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在臨終前題的最后一幅字——彰前賢勵后學。本報記者 何林璘/攝

　　圖片來自甘惜分微博。

　　這是1989年從北京鐵獅子胡同1號開始的約定。原本只是幾個“毛頭小子”到導師家求教、順帶蹭飯打牙祭的聚會，沒想到，這一聚，就是風雨無阻的數十年。

　　今年1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鄭保衛，復旦大學教授童兵，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燕南等“甘門弟子”，第28次一起聚到老師家裡。

　　他們早已是聞名中國新聞界的學者，只是這一次，老師永遠不在了。

　　老師叫甘惜分，有人稱他是中國新聞學教育奠基人、中國黨報理論奠基人，他則自稱是“一個執著的新聞規律探索者”、一介“書生”。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位百歲教授認同報紙的一個作用在於讓黨的綱領路線與群眾見面。另一個視角裡，探索如何集中人民的意見、批評，形成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成為他后來不斷調研、開會、寫文章呼吁的事情。

　　最重要的影響是追求真理、不唯書

　　上午的陽光正好透過窗戶洒在客廳的一把藤椅上。“他一輩子都愛晒太陽。”甘惜分的兒子甘北林說，這是父親每次笑瞇瞇地坐著聽學生談天說地的地方。

　　“新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愛的導師甘惜分教授於昨天（1月8日）22：55駕鶴西去……僅僅8天前我們還在一起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今天卻天人兩隔，哀慟之情無以言表！願甘老在天堂安好……”1月9日，喻國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寫道。

　　“8天前的元旦還來看望老師，還感慨當時老頭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是這兩年最好的時候。”喻國明感慨。

　　每年的元旦和4月甘老的生日，是甘門弟子“雷打不動”地一起去甘老家拜訪聚會的日子。“上世紀80年代就常去老師家裡請教，當時都年輕、經濟條件差，師母給我們燒川菜打牙祭。”喻國明說，“所以之后每回拜訪老師后，我們都會選一家老師家附近的川菜館請老師吃飯。師母不在了，得讓他繼續在新年第一天吃上家鄉的川菜。”

　　元旦那天因為學生們要來，甘惜分一反常態地一早5點多就睡不著了。一見面，已經百歲的他還幽默地打趣自己唯一的女學生劉燕南說：“你還是跟以前一樣漂亮！”“接著就還打趣我怎麼又胖了，胖得眼睛變成一條縫了。”喻國明仍能記起甘老當時開朗的笑容。

　　“老師一生有兩大愛好，讀書和書法。”劉燕南回憶說。不同於其他的探望，“甘門子弟”每次帶來的是文房四寶和書一類的小禮物。

　　甘老的客廳和臥室的半面牆壁整整齊齊地擺滿了書。“八九十歲的人了，還常常走路兩公裡去三聯書店，不舍得打車但舍得買書，買上三四十本書自己一手拎一摞走回家。”由於空間有限，甘惜分的兒子甘北林不得不勸父親少買點兒書。

　　甘惜分不僅愛書，而且每讀書就必做批注。客廳書架上擺著38卷本的1958年版《列寧全集》，每本書上都密密麻麻地塞著甘惜分做過筆記的小紙條，泛黃的紙條上仍能隱約看到標注的內容。

　　“他不止一次地說：‘我隻要活著，就要看書，就要寫作，就要思考問題。’他還說，‘戰士戰死在疆場是光榮的，學者倒斃在書齋也是光榮的。如果哪一天我在書桌前看書閉上眼沒有醒來，那是光榮的。’”鄭保衛回憶說。

　　劉燕南說，甘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獨立思考，“‘博覽群書，獨立思考’是他給我的題詞，要不唯上，不唯書，堅持探索真理，不放棄”。

　　20多年過去，當年的那些年輕人如今多已是中國新聞學界的知名教授，也早已年過半百，但甘惜分對他們的要求卻從未放鬆過。他常說，學生不超過老師，不是好學生。

　　這次元旦的聚會，甘惜分聽完學生的討論后，也依然不忘強調：“你們以后每年至少要出一本書！而且要叫得響！明年要帶著書來見我！”

　　作為甘惜分指導的，也是中國第一位新聞學博士，童兵深有感觸。他說：“他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就是對真相的不斷追求，對真理的不斷追求。”

　　幾位學生已開始籌備甘老的百歲生日紀念。但就在距離百歲生日100天的1月8日，甘惜分突然離世。

　　錯過了元旦聚會的鄭保衛沒能見上導師最后一面。“連著兩天晚上都睡不著覺，像過電影一樣一幕一幕，這麼多年的交往回憶都在流動。他對我來說，亦師亦友”。

　　他們私底下親切地喊他“老頭”。

　　戰場走出的新聞學教授

　　從甘家回來，重新翻開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往事又浮現在劉燕南心頭。

　　劉燕南是文集編委會的秘書長，負責整理老師的經歷和文章。有的作品年代久遠，圖書館沒有收錄。當翻出字跡潦草的原稿，一些字連甘惜分也一時認不清了。大家把原稿一字字敲進電腦，兩年共整理出180萬字。

