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白猿"口碑不錯票房不佳 徐皓峰在拍電影中悟道

徐皓峰:在拍電影中“悟道”
影視的觀眾,有時候很可能因為某個藝人而喜歡上一部戲,進而關心其某一類戲。就像三十多年前,內地觀眾因為喜歡李連杰、於海、於承惠演的《少林寺》,從此開始成為武打片的忠實看客﹔因為喜歡黃元申、梁小龍的《霍元甲》、《陳真》,成為香港武俠電視劇的追看者……
有很長時間了,一直是廖凡、黃覺、小宋佳演技的欣賞者,無論是當初的《生死線》、《隱形將軍》、《大女當嫁》,還是后來這幾位匯聚於徐皓峰的電影《師父》,關注他們,乃至於后來關注作為導演的徐皓峰,以及關注徐皓峰的 《箭士柳白猿》的票房戰果,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箭士柳白猿》的票房不佳,媒體和自媒體上的口碑卻不錯。這幾乎和幾個月前的《師父》如出一轍。有些人喜歡《箭士柳白猿》,甚至還更超過《師父》——似乎與后者的“商業”關系並不大,倒是跟前者的立意更平易有些關聯。
徐皓峰大約是早期姜文之后,僅有的兩位始終堅持在自己的個性軌道上行駛、不做任何勾兌、姿態調試,而被懂他的觀眾、同行和文化界敬重的內地導演之一(另一位我認為是刁亦男)。他也是自第五代影人之后,唯一一位在票房上(到目前為止)未大獲成功,但三部作品在將來很可能會全部登頂華語電影“200強”甚至“100強”的傳奇實力導演。
《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三部影片的票房加起來,恐怕都很難突破六千萬,這在今天這個動輒以20億、30億票房衡量影片成敗的年代,確乎有些讓人忿忿不平。不過,今天絕大多數觀眾向銀幕索要的是娛樂,是“麻雀變鳳凰”,是聖誕老人或灰姑娘式的美夢成真,隻要滿足了這基本的訴求,其影像品質如何,似乎並不重要。而徐皓峰拍的首先是“電影”,是在鏡頭背后自得其樂地“悟道”,其后才是對大眾娛樂性的臨摹。拍攝者和觀眾這兩者因審美落差最后一拍兩散,倒也好理解。時代變了,雖然徐皓峰致力打造的,並不是所謂“作者電影”,但他終歸太固守於自己對武術、人性和歷史的闡釋。
與徐克王家衛之不同:
將武術拉回人間
看到有的訪談裡,徐皓峰把自己的電影稱為“武行電影”,這是個新奇的說法。華語的武打片,雖說在過去的多半個世紀裡,逐漸發展成為被全球商業影壇認知的一個獨特類型,但這個類型,一直來路不清,岔路頗多,去向也可疑。這其中,徐克的特技武打電影,王家衛以武俠情結為素材描寫人精神狀態的實驗電影,前者堪稱是武打片發展的地標性作品,后者則是旁逸斜出的一個文藝性異數。
徐克的特技徹底把武打片變成了成人童話和后人意淫歷史的器具(有“黃飛鴻系列”為証)。人類在徐克的鏡頭下飛速往妖怪(魯迅那個時代管這個叫“劍仙”)的境界進化,影片的善惡說教也好,解構調侃也好,不過都是巨蟒身上的鱗片罷了。徐克電影的關鍵在於對快感的追求。隻要能夠獲取這一點,“徐老怪”的想象力不承擔任何符合邏輯的道義感。所以無論是《蜀山》裡的人類妖魔化,還是《智取威虎山》裡的土匪囤飛機,多不靠譜的東西,隻要能成為激發票房的元素,徐克都會收歸己用。而徐皓峰“反威亞”“反特技”式的新武打片審美出現,注定會給自己帶來市場難度,同時卻也讓觀眾將對武術的想象,拉回到人間范疇。無論對於武術,還是對於武打類型片的想象力,都有著一定程度上的祛魅和正本清源的作用。
