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甘惜分在重慶。

　　一九四九年，甘惜分擔任新華社西南分社採編部主任。

　　1982年，甘惜分（左）與方漢奇應邀到東北教學。

　　2015年8月31日，甘惜分獲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編者按

　　還記得2014年那個明媚的京城四月天，春風所至，處處桃李芳華。伴隨著弟子們輕聲淺唱的生日歌聲，當時98周歲的甘惜分先生笑吟吟起身，沒等攝影師調試好鏡頭，就干脆利落地吹滅了跳動的燭焰，舉手投足間盡顯骨子裡的爽快與率直。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位簡單率真的老人，卻在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中走出了一條並不簡單的人生路途——從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投身戎馬，到冒著紛亂炮火成為黨的新聞工作者，再到后來步入杏壇傳道授業解惑，專注於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探索。數十載的光陰流轉，甘惜分的每個轉身都是果敢的。

　　誰也未曾想到，噩耗來得那麼突然。甘惜分，這位著名新聞理論家、新中國新聞學奠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於2016年1月8日22點55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本已寫好的文章還未刊出，斯人已逝，深感痛心與愧疚。

　　這是一篇遲到的文章，謹以此文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靈，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大禹惜寸君惜分，滿園桃李苦耕耘”，對新中國新聞事業與新聞教育的勤勉付出，讓甘惜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奠基者”的身份被人銘記﹔“寧為真理下跪，不向謬論低頭”，對真理的孜孜以求與執著堅守，則愈發彰顯著一代大家的清亮品德與人格魅力。

　　如同美酒陳釀，甘惜分的豐富閱歷與精深學養，隨著歲月的積澱而歷久彌香。

　　頭頂耀眼的光環，甘惜分卻總是強調，不要把他夸得太過了，不要給他戴各種高帽子，自己真正中意的是被稱作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先驅者”和“引路人”。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甘惜分都沒有停止過對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探索和追尋。

　　探路革命

　　1916年，甘惜分出生於四川省鄰水縣的一個窮苦家庭。由於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后，年僅16歲的他就不得已輟學，成為一名鄉村小學的普通教員。

　　年輕的甘惜分求知若渴。為了與先進思想保持同步，他傾盡微薄的工資，多方訂閱來自上海的進步讀物。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與甘惜分邂逅，並在這個歷經苦難的年輕人心底觸發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還在山溝裡時，我就已經從上海的進步書報裡面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那時候上海都是些進步知識分子，比如說李公朴等人。”

　　如果說進步書報為甘惜分提供了影響深遠的價值觀啟蒙，那麼兩位重要人物的引導則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選擇。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產黨人熊壽祺，彼時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經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學習馬克思主義﹔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學時代的老朋友熊復，這位初中畢業后便去上海讀書的伙伴，不僅與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過書信拓寬了好友的革命視野。

　　進步書報與良師益友，潛移默化間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激變，血氣方剛的他開始以實際行動“鬧革命”。一方面，他團結縣城進步青年成立秘密讀書會，並在抗戰爆發之后將其改組為抗日移動宣傳隊，以歌曲、話劇等形式宣傳抗日救亡﹔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積極支持地方的進步運動。

　　“1935年華北事變后，全國形勢風雲突變，華北國土之內竟容不下一張書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運動，我和熊復都參加了。每次回來，如同經受了一次革命洗禮，思想不斷提高：家國亡矣！非革命不可！”

　　然而，那個年代，鄰水縣還遠遠算不上是進步青年的理想國。“那個時候連讀馬克思主義都是很困難的，而且可以說是‘犯規’的。別人會想，‘喲！這個人在看馬克思主義！’發現了就會向上級報告。所以學馬克思主義就隻能偷偷讀。”談起讀“禁書”面臨的重重風險，甘惜分卻格外淡然，甚至連講述的語調都充滿了輕鬆調侃。

　　“我到延安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為了尋求進一步的思想提升，在熊復的邀請下，甘惜分欣然赴約，踏上了前往革命聖地延安的旅程。

