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凡社會變動都會伴隨著文風的變化。這也好理解，文章、講話、文藝作品都是表達思想的，形式要服從內容、表現內容。一個人在戲台上穿戲服，在球場上就穿運動服，服裝隨著動作內容變。正當十八大閉幕不久、十二屆全國人大召開之際，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變，文風亦有一變。

文風從來不是一股單獨的風。它的背后是黨風、政風、官風、民風、商風及社會和時代之風。 一個社會，經濟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則浸潤其間，滲於根，發於表。凡一種新風，無論正邪，必先起於上而發於下，然后回旋於各行各業各階層人眾之間，最后才現於文字、講話、藝術及各種表演。所以，當我們驚呼社會上出現某種文風時，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氣候。文風這個詞雖是中性的，但通常隻要單獨提出，多半是出了問題。所以黨史上治理文風從來是和治理黨風、政風連在一起的。影響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清算”和反對“黨八股”。

遠的不必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有三次大的文風問題。一是1958年及之后兩三年的浮夸之風，上面講大話，“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報上登畝產幾萬斤，機關煉鋼鐵，公社辦大學，文藝作品口號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極左之風，全民處於個人迷信、政治癲狂的狀態，報紙成了政治傳單，文學作品“高、大、全”，舞台上隻剩下樣板戲。三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文風了，習近平同志概括為“長、空、假”，他說：“當前，在一些黨政機關文件、一些領導干部講話、一些理論文章中，文風上存在的問題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現為長、空、假。”

58′之“浮”、“文革”之“左”、現在之“假”，這是我們60多年來的“文風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說：“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58′之懲是餓肚子、死人﹔“文革”之懲是國家瀕臨崩潰﹔現在“長、空、假”之懲是信任危機，離心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開始就疾呼整頓文風，當然也還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風。

文風，望文生義，一般地可以理解為文字之風、文藝之風、文化之風，凡是經文字、語言、藝術等手段之傳播而成為一種時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風。文風的范圍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與政治、行政關系密切的文件、講話、會議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眾傳媒中的文字和節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學藝術作品。由於文風與社會政治走向，特別是與主政者的好惡關系極大，所以文風的傾向最先反映在與施政相關的第一類文字中，再從第二類到第三類。

“長、空、假”的要害在“假”。雖然壞風無有不假，但與前兩次相比，現在的假風已深入骨髓，更加可怕。無論1958年之吹噓經濟方面的高產，還是“文革”歌頌“紅太陽”，人們內心還有幾分真誠，哪怕是在蒙蔽中的真誠。連毛澤東聽到錢學森的理論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夠高產。“文革”中紅衛兵真的可以隨時為革命、為領袖去獻身。“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軍墾大學生和戰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決心就能爭取勝利，最終卻葬身大海。這當然是一幕悲劇，但說明那時還是有一點愚忠、愚真的。現在沒有人這麼“傻”了，學會了偽裝、弄假。如習近平同志所說：“有的干部認為講大話、空話、套話、歌功頌德的話最保險，不會犯錯誤”，“言行不一、表裡不一，台上台下兩個形象，圈內圈外兩種表現”。沒有了“天真”，卻假裝真誠﹔沒有了“迷信”，卻假裝服從，這才是最可怕的。

“長”和“空”是為“假”做掩護的。習近平同志說：“假，就是夸大其詞，言不由衷，虛與委蛇，文過飾非。不顧客觀情況，刻意掩蓋存在的問題，夸大其詞，歌功頌德。堆砌辭藻，詞語生澀，讓人聽不懂、看不懂。”為什麼開長會、講長稿、發空文、爭版面、搶鏡頭及急著個人出書呢？是在作秀，是裝著在干活，要弄出點動靜來，好顯得有才、有政績。已在位的樹碑立傳，未到位的借機要官﹔沒有政績的玩花架子遮假，沒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藝壯膽：把工作、干部、群眾都綁架在他借公謀私的戰車上。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這些“長、空、假”的人心裡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解決問題，都是在為自己撈資本。工作為輕，我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風焉能不假？我們可以對比一下，1958年人人頭腦發熱，“文革”中大搞個人迷信，但還很少有哪一個干部為了個人目的去出書、爭版面、搶鏡頭、發長文。文風之墮落，於今為烈。

這種“長、空、假”怎麼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風是末，官風是本。治文風要先治黨風、政風，特別是官風。習近平同志指出：“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起帶頭作用。文風問題上下都有，但文風改不改，領導是關鍵”，“要增強黨性修養。堅持以德修身，努力成為高尚人格的模范。隻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沒有私心雜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講出的話、寫出的文章人們才願意聽、願意看”。

縱觀歷史，每當一種不好的文風得到治理時，社會也就大前進一步了。

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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