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部門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開會和講話，它就像我們吃飯和喝水一樣平常。但是在這最平常的事情中卻最能體現出我們的作風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我們平時開會與講話的質量，以改進我們的工作作風。

開會是在釀造新思想

會議有各種類型，傳達會、報告會、匯報會、研討會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種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與會者到會場來就像人肚子餓了進食堂，總不能再空著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們的許多會議就像一張沒有上菜的餐桌，大家隻能拿著筷子空比劃。會議是釀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個好的會議，連會場中的空氣中都充滿著思想。一個好的報告會，報告人要能牽著人的思維走，就像一面聚焦鏡，能將人的思維從會場的各個角落聚攏來又發射出去，使每一個與會者都感到一種共鳴的力量，整個會場有一種共振的效果。一個好的討論會，會場像一場無形的足球賽，每個人的思維之足都伸向那個唯一的球，激烈地爭奪，充分地交鋒。如果與會者言不及義，言不由衷，就像一場沒有球的球賽，有什麼踢頭？一個好的匯報會，每一個匯報者就是一團吐著新焰的火苗，聽者是一鍋平靜的冷水，得用你的溫度去使他激動，使他沸騰，直到整個會場萬焰跳動，熱氣騰騰，思想氣化、升華，貫滿會場的每一個角落。開會是一件很嚴肅、很鄭重的事。解放前我們在根據地開一次重要會議，常常要讓干部冒著生命危險從敵佔區回來，有的同志就犧牲在來開會的途中。但是沒有辦法，不開會就不能統一思想，革命會損失更大。現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雙邊、多邊甚至全球性的會議。人們總是帶著原來的想法來到會議室，又帶著新的想法離開會議室，去工作，去實踐。可以說是會議推動各方面的工作，推動這個地球。

人類文明史的進程隻記錄那些新的創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復的東西統統甩掉。比如科學史上記住了牛頓、愛因斯坦，社會科學史上記住了馬克思、恩格斯等，因為他們有創造。一個會議也是這樣，歷史隻記住了那些劃時代的有開創意義的會議，比如中共黨史上的一大、七大、遵義會議，因為這些會議產生了新思想，這些思想形成了黨的路線，勝利地指導了黨的實踐。大會如此，小會也是這樣，我們開一次會總要能產生一點新的思想，對工作有一點推動，這樣的會議才值得開。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經失去了吃飯充飢的意義一樣，現在許多會議也早已失去了醞釀新思想的意義。會議的浪費是一種更大的隱形的浪費。

要想切實提高會議的質量，有兩條應該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選題。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會議既然是釀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釀造的時機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選准題，會前要做細致的調查准備工作。會議題目選准了，這個會也就成功了一半。會議應急社會之急、工作之急和與會者之急，有的放矢。黨的歷史上的八七會議、遵義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等許多重要會議都是因為時局危急，不開不行。這種會，絕不會空泛，不會說舊話、套話，它逼著我們必得產生一個新思想、新方案。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會。現在有些會議所以質量不高，就是因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發展到此時此刻的話題，是一種四季歌式的例會。於是就空談、就旅游、就吃喝，到時散會走人。二是要調動與會者積極參與。開會如打仗，既要選戰機又要鼓士氣。會議開得好不好最終要看與會者的思想變化。與會者的思想就是會議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採眾料，善掌火候，把與會者的各種想法掏出來，再釀出一個統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隻能水過地皮濕，會議也就走了過場。本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想法，大家湊到一起，總會有新思想、新方案，許多突然召集的會議也有開出效果的。可惜我們的許多主持人“武大郎開會”，聽不出、發現不了每個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廚師一樣巧用料，善掌火，變出一個新菜。而是像典禮上的司儀，隻會刻板地宣讀程序。過去，農村搞極左，農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產不下糧食。同樣，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會議也產不出新思想。凡開會，會前沒有急切之心，會上沒有求新之心，這樣的會議是開不好的。

講話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寫字和說話是我們表達思想的兩種方式，發文件和講話也是我們工作的兩種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種錯覺，好像正襟危坐，宣讀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講話就常被當作是應酬、客套、例行公事。於是空話、套話，甚至假話到處可見。現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們可以通過文件、報刊來工作。解放前我們動員打仗、搞“土改”，大多數時候都是靠講話。那時基層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還是文盲，他們就隻帶著一雙耳朵來開會，聽了我們的講話，回去一傳達，工作就轟轟烈烈地干起來了。那時候要是也像現在這樣打官腔，哪有這個江山？檢驗我們講話質量的最好辦法，就是問一問群眾記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話也沒有記住，說明你的話沒有用，沒有入腦、入心，沒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沒有想到要通過講話來做工作。