　　1938年，甘惜分抵達延安，先是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之后很快轉到中央馬列學院，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專門攻讀馬列經典著作。

　　在甘惜分心中，延安是一個由真理和真知搭建起來的聖殿——

　　“我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了解是從延安開始。過去在四川的時候，上海出版的報刊有真有假，編譯都是二手貨，不一定可靠，但到了延安就不同了，我們認真讀原著，像《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反杜林論》《資本論》等，這些書都是經典著作。”

　　而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延安也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點。

　　1939年夏，黨中央把多所學校移往敵后抗日根據地，甘惜分奉命跟抗大一起轉移。當時適逢賀龍率領的一二〇師請求抗大派人提高干部的政治素養。就這樣，年僅23歲的甘惜分，開始以思想為槍，成長為一名光榮的政治教員。

　　在一二〇師的高級干部研究班裡，甘惜分圍繞歷史唯物主義侃侃而談，為教學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與心血。

　　1940年，由於戰略需要，一二〇師緊急從河北趕回晉西北，甘惜分也隨之在晉綏軍區安家，此后歷任中共晉西地方黨校教員、晉綏軍區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軍區檢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襲，不幸被俘。為了保護隨身攜帶的機密材料，他緊急將文件包埋入地下，即便被日寇嚴刑拷打，也始終沒有透露半個字，黨的機密得以保護。

　　四個月后，甘惜分抓住機會成功逃脫。死裡逃生看似是命運的眷顧，然而要捱過這裡邊的每一關，無一不需要堅定信仰的支撐。

　　“一生當中，我的第一個轉折就是從四川一個偏僻的小縣大膽地走向了延安，不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參加共產黨就沒有我這一生，我這一生中第一步跨對了，日后艱苦自學，才能有成。”

　　探路新聞

　　從延安到山西，甘惜分對革命的理解逐漸深入，而他的命運也在而立之年迎來了第二個轉折點。“在晉綏邊區的時候，我先在《晉綏日報》，然后在新華社晉綏分社，慢慢學做記者。”在日復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參與進一線的新聞實踐。

　　實際上，當記者，可以說是甘惜分很久遠的一個願望——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鄒韜奮那樣，做一個能帶給人巨大鼓舞的新聞記者。

　　在晉綏邊區，這個夢想成功地照進現實。

　　1945年，為順應國內外局勢變化，甘惜分被調動到司令部，負責每天撰寫軍情報告送到新華社，在前線供稿，這就是他從事新聞工作的發端。

　　1946年，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和談期間，甘惜分跟隨軍代表前往大同採訪。初入新華社不久的他為了獲得新聞線索，冒著被特務發現的危險行走街市，觀察各方動向。

　　“在大同我看見日本鬼子，穿著軍裝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我一看就生氣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嗎，還這麼神氣，”在一篇回憶文章中，甘惜分回憶起這個令他義憤填膺的片段，“這件事讓我覺得，新聞不一定要採訪什麼人物，有時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處走一走，看一看啊，就會發現新聞。”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完成《大同——日本投降者的樂園》《尷尬的嘴臉》等通訊，引起廣泛重視。就這樣，通過在一線工作中培養起的專業嗅覺，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實踐中總結出的新聞方法論。

　　當時，中共綏蒙區黨委要創辦一份《綏蒙日報》，甘惜分奉命調至此處，成為《綏蒙日報》的創始人之一。后來他又在農村，以一人之力，操辦《今日新聞》小報，“每天就用一個小耳機聽新華電台的新聞，把它們謄抄下來，貼在村口路邊的牆上”。

　　1947年，甘惜分進入新華社晉綏總分社擔任領導，感動幾代人的劉胡蘭烈士事跡，就是在這個階段經甘惜分之手親自修改、編發的。

　　短短兩年間，甘惜分從一個新聞“門外漢”成長為採編一線的“頂梁柱”。回顧這段生涯，他認為，成長的關鍵在於“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華社，也研究地方實際”。