　　劉燕南這才發現，自己的老師原來“經歷蠻坎坷”：他出生於四川，21歲時不顧家人反對投奔延安，后來成為政治教員，給八路軍干部講授馬克思主義。抗日戰爭期間，他一度被日軍俘虜，又在夜間巧妙逃出敵人控制的縣城，回歸共產黨部隊。

　　這些外人看來光鮮、傳奇的經歷，甘惜分卻很少在講課中提及。

　　“后來我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值得一提的東西。”喻國明回憶，當年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發表講話，甘惜分是現場記錄者﹔劉胡蘭事跡、楊虎城將軍被殺害等有影響力的事件，都由甘惜分最早編發或發表。

　　甘惜分的新聞之路是在戰爭時期的新華社啟程的。曾經，他隨一個談判執行小組前往山西大同。甘惜分進市內“逛街”，被閻錫山軍隊的特務發現，被強制押送出境。

　　隨后，通訊《大同——日本投降者的樂園》《閻軍虐待我戰俘作苦役》發表。

　　“我好險！我差點成為被敵人暗殺的新華社記者。”甘惜分感嘆，一名《晉察冀日報》記者后來也未經准許闖入大同，結果被特務設計殺害。

　　職業的轉折發生在1955年。甘北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新中國那時要培養新聞人才，北京大學中文系設立新聞專業，但國家沒有教材、沒有師資，請新華社物色人選，就把39歲的父親挑來，“直接說你是副教授，定的是12級”。

　　喻國明解釋，在過去，13級、14級就算是級別很高的老干部了，甘惜分當副教授時，北大還隻有一名正教授。

　　戰爭年代的政治工作經歷成為登上講台的“金字招牌”。甘北林說，父親到北大報到，登記學歷時答“初中畢業”，“初中畢業來當副教授？這個不行，沒法寫。對方問他還學過什麼，回答說‘延安馬列學院’，畢業以后是政治教員，對方說‘這行了’”。

　　盡管培養新聞人才的任務艱巨，但當時大學尚無新聞專業教材。有的老師試圖從蘇聯翻譯，但沒法完全適用，一個百廢待興的學科擺在新聞人面前。

　　多名新聞學資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甘惜分對新聞學的貢獻在於，他在空白的領域裡寫出了講義，慢慢整理出正式教材，改革開放后出版了《新聞理論基礎》，全國通用。

　　那時中國新聞學學術著作中，該書發行量在20萬份以上，這在全國絕無僅有。

　　“從新中國的角度來說，他在新聞界的資歷是：最老的一代人。”喻國明說。教材出版的時候，北大新聞專業已合並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多時了。

　　童兵是甘惜分的第一屆研究生。童兵還記得，1978年上新聞理論課的時候，甘惜分認為原先學界對新聞的定義不夠嚴謹，傾向性不明顯，“他認為，新聞除了報道事實之外還要評述事實，而且要影響輿論”。他給出的定義是：“新聞是報道或評述最新的重要事實以影響輿論的特殊手段”。

　　這位被視為正統的新聞工作者，將“新聞”的定義落在了“特殊手段”。

　　他感慨“從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

　　甘惜分1978年開始指導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時，已經62歲。

　　喜歡和年輕人交流的甘惜分，常在自己的課堂上鼓勵學生暢所欲言。“不要顧忌我原有的觀點。在研究學問面前，我們都是研究生。”他還常說，學生不敢與老師辯論，不是好學生。

　　在他的鼓勵下，常有學生在課堂上提出一些疑問或批判。對於這些觀點，甘惜分不僅不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壓制，還總是邊聽邊將觀點記在筆記本上。

　　除在學校任教外，他還受邀奔波於各地作報告。但兒子甘北林卻直白地告訴甘惜分，他接觸社會的途徑太少了，“你每次出去作報告都是被前呼后擁，看不到真實的社會”。

　　“現在新聞系的老師都有一股勁，要重新讓新聞系煥發青春，可我們年紀都大了，需要你們這批小青年來接班。”對於1981年碩士畢業后想回家教書的童兵，甘惜分極力挽留。於是童兵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

　　上世紀80年代，甘惜分開始嘗試與學生一起做一些民意測驗，比如針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讀者調查，用來評估當時黨報對於社會需求的完成度——有哪些內容構成哪些功能、有哪些表達方式等。在當時，民意測驗的方法開創了國內先河。

　　1986年，在甘惜分的帶領下，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正式創辦。作為中國大陸第一家從事輿情民意調查與研究的學術機構，它利用自下而上的相對科學完整的定量方法反映民意的做法，震動了當時的中國新聞界。