徐皓峰不同於王家衛。雖然他的影像風格有一點讓人想到王,但畢竟,還是他自己的東西多一些。王家衛的著眼點在於表現影片人物的精神狀態,武術和武功隻不過是幌子,跟剃頭師傅或廚師的手藝沒有什麼太多關系。徐皓峰則似要通過人物講述自己對武行和世道的讀解。他的主人公多是亂世來臨前的小人物,卻又不是那種普通人——多少有一些能力,主人公們自己雖然多數胸無大志,卻也未嘗不想以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去承擔一些別人無法承擔的東西。迄今為止,徐皓峰的“武行電影”基本上都是在講述行外高手進入“武行”的艱難。偶爾他也嘲諷自己的人物,但都適可而止。這種志向上的“多余人”狀態,也使得徐皓峰的影片區別於過去張鑫炎(《少林寺》)或徐小明電影(從《木棉袈裟》到《奪標》)喜歡凸顯的道義主題。
主人公:不大不小的人物,
折射對世界和歷史的思索
徐皓峰電影裡的樹影是會晃動的,徐氏影片裡的民國或古代建筑,成色不舊、也不新,完全是一種與情境裡的世界平視的感覺﹔這種鏡頭下出現的人,不卑不亢,精、傻參半,完全是一副自足的、一直生活在那樣一個影像世界的感覺,它們達到了藝術虛構下的和諧。曾幾何時,這應該是好電影的基本功課,但現在即便是內地的文藝片導演,也沒有幾個人能操作好它們了,更不會讓它們把觀眾帶入到影片的情境。
徐皓峰未必想把自己的電影拍成文藝片,問題是現在的文藝片導演鏡頭都比他要缺少生活和工業的雙重質感。而徐氏電影的影像,偏偏在這一層上又超出同期的主流電影太多。雖然不是文藝片,可是碰巧到了一個文藝片沒有幾部能達到“電影及格線”(情節完整、角色身上帶有戲劇性、影像相對精致等)的年景,大家也便把徐氏的“武行電影”拿來當文藝片看了。於是,業界人士、觀眾的真愛或錯愛,院線因賣座明星的缺席和“文藝口碑”所激發出對虧本的警醒,都使得徐氏影片成為類型片中一個尷尬的邊緣性存在。
徐皓峰的拍攝手法,適合於改編金庸、古龍、溫瑞安這三大巨匠的武俠名著。但拍出來的影片能不能被歸入純粹的武俠電影?這不好說。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徐氏影片的主人公還不願意喊“黃飛鴻系列”“霍元甲系列”或者“葉問系列”一類愛國口號,作為導演的徐皓峰更願意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去解決一兩個明確的問題。這些問題,折射他們對世界和歷史的思索,他們沉浸在這思索中,自得其樂、自解其煩,都與觀眾關系不大。而我們這些觀眾需要做的,只是把故事安靜或欣喜地看完,稍微贊嘆一些畫面、演技或美工的精致就可以了。
當然,這些隻對擁有“泛功夫片”(或叫“泛武打片”)趣味的觀眾有效,不喜歡功夫片的觀眾,或者喜歡功夫片卻不太了解中國武術的觀眾,終歸還是無感。不過,倘若我們跳出功夫片視野,僅僅把目光放到《箭士柳白猿》和《師父》這兩部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徐皓峰拍出了當代最好的兩部民國電影,它們或許比關錦鵬、張藝謀、陳凱歌、許鞍華、王家衛等人鏡頭下的民國故事,更貼近那個時代生活的本來面目,甚或可以說——更貼近生活的本來面目。藝術不應該隻反映大人物或小人物,不大不小的人物身上,或許更能揭示生活本身的困窘、人的弱點與掙扎……從這個角度上講,徐皓峰的電影有點更靠近法國《電影手冊》所肯定的自由電影,而不是大數據時代的口香糖——雖然它們仍然屬於廣義的口香糖序列。(徐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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