　　對於那個年代的前線新聞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獨到的感觸——

　　“老實說，在晉綏邊區的時候，無論是《晉綏日報》還是新華社晉綏分社，有些同志由於沒讀過馬列著作，對工人生活的了解、對工人社會的了解，到底還是不一樣的。我那時候就想，幸好我讀過《資本論》，這些書不容易讀的咧！因為當時我們的環境是農村環境，不是資產階級環境，我們接觸的也不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系，對於了解這些關系很不利。”

　　1949年，甘惜分應中央要求前往重慶，擔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我自己是採編主任，但我還是經常到基層去採訪，當時我們剛把國民黨趕走，在採訪中了解到國民黨對人民的殘忍吶，無情吶……我在重慶這段了解了很多情況，也在《新華日報》上發了不少消息。”

　　任職期間，甘惜分不僅報道了蔣介石逃離重慶時下令屠殺政治犯的慘案，還報道了成渝鐵路從動工到通車的全過程，更見証了新中國工業由弱變強的崛起之路。

　　回首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這段歷史，甘惜分無限感慨——

　　“全部解放后，我們進了重慶這樣的大城市，這些地方工廠有很多，不過這時的工廠都是國營企業，資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改成國營的了，完全的私營企業都很少了，我也是在這個時候了解了更多工人階級的勞動。”“101鋼鐵廠是重慶最大的鋼鐵廠，我在這裡面採訪了很多次，了解了一些工人階級的情況，也感覺到鋼鐵工業是國家最基礎的工業，一個國家連大工業都沒有是強大不起來的。”

　　“沒有摸爬滾打不行哦，哪一門學問都是摸爬滾打出來的。”從一名政治教員成長為經驗豐富的黨的新聞工作者，甘惜分在新聞之路上的成長與探索，的確離不開“摸爬滾打”。而這數十年的實踐和摸索，也為他日后的理論思想奠定了扎實的根基。

　　探路理論

　　1954年，38歲的甘惜分離開了一線新聞崗位，奉調先后到北大和人大，為社會主義新聞教育事業奉獻才華，主要講授新聞理論。“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學教書，不會縱橫捭闔，不會上下其手，隻會鑽書本，但我不是一個讀死書的書呆子，我是一個讀書嚴謹、務求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書呆子’。”甘惜分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對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實的寫照。

　　“我1954年到北大（教授新聞理論），當時新聞系什麼都沒有……我就慢慢地，在新聞理論和實踐中摸索。”閱讀馬列經典著作長大、革命前線採寫經驗豐富的甘惜分，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中汲取精華，他甚至給自己立了一個志向，那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追求、發現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基本規律”。

　　“新聞階級性”“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對人民負責”“對真實負責”……憑著不服輸的勁頭，甘惜分按往日的經驗，在學術圈子中摸爬滾打。

　　然而，在那個運動頻繁、斗爭混亂、意識復雜的年代，新聞學學科草創，種種問題尚未定論，許多概念、許多思想、許多觀點不免發生激戰，尤其當政治大潮裹挾了學術研究洶洶而來時，甘惜分仍始終捍衛著心中馬克思主義的信條。

　　1957年，在第二次首都新聞座談會上，甘惜分批評了當時復旦大學王中教授的觀點，此后更是多次批判這種觀點偏“右”。他認為，王中的意思是新聞是商品，這個他不否認，但他反對王中把商品當成報紙的本質屬性，因為新聞更是一種思想工具，它是一種反映人民情緒、對人民進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夠簡單地歸結為一種商品。

　　“這個老兄年紀比我大一點，他沒有到過延安，一直在上海，對上海小資產階級懂得多一點，對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關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馬克思主義。我是在延安長大，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對象就是資本主義，所以我認為王中並沒有抓到資本主義的實質。”回顧往昔的論爭，甘惜分細致地解釋了自己批判王中教授的原因，聲音中充滿了平靜與堅定。