　　甘惜分曾形容當時的創辦條件是“四無”——無經費、無電話、無編制、無辦公室，“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雖然創辦並未遇太大的阻力，但一些民意測驗的具體執行卻遇到了難題。

　　創辦之初，中央思想領導小組就委托研究所做一項關於大學生思想狀況的小型研究，研究所將調查擴展到了全國范圍。

　　但調查過程中卻傳來了有調查學生在河北、山西被當地公安機關扣留的消息。原因是在他們的調查問卷態度量表中，設置有正題和反題。作為一種再正常不過的態度量表形式，他們將政府觀點作為正題，援引了跟政府不同的典型觀點作為反題，來考察學生態度，卻被當地公安機關誤認為別有意圖。

　　“當時的公眾對於民意測驗、態度量表幾乎一無所知，是完全空白的領域。”喻國明說。

　　在童兵看來，甘惜分創辦領導輿論研究所的經歷也給他自身帶來了變化，“更加關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更加同情普通民眾的民主要求”。

　　由於各地民眾常有冤情投訴無門的情況，輿論研究所常被誤認為是上訪機構。研究所收到投訴和冤案的來信，是常有的事。

　　“甘老覺得當時從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缺少體現百姓呼聲的途徑。”喻國明說。甘老常教導他們要關心這些來投訴的民眾，盡各自所能做好接待與解釋工作。

　　同時，甘惜分還帶領研究所發起了多項輿論調查。比如針對首都知名人士的龍年展望調查。“調查這個的主要緣由是各方對當時的新聞報道很不滿意，說假大空、會議新聞大話空話成堆，老百姓不感興趣，批評太少，輿論監督沒有力量等。”童兵說。通過對這些知名人士對當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問題的現狀評估和未來預估，和對當前新聞宣傳功能方面的態度評估的調查，得出對現狀的判斷和對未來發展形勢的預估。

　　此外，甘惜分還領銜作了關於新聞法制建設關鍵問題的調研。“帶著學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到南京、上海、廣州等全國各地，征求當時新聞界較活躍的人對於新聞法設立關鍵問題的看法、意見和擔憂，最終形成的調研報告長達數萬字，毫不避諱地呈現了各方觀點，提交給當時的中央高層。”喻國明說。

　　打破批評的禁區

　　報紙是商品還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這個問題在甘惜分與另一名學者中“糾纏”了多年。

　　那時，南方一名學者主張“報紙是商品”，甘惜分撰文批評他，認為“黨報怎麼可能是商品”，“他說報紙是商品經濟的產物，甘老師說報紙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兩人的觀點是相對的。”鄭保衛認為，前一個觀點是探討近代報刊最早發生、產生的原因，甘惜分講的更多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考慮問題。

　　“他們說得都對，但是限制詞不一樣，兩個人就有很多這樣的爭論。”鄭保衛說。

　　喻國明告訴記者，並不是說甘惜分有意附和什麼觀點，而是他從自己的經驗真誠地認為這樣是對的、是對黨和國家負責任的，對人民群眾是負責任的。

　　研究視角變化在1979年已有顯現。童兵回憶，1979年10月，甘惜分在建國30周年學術討論會新聞組會議上發言說：“報紙是人民的，是屬於人民的，黨報同時也是人民的報紙，應當充滿人民的聲音，應關心他們的疾苦，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我們要為辦好一張人民的報紙而努力奮斗。”

　　此前的一個月，甘惜分還在學術發言裡提出要打破批評的禁區，“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我們對干部開展無私的批評也將使那些違法亂紀者、玩弄特權者、官僚主義者知所畏懼。”

　　這些今天都是常識的觀點，在多名學者看來，那時候說這些話卻要承受壓力，需要勇氣。

　　喻國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其實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就是報紙上能不能有監督性、批評性的一些表達，“這在當時的媒介功能中幾乎是沒有的，這是創新性的一種舉動”。

　　他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火車站有一個人引爆了自制的炸藥包，沒人受傷，新華社發了一篇簡訊，不到100字，卻成為新現象，成為改革標志性的信號。

　　甘惜分發現，如果不利的事情不報，對爭取主動地位其實是不利的，“即使不報，各種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們確定的原則就是對於不利的事情，報比不報、早報比晚報對於政府獲得主動權、輿論引導權更有利”。

　　“凡是影響重大的、凡是與老百姓生活有關的、哪怕是不利的事情，也應該及時地報道。”他向中央領導寫信，有前因后果、有定量分析，倡導打破這個禁區。

　　喻國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甘惜分不斷在會議、文章中倡導，這個原則被官方逐漸接受，開始逐漸有控制地報道一些突發性事件，“從這一點來說，甘老師真是執著地提出問題”。

