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一場消除偏見的對話

張 咪

2016年01月15日14:41  來源:今傳媒
 

摘 要:電影《十二公民》改編自美國導演西德尼·呂美特1957年執導的法庭電影《十二怒漢》,成為第九屆羅馬國際電影節唯一入選主競賽單元的華語影片,導演徐昂獲得了最佳新導演獎的提名,同時該部電影也成為票房不菲的成功佳作。改編后的電影以深厚的人文內涵,將故事闡述的重點對准少年弒父事件本身討論的重要性上,圍繞這一故事主線而設置的情節、人物關系,通過12位陪審團彼此之間的對話,與少年、証人的“對話”,為大眾尋求一種摒棄偏見、客觀公正思考的可能性,同時該片所表現出來的社會責任感和廣泛的人文情懷引人深思。

關鍵詞:固定成見﹔戲劇電影﹔貧富分化﹔本土化﹔人文情懷

一、陪審團與少年、証人之間的“對話”

影片從一開始用14組鏡頭向我們展現了富二代弒父,以及老人經歷這一案件的過程,並由此引出了這一場對話的直接原因——為了12位陪審團孩子的學業。我們縱覽影片不難發現,作為影片事件的主人公弒父少年以及決定少年生死的主要証人在本片中沒有一句台詞,也沒有表現他們與陪審員正面交流的鏡頭,但是他們卻是陪審員“對話”事件發生的原因和中心,由此可見導演本身將影片的表現重點放在了對於事件本身的討論,以及通過12位陪審員對富二代弒父原因、証人証詞的層層推理,從而向我們展現一場消除偏見的對話。

首先,陪審團與富二代進行“對話”一開始被根深蒂固的抱團思想和固定成見所“劫持”。影響公眾輿論的因素有很多,在李普曼看來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成見”。“固定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他常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1]。這一思想從10號和7號陪審員的台詞中可以體會出來,“中國人就是不抱團”以此來諷刺8號身為法官的陪審員,表達自己的不滿。其余11位贊成有罪的陪審員來不及質疑和討論案件本身的真實性,也不會在意個人的偏見是否會成為少年命運的轉折點,就輕易的放棄一位素未謀面的少年的“性命”,讓觀眾不由得對這種輕視生命的態度感到氣憤。

比如3號陪審員出租車司機,他根據老人的証詞以及自身與兒子的矛盾,從傳統的忠孝觀念認為富二代有罪。7號陪審員從觀念中富二代的生活習慣判定他有罪。10號則從少年的生父和養父的地域性出發認為他有殺人的動機。這些判斷都是12位陪審員的固定成見對少年的一種主觀上的道德綁架,不存在公平公正﹔其次,是陪審員與証人“對話”。與富二代不同的是,陪審員對於老人的態度是正面的、是積極的,從開始在內心深處就認為老人的証詞是不容置喙的,他們深信老人沒有陷害富二代的動機,這是影片另外一個固定成見造成的矛盾點。所以電影向我們直接表現的兩種不可調和的主觀偏見,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激勵碰撞,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真正審判。與11位站在對立面的8號陪審員身為檢察官,則始終站在一個理性、客觀的角度一步步剖析証詞的真實性,甚至計時重新模擬了案件發生的過程,為的是對得起作為檢察官的這份責任和義務。最終,當他將誠懇卻又鏗鏘有力的推理証據擺在大家面前、以及9號陪審員,道出了証人內心作偽証的原因之后,使得大家投票的比例也從11︰1變成了10︰2。這是對少年和証人消解成見的開始,同時也是對彼此感性和理性造成差異的一種包容和理解,也正是這種心態使得他們漸漸摘下那副有色墨鏡客觀公正的開始審視這起案件。

二、十二位陪審員之間的“對話”

電影《十二公民》中全部故事情節都在一所法律大學的倉庫內推進、討論,也進行於同一天、並且服從於同一主題,這種古典“三一律”戲劇法則的運用使得電影充滿了戲劇電影的色彩。戲劇電影其特點是:以戲劇沖突律為基礎,採用傳統式戲劇結構,具有開端、糾葛、發展、高潮、結局等要素[2]。《十二公民》情節動作發展圍繞著一個中心事件進行,也充分符合戲劇電影結構的原則。同時12位藝人話劇演員的表演是該片的一大亮點,仿佛是當代社會具有符號性人物的縮影。可以說在一張會議桌上,他們將戲劇電影的沖突性細膩的展現了出來。因為彼此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社會角色,彼此的人生經歷和生活圖景也不相同,每個人對事情判斷也有著不同的角度,所以這些不可磨合的矛盾與成見作為爭吵、討論的原動力,促使故事情節發展緊湊而富有張力,同時將人性自私、麻木也展現的淋漓盡致。