　　說者無意，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浪潮中，原本正常的學術論爭很容易被上綱上線，對王中所造成的政治影響，也成為甘惜分心中難以磨滅的心結。“講老實話，我覺得我當時批判他並沒有錯，只是態度太尖銳了，這是我應當做的檢討。”

　　然而誰能想到，時過境遷，僅僅過了兩三年，當年的批判者卻受到了更猛烈的沖擊，這一方面讓甘惜分意識到自己當年的沖動和莽撞，另一方面，直率和敢言的性格，也推動著他奮起反擊捍衛真理。

　　1960年，全國“反右”斗爭擴大化，學術界、理論界、新聞界都在批判附和蘇聯修正主義的言行，在緊張的斗爭局勢下，上上下下人人自危。5月，部分激進分子從系裡教師的講義中硬扯出800多條可疑字句加以批判。

　　然而，在甘惜分看來，這些人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沒有新聞工作經驗，甚至無知到把對的馬克思主義語句當成了修正主義。出於對這種“左派幼稚病”的反感，他向那些批判者發起了義正詞嚴的批評，這也招致了對方更為猛烈的回擊。

　　極“左”者給甘惜分扣上了“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右派”的帽子。在對極“左”者作出反擊的過程中，甘惜分以馬克思主義真理為武器，充分展現了有理、有力、有節的學者風范。

　　當極“左”者揪住其“報紙是讀者觀察生活的學校”的觀點，污蔑甘惜分鼓吹旁觀時，他不卑不亢，馬上拿出《列寧全集》回擊，指出列寧論辯証法的第一條就是觀察的客觀性。

　　時隔多年，談起這段經歷，甘惜分依舊傲骨錚錚——

　　“他們不懂得馬列主義，沒讀過什麼書。我從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到馬列學院學習多年，還給部級高級干部講過課，又在新華社待了十年，讀的馬列主義著作比他們多得多。我引經據典和他們爭辯，結果，辯來辯去，他們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他們。”

　　終於，直到1961年，在中宣部的調查下，甘惜分的觀點被肯定，極“左”者的囂張氣焰也偃旗息鼓。在全國都在“反右傾”的局勢下，他卻勇敢跳出來“反左”，並且獲得了勝利，此間的膽量與智慧，實非常人所能及。

　　採訪中，甘惜分多次擲地有聲地強調：“我信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回顧種種爭論給自己帶來的紛擾，甘惜分舉重若輕，“我就是這樣接受命運的安排自投羅網，闖進這個‘無學之學’的圈子裡面來研究新聞學的”，與他人的爭論，也只是為了探討新聞這門科學的規律。

　　正像甘惜分在《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中詼諧的自嘲那般，幾十年來種種遭遇，無非是“被卷進漩渦，嗆了幾口水，眼見幾家歡樂幾家愁，自己也成了一隻落湯雞，又打而不倒，死而復生，生就一副犟脾氣，繼續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說，他甘願做真理之神的馬前卒，而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恰恰就是這位新聞理論大家最堅定的精神皈依。

　　探路教育

　　挺過了“反右傾”浪潮，1968年到1978年，甘惜分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對於此間種種心酸與委屈，他鮮少提及，他甚至認為這些苦痛無足挂齒，因為“這些往事，好多人都能背誦一大篇”。然而，在政治運動中浪費的精力和虛擲的光陰，卻成為老人心中長久的遺憾。

　　而實際上，不論是在下放勞動中，還是在派系論爭中，甘惜分都沒有停止過對新聞學的思考，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隻想大事，不想小事”的豁達性格，不僅讓他在艱苦的環境裡釋懷了個人苦難，還讓他的思想在更廣闊的天空裡翱翔。

　　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嘆——

　　“我有約100個筆記本，記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隨時運用。我這人很笨，記性也不好，隻有笨鳥先飛，下些笨功夫。從1954年到1980年，這26年中大多在政治運動中瞎折騰。人的一生有幾個26年！到了老年才進入角色，悔之晚矣！但為了黨的教育事業，我必須站出來！”

