神”，與這些不同風景，也包括“去主流化”后的“主流”，共存共在，這是“后現代”帶給傳播研究起點上的第一個教益。就反思性批判而言，這也是對批判對象的尊重，即將之回歸到原本就是“多元存在中的一支”的本來位置，其合理性反而自有光輝。

與之相表裡，它還要求任何關於傳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努力，都必須要警惕不能讓自身重蹈批判對象的覆轍，這種歷史重演體現為以“開放”為由，特別是借著“范式轉換”的名義暗度陳倉，試圖以一種新的“獨一無二”和“壟斷”取代舊有“主流”，從而無論借助於制度性權力，還是對某種“真理”的信仰膜拜，再次將之封閉、僵化起來。這種貌似的“范式革命”不是“開放”，不是“翻身農奴得解放”，而更像“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徹底的多元性”提醒傳播研究者，不能僅僅把對“唯一和本質的真理”觀的反對停留在時髦的口頭聲稱，要想真正建構並維護復數、多義的“真理”，“真理”的探尋者必須在出發時和探尋中時時省察自身的邊界。

隻有在與差異的共存中，才能意識到自身的邊界，但意識到了他者與自身，卻陷入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隔絕，或者，僅僅保持一種形同陌路的“點頭之交”。這樣的“共存”或許是一種存在方式，但卻未必能夠激發並保持傳播想象的活力，也難以促成傳播研究的百花爭艷。韋爾施在論及多元性的實踐時指出，“隻有在不同的構想沖突的層次上才會出現多元性，這樣的多元性才會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換言之，徹底的多元性實踐，不能倚靠“懶散”或“以減輕精神負擔為目的”，要麼以“依我看來”做獨斷獨行的偽裝，要麼乞靈於“怎麼都行”的漫不經心，多元並不代表不同的主體，而是“主體們有義務用論據重新參與爭異”。⑩這是一種從正面肯定沖突的積極的差異哲學，彼得斯曾借助海德格爾對“真切對抗”的呼喚，高度倡導這種“讓世界袒露”的交流觀。[11]此種差異哲學主張在彼此共在中“真切對抗”，事實上前文所提及的“批判”，作為“對抗”的形式之一，也要納入這種衡量之下。它給傳播研究重建帶來的教益，就從表面的“多元”更進一層：“開放”傳播想象，意味著在不同的視野與路徑之間要展開有“沖突”的對話——也就是實質性思維與智識的碰撞和交鋒。這既包括已多為學者所提倡的與人文、社會科學諸領域的交流，也包括著“傳播學”這塊“地盤”內部的彼此對抗。或許，在實証、闡釋、批判的范式及話語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不可通約性，就如利奧塔指出的，話語種類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深淵”，但韋爾施認為，“隻有通過沖突和爭異才能逾越話語種類之間的鴻溝”。從這個層面上看，新近學者之間展開的“對反思的反思”，考慮到特別重視“和諧”的中國文化傳統，這樣真切的碰撞不是太多而是太過罕見。

“真切的對抗”既展現於面對面的交流，也存在於學者的思維方式並外化在文本的寫作與閱讀中。上文所謂“在出發和探究中時時省察自身的邊界”，也就是一種主動、積極地與“差異”無聲辯詰。其意義還不僅僅是韋爾施所言的“主體們有義務用論據重新參與爭異”，更是研究者的“主體”本身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建構起來的。更進一步，“真切的對抗”，就是一種把自我與他人同時顯現出來的存在方式。彼此間無論誰是泰斗權威或誰名不見經傳，“同時顯現”意味著既不讓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也不用自我代替他人。[12]這樣的研究讓人看到的，是研究者本人躍動著的生命，以及由他/她所中介出的、同樣是躍動生命間的對話，既互相爭鳴又彼此肯定。不妨換做詩意一點兒的表述：傳播研究者的每一次出發和再出發，每一次主動或偶然的相遇與再相遇，以及惱人或甜美的對抗，都是對“世界”、對“我”的一次再發現，傳播研究不僅僅是這種發現的記錄，它本身就是我們的存在，也是我們存在力量的展示。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開頭所提出的那個疑問或許並不重要，學術共同體本身也隻能存在於一次次這樣的交流之中，研究者或許心懷著彼此超越的“智識雄心”，也隻有“真切的對抗”，才能真正在知識積累的層面上得以實現。