《十二公民》沒有回避貧富分化、人性倫理和體制改革等敏感話題,以直面現實的勇氣帶給全社會以深入思考。從台詞中可以集中體現的有:地域偏見、貧民對富人的偏見、父子之間的偏見。地域偏見在10號陪審員的對話中可以體會出來,他不斷強調著富二代的生父和養父是河南人的地域身份,言語措辭激起了身旁11號和5號陪審員的強烈反感。其次是4號陪審員,身為房地產開發商的他似乎是富人階層的代表,他身上體現的愛情也被身旁其他陪審員犀利的諷刺著,他一邊叫喊著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平等,可是他卻也在以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不公態度將一個少年草草判處“死刑”。另外3號陪審員從一開始的焦躁、暴怒、態度堅決認定少年有罪,到后來與十一位爭吵–投票–再爭吵–再投票,再到后來流淚傾訴、敞開心扉認定少年無罪,使得投票也從8︰4、6︰6到最后的0︰12。正是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矛盾沖突見証了偏見的消除。正如4號陪審員所說:“向真理低頭是件幸福的事情”一樣,完成從偏見到公正轉變的同時,他們身上所背負的一切枷鎖似乎也都消失不見。

影片另一特色在於表現節奏性、逼真性與假定性的較好結合上。在遵從大陸法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語境下,《十二公民》改寫了一部建構在海洋法系之上的著名美國法庭電影《十二怒漢》,“模擬”了一場中國“公民”的法庭論辯[3]。本身我們國家不存在陪審制度,這對於電影的本土化改編和演員的表演都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導演克服這些問題時在視聽語言上做了微妙處理,使得電影具有了自己獨立的藝術特色。宋家玲在《影視敘事學》中說:“節奏一詞最初源於音樂。它是音樂術語,是音樂的基本要素之一,通過音樂的長短、強弱有規律的變化而形成。[4]”由此可見音樂音響與電影敘事節奏是血肉相連的關系。在本片中,背景音樂對於影片的節奏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影片總共使用了3次背景音樂來控制影片的節奏,第一次使用是在影片的3分鐘09秒,對於前奏導演是用了輕鬆活潑的背景音樂來將觀眾逐步帶入到一個嚴肅的氛圍當中,似乎也是給影片中12位陪審員一個心理上的緩沖。第二次使用是在8號陪審員說服其他11位陪審員重新投票的關鍵時刻,配備使用的背景音樂充滿了惆悵,仿佛是在場所有人的內心寫照。第三次使用是在影片最后,音樂舒緩平靜、觀眾也能感受到隨著后兩次音樂的使用,影片的節奏也從緊張轉變成舒暢。同時,導演在第二次情感基調轉變的時候也改變了影調語言,首先是隨著8號陪審員順時針轉身影調語言從冷色調轉向暖色調,從一場模擬法庭的現場更多的轉向了身處在社會大家庭的12位陪審員以及屏幕前的觀眾,實現了理性和感性的對接。其次是隨著他逆時針轉身又從暖色調轉換回冷色調,將觀眾和12位陪審員重新拉回了案發現場的場景當中。可以說這些視聽語言的運用實現了節奏性、逼真性與假定性的完美結合。

三、“對話”的碰撞所產生的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感

導演徐昂所選用的12位國家話劇演員神乎其神的演出,仿佛向我們展現了一副人性百態的縮略圖。在坐上模擬法庭的起初,每個人的背后都有著自己不為人知的秘密,每個人都帶著一副偽裝的面具。表面上心平氣和的坐下來准備討論富二代的命運,可本質上都有著彼此不願意示眾的秘密。但是導演在故事情節安排上給了他們彼此消除內心苦悶甚至是訴說內心“不得已”的機會,使得他們的傷口愈合的同時,不僅消除了自己的偏見,對別人的偏見也被漸漸融化。為了突出表現他們內心的變化,導演在電影的33分43秒改變了影調語言,使用了暖色調來暗示他們即將打開心結、案件討論隨即出現客觀公正的轉機,以及這些強烈碰撞產生的隔閡逐漸消失。

首先是一位老爺爺,本身經歷過傷痛。隨后道出了一代老人共同的心聲,也就是對於老人的關愛和關懷的社會話題。近年來,空巢老人的比例在不斷地上升,子女和父母之間的交流也因為就業等各種原因漸漸變少,電影通過這個案例表現,實質是希望我們能夠充分理解老人,關愛我們自己身邊的這些需要被人關注的空巢老人。其次是五號陪審員,他從一個沉默寡言、不善言辭的中立者,到最后以客觀視角講述自己和哥哥的故事,就是為了引起其他11位陪審員重視法律的嚴肅性、公正性和客觀性、同時也是在向我們十二億公民敲響警鐘——法律是我們大家的法律、需要我們每個人的積極參與。另外 11號陪審員河南保安,他的故事和經歷更加向我們証明了,在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到考試、大到社會的執法,我們都應該時刻用一把公正的刻度尺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而立法者的目標就是使人民過平靜的生活,要人人相互尊重、要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感到對他人負有許多義務。

在影片最后的結尾,溫暖的光照下以一個大全景展現12人全部舉手認定無罪的鏡頭,同時還以一個長鏡頭表現了12人內心釋放后雨過天晴的場面。洋溢著和諧的主旋律,圓滿的完成了這一場公正的模擬法庭審判。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在不斷的追求著真善美,加強人與人的溝通和交流是構建一個和諧大家庭的重要手段、彼此真誠客觀公平的對待對方更是消除社會偏見的必要方式,導演不僅將這些深刻的思考融入影片,也使得電影實現了藝術性和商業性的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 晁婕.《十二公民》中的輿論思想[J].新聞研究,2015(8).

[2] 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3] 張淨雨.《十二公民》:十二個中國人,十二億聲音—次本土化改寫的成功實踐[J].2015(5).

[4] 宋家玲.影視敘事學[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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