　　1980年，64歲的甘惜分果然“站出來”做了一件驚天之舉——他在僅僅四個月的時間裡，揮汗如雨，夜以繼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教科書——《新聞理論基礎》的初稿！

　　在這本書的基礎上，1986年，甘惜分又創作了《新聞學原理綱要》，不但進一步証明“新聞有學”，而且借此重構了自己數十年來對新聞工作規律的理論認識。

　　“這兩本書都是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新聞怎麼看待的問題。”甘惜分向記者講述這兩本書的意義——

　　“1954年我到北大新聞專業講課，在我之前沒有教材，我就是中國新聞理論教材的創造者，所以他們叫我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奠基者。奠基者、先驅者、先行者，這都可以說，我是在前面帶路，發表了一些意見和觀點，但是我沒有說完成了，我是打了個基礎，不要夸的太過分了。”

　　此外，1986年，甘惜分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輿論研究所。1988年，其論文集《新聞論爭三十年》出版。1996年，80歲高齡的他又在學生們的建議下，將自己的學術與心路歷程鋪陳於紙上，完成《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一書。

　　“從1954年到大學當教授都幾十年了，我覺得我的理論從基本原理來講是對的，當然是不是很周到，我也在不斷修改，使我的理論更加周到，更加完美。”

　　於是我們看到，在學術生涯的后半段，為了完成對前半生理論成果的修訂，甘惜分的思維方式日漸向更嚴謹的科學思維方式轉移。隨著形勢的發展，他的新聞理論思想越來越向廣大人民群眾靠攏，甚至無懼於“在刀尖上跳舞”，論說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報紙的輿論禁區”“新聞三環理論”“新聞三角理論”“新聞真實論”“新聞控制論”“多聲一向論”……這些理論的提出，為新時代的媒介學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時弊的指導。

　　而其在學術道路上的披荊斬棘，則愈發印証了甘惜分反復提及的那個成語——認識真理是逐步的發展過程，在求知的進程中，任何一門學問都是“摸爬滾打”而來。

　　從教幾十年，甘惜分如今儼然已經成為新聞學界的“老祖師爺”，其親自指導的博士生雖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當今新聞傳播學界的精英翹楚：全國第一個新聞學博士童兵，人大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清華大學教授劉建明，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燕南，廣電部門的王鋒、王甫……怪不得有詩贊雲：“大禹惜寸君惜分，滿園桃李苦耕耘。輿壇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門立雪人。”

　　喻國明回憶：“甘老師經常對我們說，不敢和老師爭論的學生，不是好學生﹔不超過老師的學生，也不是好學生。”這種另類的激勵法，或許更表達了一位學術“大家”的氣度和胸懷。

　　一個偶然機會，筆者了解到，甘惜分的這群優秀門生，正在籌備一項馬克思主義新聞研究基金的項目，希望把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這一學科在中國進一步發揚光大。

　　然而，當被問起當下的進展時，甘惜分卻少有地面露難色：“這可難說，我是反對他們的，因為要把我搞得像個創始人，我可不干這種事，自賣自夸，多不好。咱們吶，還是做些具體工作，不要夸大自己。”短短的話語裡，還是那份率真和坦誠，讓人不禁贊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甘惜分說，他“願意做一個終生求索的學生，不求名，不為利，隻圖為人民事業做一點小小的工作而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的通融與倔強、無畏與謹慎、愚拙與智慧，都讓這恍如雲煙般消逝的歲月變得充盈飽滿。

　　採訪的最后，筆者問起甘惜分對“當今新聞教育中欠缺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觀點的看法。他認真地給出了回答：“不能說是教育中有欠缺，而是我們自己沒有達到。很多搞新聞的人自己懂得馬克思主義嗎？不懂。”謹以此意味深長的話，留給廣大新聞人反思。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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