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章質量如何，往往很直接地體現在文風上。文章如人，文風如同人的品格素質、氣象風骨，風高則品正。唐人司空圖將詩歌分為雄渾、沖淡、高古、典雅等二十四詩品，細細品味其文字，諸品分野之處往往在於詩風。《文風四談》中指出：“文風從來不是一股單獨的風。它的背后是黨風、政風、官風、民風、商風及社會和時代之風”。誠哉斯言！

王國維曾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時代文學，必然體現在文風上。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后，文風已經在起變化。多數靠“文字”工作吃飯的人，為此興奮不已，畢竟可以更好地向著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含情的文章境界進發了﹔興奮之余，忽然又覺得似乎經久養成的文風一下子難以扭轉，有時甚至覺得“筆力羸弱”，以致言不稱物、文不逮意。有時候就是想寫飽滿生動、文風鮮活的文章，似乎有些海底撈針——無從下手。

讀慣了千人一面的高頭講章，讀一讀《文風四談》，令人耳目生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或許，《文風四談》可以作為我們改文風的活水之一。該書及時面世，當算“應運而生”，必然能夠嘉惠文林，據說出版后反響不錯。好書如同寶山，入山之后尋得什麼樣的寶物，便是“各人道業各人修”了。

寫文章如同做學問，一定要有問題意識。文章寫出來之后，是要別人看的，是要解決問題的，我們不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在機關寫文件，是為了指導工作、貫徹落實﹔在報刊寫評論，是為了闡明道理，或作說明，或作號召﹔包括個性比較強的小說、散文、詩歌，也都是因為“有所謂”才“有所為”的。這個“有所謂”，就是問題意識。“無所謂”的文章刊印出來之后，多半是“災梨禍棗”。所以，文章一定是有的放矢的。《文風四談》無論是從謀篇布局、結構框架，還是具體編選的文章上，都是為了說明“文風”的問題：指出問題，分析原因，回顧歷史，開方抓藥。形象地說，如同名醫治病，望聞問切，直面問題，辨症施治。寫文章如同做報告，一定要有對象意識。我們寫文章，不能關上門自說自話。既然是為了解決問題，總要有個對象。對象不同、場合不同、事項不同，文章的風格就不能千篇一律。比如，書中有一篇“老百姓怎麼看政治”，用幾個通俗易懂、充滿生活氣息的事例，娓娓道來，與其說是講道理，莫如說是講故事。惟其如此，文章才能令人如坐光風霽月中，道理不言而自明，才是真正地入腦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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