作為知識整體，這裡或許隱含著傳播研究的未來出路。[13]它體現為以“開放”與“對抗（互動）”的辯証統一所推動的知識積累：“對抗”以“開放”為前提，“開放”則以“對抗”為路徑，個體以創新的知識生產自我要求，並通過群體的互動提升整個研究領域的水准。但必須注意，這種良好的前景絕非一廂情願所能籌劃出來。在徹底的多元性面前，與主體一樣，作為領域的某個學科本身也是一個有待生成的過程，且充滿了不確定性。

作為“地方性知識”的雙重闡釋

從人作為意義存在的角度，“對抗”之所以發生，根本上緣於存在著不同的對自我和世界未來的想象﹔所謂“真切”就是在承認與不同想象或規劃共在的前提下，讓各自的籌劃在彼此對詰中更清晰地生成並顯現出來。韋爾施在強調后現代“多元性”之“徹底”時指出，“如果說以往的多元性被看作是統一的開放形式、挑戰或發展理由的話”，那麼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所有的描述、所有的戰略和所有的解決辦法今后都得以多樣性為根據”，“必須以多樣性為出發點，不再反對它，而且把統一納入多樣性的范圍”。[14]傳播研究的重建需要有強烈的自反精神，這也意味著，研究者必須認真審視作為“實踐”的自身對世界的籌劃，這既體現於知識生產過程，也體現在與社會諸場域的互動之中。對自身邊界的時時警惕，除了緣於研究者所依憑的工具存在著視角和路徑上的不同，還因他們的探究對象——多是那個日常生活世界——本身也是這樣的多元存在，且都有著各自的邊界。“真切的對抗”既體現於學術共同體內部，同時也涉及了如何處理學術闡釋（內蘊著學者及其社群的價值）與研究對象的生活意義之間關系的問題，也即研究以何種規范性為根基的學術政治問題。在“徹底的多元性”面前，這已成相當棘手的難題，正如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評述后結構主義者的困難時所說，“他們在否定中重復了啟蒙主義的批判姿態”，這既包括“話語的書寫”的批判形式，也包括“探討普遍主義的主題而同時又否定普遍主義的要求”。[15]或者用一句來自女性主義內部相互批評的表述，“冷漠正是顯現在對后現代主義極樂的盲目沉溺中的”。[16]“地方性知識”可視為探索、求解這一難題的可能選項之一。當學者從某種規范性立場以描述、闡釋或批判的方式介入社會生活之時，“徹底的多元性”所體現的“真正的民主精神”，已經預示了所有用來作為規范或價值評判尺度的那些概念，諸如“自由”、“公正”、“平等”，以及與這些尺度或隱或顯相關聯的理論概念，諸如“公共性”、“共同體”、“娛樂化”等等，都必定要從“放之四海”的“宏大敘事”形態，落回到實實在在的具體時空的歷史經驗當中。在一本頗具后現代色彩、也與傳播研究密切相關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中，作者就指出，“誰有權利或力量為公義下定義”，是現代社會至關重要的問題。[17]吉登斯、湯普森、延森[18]等學者都鼓吹學術方法論上的“雙重闡釋”（double hermeneutics），這雙重闡釋的每一重，生活世界中的日常意義，學術研究中對這些意義進行的與理論話語相聯的再闡釋，都可以理解為與不同“地方性”緊密相聯的“知識”，研究對象的具體時空、研究者所處的時空，也都交織、疊加在這種復雜之內。“徹底的多元性”或“真切的對抗”，意味著學者雖無須借助科學“客觀”的外衣掩飾自身立場，但卻必須能夠層層辨析自身與他者、分析工具與研究對象、話語與行動中的種種“地方性”，在艱苦的智識勞作中做到“把統一納入多樣性的范圍”。也唯此，在學者對社會政治關切中閃耀的寶貴的“解放”或“批判”光芒，才能扎根於堅實的民主土壤。換言之，一旦研究者沉潛入“理論”與“經驗”的往返穿梭之中，圍繞著不同傳播實踐所疊加著的復雜關系和多重時空進行層層剖析、提煉問題、展示對話，不用刻意標榜，“批判”之真義自然蘊涵其中。