　　鄭保衛說，文化大革命之前，權力得不到制約，公民監督政府和官員沒有正常渠道。甘惜分提出“一個方向，多種聲音”，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有多種聲音表達，“非常強調利用批評和監督的手段，讓老百姓來說話”。

　　這些觀點逐漸進入了官方話語體系。近年來，越來越多高級干部表態，“批評報道同樣是主旋律，同樣是正能量”，四川省紀委書記甚至公開“抱怨”稱“批評報道一篇也沒見到”“媒體的思想還不夠開放”。

　　鄭保衛回憶，后來，甘惜分看到並肯定了這些進步，但總覺得做得還不夠，並且在研究怎麼來作好批評監督。

　　在一次會議上，甘惜分再次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語氣堅決，神態激憤，“當時讓與會的人都覺得有一點點緊張”。喻國明回憶。

　　“甘老師其實很執著，但他並不是固執，比較從善如流，而且堅持尋找真理，不斷求索。”與他的很多學生一樣，劉燕南也見証著觀點的轉變，“他會對早年的研究作出反思，不怕對自己的一些東西進行再思考。”

　　“不要跟那些辦得不好的報紙學”

　　“這幾十年我沒有變過書生味道。”甘惜分評價自己“太書生氣”，對社會交往和人情世故都不用心。

　　退休之后，他期待的重要社交，恐怕是退休后坐在鐵獅子胡同的家裡，等待學生們相聚，談論國家大事。

　　“甘老師也參與，也會點評一下，但大多數還是笑瞇瞇地聽，因為機會比較難得，他願意聽大家多說。”喻國明陷入回憶，“我們說話也是天南海北的，各種信息都有，有的重要，有的有趣。”

　　甘惜分對新聞界的一些現狀並不完全滿意。有時，他會和學生探討如何通過合適的渠道，把一些真實情況給公開表達出來。

　　“他對新事物還是抱著一種樂觀其成的態度。”喻國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告訴老師，現在，微博微信已經可以實現公民表達的功能。甘惜分急忙追問“微博微信到底是怎麼回事”，接著，他瀏覽了微博，還開通了賬號。由於眼睛不太好，很多微博都是由他口述，家人代為發布的。

　　甘北林透露，幾個月前，父親還問過他五六次“什麼叫大數據”。

　　事實上，當年甘惜分關注的話題，在他告別講壇之后並沒有完全解決。2006年，鄭保衛的博士生樊亞平走進了甘惜分的家門。這名年輕學子學習了甘惜分的論文著作，打算給“師公”作一個訪談，“目的就是希望借甘老的口，強化學界和業界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對著老前輩，樊亞平提出，一些學者的觀點根本站不住腳，但是沒有人與其爭論，學術研討會從來都是各說各的，“聽到這個話題，甘老非常激動，說確實需要爭論，‘我寫一些文章，我就希望有人站出來跟我爭論，但是沒人爭論啊，要是有人就好了，我就可以進一步闡發我的觀點’。”

　　當樊亞平問“如何做一個好記者”，甘惜分說“為人民說話”，又問“怎樣成為一個好記者”，甘惜分答“首先是一個好人”。

　　“他當時像老小孩一樣。”樊亞平回憶，聽到新聞界的一些“老病”，甘惜分希望他把這些“很有戰斗力的話題”直接寫出來，“那樣更有沖擊力，能夠在學界和業界掀起一股巨浪，”“你在前邊沖，我在后邊給你敲邊鼓”。

　　“我就感覺，他雖然90歲了，但是那種戰斗性、沖擊力，真的是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如今已是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的樊亞平說。

　　在甘惜分的多名學生、家人看來，甘惜分之所以長壽、思想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隻關心國家大事，不計較個人得失”。

　　甘北林告訴記者，父親潛心學問，並且隻做自己感興趣的學問，不計較政治待遇、經濟待遇：“四十年沒黨齡，不漲工資，沒提等級，誰能受得了？”

　　年輕學子沒有忘記甘惜分的名字。在高校新聞學教科書裡，甘惜分在《新聞學大辭典》中的一系列新聞學定義成為繞不過的學習目標，還有新聞系學生辦的校內刊物請甘惜分題字。

　　2012年，由他題字的一家學生媒體派學生記者回訪了甘惜分。

　　令這大二名女生意外的是，教科書裡屢屢提及的老教授甘惜分，一些觀點似乎與年輕人不在一個話語體系裡，但看完校園報紙之后，他用一口四川口音說：“挺生活化的，學生報紙就應該這麼辦。”

　　“文風僵化、思想老化是新聞界之大疾也，不要說一些套話，不要跟那些辦得不好的報紙學。”當這位近百歲的書生說出這樣一番話的時候，年輕的學生說，她“震驚”了。（盧義杰 何林璘 歐陽方星 車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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