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是北京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北影廠）第二任廠長，在任35年。在他的領導下，北影廠攝制了《祝福》《紅旗譜》《小兵張嘎》《暴風驟雨》《青春之歌》等一大批中國電影史上的紅色經典之作，奠定了北影廠在新中國電影業界龍頭老大的地位，他本人也贏得紅色電影“大亨”的美譽。

　　提起汪洋，中國電影界的人沒有不敬重、崇拜的。他有機會當官，可他自詡“自己不是帥才，而是將才”。他記住周恩來總理的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在紀念汪洋同志誕辰百年之際，《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採訪了汪洋的女兒汪林立和兒子汪沖。

　　把孩子“扔”到最艱苦的地方

　　誰都知道汪洋特別能干，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電影上，把北影廠搞得紅紅火火，但對家人卻難得照顧周到，尤其對自己的孩子簡直就是“散養”。

　　汪洋的女兒汪林立是家裡的老大，小時候一到周末就常常跟著父親到拍攝現場看拍片，或者到樣片室看樣片，耳濡目染，汪林立喜歡上了電影。“我就是在電影堆裡長大的，所有的演員在我眼裡不是明星，都是爸爸的同事，爸爸讓我們叫他們阿姨、叔叔。因為天天見他們，有的還天天在家裡吃、喝、聊天，就跟朋友一樣。”汪林立說，她很喜歡電影，當初要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父親堅決不同意。父親說：“聽我的，去學其他專業吧，如果你自己一定要去考，我會和電影學院打招呼，讓他們不錄取你。”

　　后來汪林立想搞影評，汪洋也堅決不讓，並且把她想進電影圈的所有門都關上、所有路都堵死。跟電影沾邊的事，堅決不讓孩子干。最后汪林立隻好學了建筑專業。

　　汪洋有4個孩子，沒有一個是干電影的。汪洋的大兒子汪洪學習特別好，考上了北大，但眼睛不好，畢業后，汪洋楞是走“后門”找到王恩茂和王震，把大兒子送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當時北影廠剛剛拍完《昆侖山上的一棵草》，汪洋覺得新疆是最艱苦的地方，他的兒子就應該到那裡學習和勞動。汪洪在新疆一待就是20年，在那裡專心教書。

　　汪洋的小女兒林珊從小學芭蕾，后來腳崴了，就轉而學醫，一畢業就被汪洋送到西藏，在最基層的阿裡地區人民醫院工作，一去就是10年。他對小女兒說：“你學醫干什麼呀？不就是為了給最基層的普通百姓辦事嘛，在大城市醫院干什麼呀。”

　　現在很多“星二代”都在“星一代”的庇護下成長、發展，當年汪洋卻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扔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鍛煉。這種做法看似有點殘酷，甚至很難理解。

　　“我爸爸對子女就強調一點，要有技術，要學技術。”汪林立說，“我父親就是要讓自己的孩子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真正地為最基層最窮的人服務。”

　　培養了一批電影人才

　　汪洋讓自己的孩子遠離電影，但作為北影人的伯樂，在任期間，他培養了一大批電影人才，其中就有聞名遐邇的北影“四大帥”“四大攝影”“四大美工”“四大制片”“四大創作集體”。

　　僅以“四大帥”來說，即指四大名導演，他們是《白毛女》《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的導演水華，《野豬林》《小兵張嘎》《青春之歌》的導演崔嵬，《紅旗譜》《邊城》《駱駝祥子》的導演凌子風，《南征北戰》《萬水千山》《停戰以后》的導演成蔭。

　　無論是名導、名攝影師還是“四大美工”“四大制片”，個個都是大能人，身邊高手雲集，但能讓他們都有用武之地，各展所長，在知人善任的領導藝術才能上，汪洋算是出類拔萃的了。

　　北影人最熟悉汪洋的兩句話，一句話是拍板時說的：“好吧，就這樣了吧！”不管紛爭如何激烈，隻要他這樣一說，就一錘定音了﹔另一句話是出問題時說的：“這事我負責，不是我直接管，我也有責任！”

　　所以，35年間，北影廠在他的領導下，拍攝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第一部合拍片（跟法國合拍的《風箏》），第一部彩色立體故事片……這期間，上級領導有意讓汪洋擔任更高職位的領導，但他沒有去。汪林立告訴記者，當年第一批獻禮片出來以后，周恩來總理接見汪洋等人，總理拍著汪洋的肩膀說：“中國需要你這樣的電影事業家。”

　　《小花》的導演黃健中記得，汪洋當時說過：“我這個人不想做官，總想干點事業，為藝術家、為黨多留下不朽的著作。”

　　時至今日，電影業界的人，尤其是北影人，一提到汪洋，無不動容。

　　完全融在了電影裡

　　汪洋18歲到上海，李公朴推薦他到當時頗負盛名的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做實習生，之后開始接觸電影。淞滬戰爭爆發，他從重慶輾轉到延安，加入了艾思奇、柯仲平、劉白羽等人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后來，毛澤東主席派劉白羽、汪洋等人陪同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駐華使館參贊卡爾遜將軍深入華北敵后戰場巡視。3個月，他們走遍了八路軍領導的主要戰場，見到了賀龍、聶榮臻等人，汪洋用毛澤東特批的20多卷膠卷拍攝了大量敵后軍民抗日斗爭的照片，后來遴選了200余幅照片在延安舉辦攝影展，對此毛澤東親筆題詞“華北還是我們的”。

　　不久后，早已欣賞汪洋才干的聶榮臻把他調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任副社長，后來又派他搞電影隊。“當時，沒有器材，沒有膠片，什麼都沒有，我爸爸到東北找到彭真、田方那取了膠片、取了器材，經過敵人的封鎖線回到華北，建立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電影隊。”汪林立說。

　　汪洋拍的第一部新聞片《自衛戰爭新聞第一號》是有聲紀錄片，后來拍了“解放石家庄”“土地改革”“七屆二中全會”等影像資料。“這些影片有動畫、有雕塑、有音響、有字幕。七屆二中全會的資料現在被引用得最多，當時我爸爸就找了兩個攝影師，門前一個，門后一個，把整個會場內外情況全部都拍下來了。新中國成立，我爸爸還參加了開國大典。”汪林立說，“這些情況，父親很少跟我們說，都是我退休以后跟父親接觸更多，尤其父親病了以后，我們天天跟他聊，后來才知道他跟中央領導有多熟。”

　　汪洋的家經常是高朋滿座，有時候，一撥人還沒離去，一撥人又已經進門。對這些場景，汪林立、汪沖都早已習慣。除了工作，汪洋也極會生活。“我父親養熱帶魚，養過一對黃鶯，我們家還養鱔魚，當年謝鐵驪沒事就來，他們老哥倆兒用專門的刀具做鱔魚。”汪沖回憶道。

　　“我媽媽不會做飯，她是部隊出身，一輩子吃食堂，我爸爸有幾套絕活，我們‘汪家菜’比較有名的是‘汪家魚’。”汪林立說，“我爸做魚湯一定是放7顆花椒，多一顆不行，少一顆也不行。他做飯也是有板有眼的。”

　　汪沖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10年，汪洋探親去看兒子，3個月時間，每天雷打不動看兩張電影光盤。汪沖說：“他骨子裡沒電影不行，到了這種境界，他融在了電影裡面。”（李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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