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把關人”理論是上世紀50年代傳播學從社會學引入的傳播控制分析理論，提出這一理論的傳播學者懷特認為，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媒介組織者實際起到了“把關人”的角色，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經過媒介組織者的過濾和篩選的。

在傳統大眾媒體佔據主流傳播渠道的上百年間，媒介“把關人”理論為保証社會正常運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網絡媒體出現后，“把關人”角色的缺失則一直受到詬病。在門戶網站時代，大型商業網站以網絡編輯推薦新聞的點擊率作為考核指標，造成網絡編輯在選發新聞時一味迎合網民的獵奇心理，災難性報道、低俗色情及其他負面內容充斥，讓受眾對現實社會產生誤解，以為現實社會就如同網絡媒體所描述的那樣。近幾年來，移動互聯網興起后，基於算法的智能推薦類新聞服務不斷受到關注，從傳播的角度講，這種“個性化信息”雖然有可能滿足受眾某些方面的偏好，但也有可能存在強化受眾固有觀點的缺陷。

以自媒體為主體的社會化媒體，則更加面臨“把關人”的困境。人民日報社原社長張研農曾在復旦大學演講時透露，一次社內編輯記者培訓一位年輕編輯說，人民日報當時的發行量與彼時的“微博女王”姚晨相比，姚晨每一次發言的受眾，即便不算微博“轉發”后的間接傳播，也比人民日報發行量多出近7倍。筆者認為，兩者的“比較”暫且可以放置一邊，但社會化媒體和自媒體培養出來的意見領袖能否做到對所發布的信息和言論把關？自媒體平台又能否做到為每個自媒體人把關？這些都存有疑問。

不得不承認，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顛覆了過去佔據統治地位的大眾傳播模式，新技術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所產生的化學反應給新興的網絡媒體賦予了極大的活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最新推出的《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6.88億人，微博微信等具有媒體功能的即時通信工具用戶規模達到6.24億人，排在網民使用率的首位，網絡新聞的用戶規模為5.64億人，排在網民使用率第三位。由此可見，借助即時通信工具，微博微信等社會化媒體已成為國人最主要的應用，通過網絡新聞了解社會也成為人們的主要選擇。

正因如此，在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新型網絡媒體形態和平台層出不窮的今天，網絡媒體的參與者更應該看到自己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果僅關心用戶體驗和盈利模式而缺乏媒介應有的“把關”，就有可能給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負面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曾指出：“隨著互聯網媒體屬性越來越強，網上媒體管理和產業管理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變化。特別是面對傳播快、影響大、覆蓋廣、社會動員能力強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用戶的快速增長，如何加強網絡法制建設和輿論引導，確保網絡信息傳播秩序和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突出問題。”

回顧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傳播學者閔大洪在《中國網絡媒體20年》一書中曾提出，“中國的網絡媒體經過2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名媒體到邊緣媒體再到主流媒體的歷程。”在躋身主流媒體之際，我認為當下的中國網絡媒體在當好“把關人”方面也應作更多思考。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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