工作是什麼，就是改變現狀，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復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減、有改進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狀，先變工作之人，要先武裝他的頭腦，改變他的思想。所以我們講話時要給人新信息、新知識、新思想，要通過這三把鑰匙開啟聽者的心扉，開啟他頭腦裡緊閉的大門。他接受了你的新東西，精神變物質，去創造新的工作，這也就証明你的講話有了作用。

現在為什麼一些干部講話人們不愛聽？一是舊，沒有新信息。不調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況，總是在說老話，舉老的例子，甚至比群眾知道的還要少，就像局外人給當事者講故事，聽者不好意思捅破，隻好耐著性子聽。二是淺，沒有知識度。知識是在實踐中獲得的認識和經驗。知識比信息又進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開始反映事物的規律。凡從事某一種工作，就必須有這方面的知識，就像一棵百尺之樹必須有十丈之根。知識是某種專業、某種工作的根。而我們一些同志對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講話講不到根上，常抓住一點自以為得意的枝葉、花絮嘩眾取寵，而聽的人卻早在暗暗叫俗、叫淺了。毛澤東在延安時就給這種人畫像：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樣怎麼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沒有新思想。講話的內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識還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識是死的，是墊在腳下的階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裡的工具。給人以知識和信息好像替人打開窗戶，吹進清風﹔給人以思想則是讓他自己推窗望遠，吐故納新。“鴛鴦繡出從君看，‘又將’金針度與人”，工具比產品更寶貴。講歷史唯物主義比講歷史更重要，講辯証法比講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語言人們才能記得住。為什麼毛澤東、鄧小平乃至孔子、老子這些哲人的話我們現在還記得，就是因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時間長。我們平時講話不敢企求有多麼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導工作，總要超出現象說一點道理，好讓人家舉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講話就是一架復印機，省裡傳達中央的，縣裡傳達省裡的，鄉裡傳達縣裡的。上面的精神雖好，還得要加上我們創造性的勞動才能落實。每一個負有一定責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與自己工作的結合點，在這裡生根發芽，結出自己的工作之果。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東西，你隻有講這一點時，群眾才愛聽。

最后還有一點，就是語言。我們許多同志講出的話，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澀軟蔫。信息、知識、思想都可以是轉承過來的，唯有語言隻能是自己的，它像筆跡、指紋一樣有個性。說的過程也是創造，同樣一句台詞，不同的演員念出來，效果就不一樣。清代學者李漁說：“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比如，他這裡就放意把“心灰意懶”用成“意懶心灰”。講話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總是一身衣服。人不變，衣常換，也有新鮮感。語言不新沒有個性，人們聽起來就“意懶心灰”，稍一轉換，就“眉揚目展”。比如我們平常說不能講空話，說多了這詞也不新了。一位領導同志視察山區，聽到一件事。山區多野豬，常於夜間糟害庄稼，農民先以鑼鼓驚嚇，后將喇叭懸於電線杆上放錄音。野豬開始不敢來，后漸漸靠近，最后干脆將電線杆都掀倒了。這位同志說：講假話連野豬都騙不了，誰還愛聽。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們也容易記住。

關鍵是要有責任心和創造心

我們的講話和會議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責任心要強，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來講，當我們的工作亟須突破時，這會議和講話就有實效，因為這時不允許你敷衍。時勢逼你盡職盡責。就像我們飯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經心地散步，爬樓梯時就得認真出點力了。沒有聽說飯后在樓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異化為一種休息﹔開會、講話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異化為一種過場。如果我們時時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責任心，會議和講話的質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創造心。作家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藝術家追求技壓群芳，運動員追求破紀錄。他們都把自己的專業生命定位在創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這樣，開會必得形成新思想，講話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沒有必要去做。當工作沒有新意時，會議就沒有生氣，講話就沒有新詞﹔當工作找不到新問題時，會議就沒有焦點，講話就講不到點子上，就像拿眼藥水往腿上抹。當一個人有很強的責任心和創造心時，他就會把每一次會議、每一次講話都當作一次創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時許多沒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會議，許多不起作用的只是應酬的講話可以統統省掉，這樣我們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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