事實上，這已成為時下國際傳播學界既重要又迫切的議題。據卜衛教授介紹，[19]第63屆國際傳播學年會（2013年6月）的主題是“挑戰傳播學研究”，其下設有“挑戰傳播學和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主題分會，傳播研究的一些重要核心觀念諸如“社會和文化認同”、“公共領域”、“全球化”等，都受到了學者的批評。例如針對“公共領域”理論，有學者提問：產生於西方“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如何揭示全球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公共領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由此回到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就有兩個路徑或面向對反思性重建格外關鍵：將美國“主流范式”或任何一家西方理論，回歸到其理論脈絡中，也即對其所處的具體時空演化的透徹理解中，在將其還原為學術場域中特定的“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以其規范與分析相映照的“洞見”為提示而非為“藥方”，深入透徹地發掘、探究中國本土社會的傳播問題。或者相反，從具有獨特中國“地方性”的傳播問題入手，[20]仔細檢視學者自身、研究對象所蘊含著的社會關系在具體時空中的層層勾連，並將意義建構的歷史疊加層層剝離，在審慎地構建中國傳播的“地方性知識”努力中，與“其他山谷的他種聲音” [21]彼此呼應，“真切對抗”。

這兩個路徑實際上更像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更進一步說，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還是“西方”，我們的路徑是“由西入中”還是“由中及西”，在一定程度上無關緊要，它們本身就無法徹底分割，毋寧說，傳播研究一直穿行在復雜、流動和多變的文化叢林中，需要不斷地撥開各種知識和心智迷霧，以對各種傳播實踐及關系的敏銳感悟、對媒介與文化不斷的歷史回溯、以及自我與他者的真切對話，探尋富有自身個性的林中之路。一句話，對自身與他者共在的展示，也交織與輝映了對雙方同時展開的肯定與批判。

彼得斯呼吁在當下恢復海德格爾和杜威兩種傳播視野的活力，[22]本文借助“后現代”觸媒所嘗試的，是將此呼吁首先著眼於傳播研究的實踐本身：既要面向世界敞開自身，真切地對話﹔又要立足實踐，尊重差異彼此承認，並努力找到行動之協調。在此前提下，凱瑞的一個具體倡議很對此處的胃口，“人應該先理解自己國家內發生的對話，才有可能理解別處的對話”。[23]或許，在如何重塑當下大陸傳播研究“基點”問題上，這屬於既已非常迫切、又切實可行的方向和路徑選擇。

（孫藜/上海政法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第2版）》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②黃煜、王海燕（編）：《社會轉型中的媒介研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媒體》，《傳播與社會學刊》2015第31期

③④⑨⑩[14]韋爾施著，洪天富譯：《我們的后現代的現代》第7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⑤[12]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第291~292、122~12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⑥張勇鋒：《經驗功能主義：還原、反思與重構——對中國語境中傳播學經驗功能主義的再認識》，《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⑦孫瑋：《為了重建的反思：傳播研究的范式創新》，《新聞記者》2014年第12期

⑧這些成果，限於篇幅無法一一枚舉。僅以研究視角為例，在G. J. Shepherd與 J. S. John合編的一本文集中，就細致呈現了27種“傳播作為……”的視角，每種都附有相關研究文獻。StriphasT. G. (2006). Communication as...: perspectives on theory. G. J. Shepherd, & J. S. John (Eds.). Sage Publications. 也可參見孫瑋教授論文中的例子。

[11][22]彼得斯：《交流的無奈》第14~16、13頁，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13]感謝陳衛星教授在“經驗與想象：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新聞傳播學”學術研討會（蘇州大學，2015年6月）上對本文的批評。此段所論受其啟發，但也有差異。

[15]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第5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6]轉引自：普雷斯：《差異、公共領域、身體和技術：女性主義傳播理論的最新發展》，載庫蘭主編《大眾傳播與社會》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

[17]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第2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8]延森：《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第11~1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9]卜衛：《國際傳播學研究：危機、批評與挑戰》，《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4年第12期

[20]黃旦：《問題的“中國”與中國的“問題”——對於中國大陸傳播研究“本土化”討論的思考》，載黃旦、沈國麟編：《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第35~57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1][23]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第74、54頁，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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