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筆者通過通讀李普曼傳記及其著作，從理性主義這個切入點探究表現在李普曼生平及著作中多樣且豐富思想中的冰山一角，揭示理性主義思想在李普曼論述及著作中所起到的支撐作用及其的思想流變及其矛盾點。

關鍵詞：李普曼﹔理性主義﹔民主政治﹔輿論﹔新聞

李普曼不僅給后人留下了為數眾多的社論，他以豐富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知識與自己的新聞實踐相結合，寫下了數部開拓性的經典著作，成為輿論學、新聞社會學的奠基人。他的理論在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仍然被人們學習和鑽研，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現今關於輿論和新聞的著作，只是李普曼經典著作的腳注。他的著作如《公眾輿論》《政治秩序》《自由與新聞》《放任與駕馭》《幻影公眾》，還有羅納德•斯蒂爾的《李普曼傳》，由於筆者自身經驗和能力的約束，還不能完全深刻理解，但基本梳理出了李普曼的生平、思想的流變及記者生涯的經驗。本文通過理性主義這個切入點梳理李普曼的思想及並對其理性主義認識中的盲點進行剖析。

一、李普曼理性主義意識王國的形成

現代很多傳媒人仍把李普曼式的人生奉為理想，在李普曼的思想王國裡，向善論、費邊主義、社會主義、進步主義、崇尚秩序等都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主義之上。這與李普曼先天堅定而批判的智力因素相關，更受到后天教育、環境、老師等各方面的影響。

李普曼23歲時在他的一部早期作品裡就談到：“弱點和那些使我們對領袖感到失望的因素的真正來源：思想拘束、優柔寡斷、隨波逐流。在這種情形下，想象力和意志就經常被人為的邪惡所蒙蔽。”[1]而克服這些“人為的邪惡”就要靠理性。理性是驅散黑暗的明燈，能夠使人正視黑暗、征服黑暗。雖然后來李普曼推崇他所謂的“高等宗教”的秩序和社會，但他繼續信奉理性而非鬼神，重德行而輕信條。

當李普曼進入哈佛求學，飽讀名著不斷創作，參加各類自由討論會，社會意識剛剛萌發時，受到了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巨大影響，以及后來的導師喬塞亞羅•伊斯還有桑塔亞納的影響，李普曼從他們那裡學到了理想主義及如何寫出文筆優美的好文章。

李普曼22歲的時候已經是飽經風霜了：他在波士頓當了兩個月的見習記者，與斯蒂芬斯共事一年，給《國際》雜志寫政治專欄，在斯克內克塔迪市干了4個月，有了一些搞政治的實際經驗，結識了很多的人，在報上發表了很多文章，表明他的見解已經為人所知。不論是與一眾名流大師在清晨的哈佛一起喝茶高談闊論，還是奔走在小市民中搜集新聞資料，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基礎開始植根於這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頭腦意識中，並且在其后的作品中不斷反映出來。李普曼著作中很多理論的形成都由此而來，最經典的比如“理性的局外人”和“非理性大眾”等標簽式的論述。

二、理性思想在李普曼著作中的反映

在《政治秩序》中，李普曼認為人們的欲望是文明和進步的象征，而這種要求變革的欲望讓“常規者”恐慌，於是他們求助於“禁忌”，用“禁忌”來禁止欲望，而不是將欲望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從而進行社會變革。他反對這種保守的理性主義，因為它禁錮了人的自由和欲望，而后者正是進行政治創新的不竭動力。雖然李普曼的思想天平開始傾斜於反理性主義，但是他還是清楚地認識到保守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沒有找到應對現實的正確途徑。

在《自由與新聞》這本書中，李普曼認為“那些未經分析的文字所具有的欺騙性”[2]會讓公眾無法認知事實。闡述新聞自由時，他把“理性”這個概念賦予了可以拯救新聞業及公眾認知的專業主義報人。他認為報業應該更側重於專業化和規范化發展，並且要為社會培養真正的新聞人才，他們除了會挖掘新聞之外，必須是無懼怕、有耐心的理性人，能通過理性思維和研究弄清世界究竟是什麼。隻有將這些具有新視野和新觀點的新聞人才引入新聞機構，充分探究真相，才能拯救新聞業。李普曼仍認可公眾的理性，但前提是專業的新聞機構可以不斷提供給大眾准確而真實的消息。但隨后，李普曼又進一步反思新聞報道之外公眾在形成輿論的方式時所出現的非理性因素，於是就有了《公眾輿論》這本書。

在《公眾輿論》這本書中，李普曼認為現代世界太變幻莫測，處於“擬態環境”中的公民沒有時間和精力思考真實的世界，再加上官方設置的審查制度和保密制度的存在，事實本身也欠缺充分和全面：“根本就不存在值得信賴的新聞報道, 而且也無須指望以后的報紙會出現令人信服的報道”。[3]公眾被認為是“局外人”，他們受制於刻板成見，理性安排的生活不斷遭遇非理性的挑戰，大部分人對世界的認知是通過習慣、感情和偏見這面三棱鏡反射而成的，所以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變得無法辨別。因此，李普曼認為一般的公眾是缺乏理性能力的，那麼誰具備理性能力來管理國家和社會呢？李普曼認為，這非精英莫屬。隻有少數局外人的“社會賢能”才能糾正其他局外人的意見走向，他們能通過專門的“情報機構”獲取有效而真實的信息並且做出理性的判斷。

可這些理性的專家是否能使自己擺脫所有偏見的印記呢？李普曼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認為他所說的“局外人”在某種意義上集中了人類的品德，是理性的代表。

在被稱之為《公眾輿論》續本的《幻影公眾》中，李普曼開始強烈懷疑公眾的理性。這種懷疑來自於對大眾的暴虐和喧囂的強烈反思。[4]他認為我們所指的“公眾”只是一個“幻影”，“公眾”並不存在。《公眾輿論》中所提到的可以查証事實的機構隻能給予一般公眾微小的幫助，他們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給社會精英提供情報來實現對國家的管理。公眾由傳統民主理論中的“自由意見主體”變成了現代民主理論中的“外圍主體”。李普曼對公眾理性的逐級否認影響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民主理論，社會決策權成了精英們的專利，非理性的無知大眾很大程度上隻有在“同意”與“不同意”之間做出選擇，那麼如何拯救失去了理性的普通大眾？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証？李普曼提升了人們對公眾輿論和民主政治的反思力度，卻還是沒有找到拯救之道。

三、李普曼理性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按照李普曼的觀點，任何人都有難以避免的盲點，這是刻板成見所造成的結果。他自己也如此。李普曼深入分析了公眾理性缺失的原因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但他把理性和人剝離開來思考區分“局外人”和“局內人”本身就是一種刻板成見，我們應該著眼於“完整的人”的理念，去除“理性”或“非理性”的片面認識。康德對此有過深刻的揭示，他認為承認人的理性的內在局限是擺脫此種矛盾的唯一方式。[5]接受理性的控制會形成更多的禁忌，導致人們不思考或很少思考，而構成社會動力的人是“全面、自由發展的人”，是積極參與社會交往的人，而不是接受少數理性賢能控制的人。李普曼理性主義思想的流變讓我們意識到事實認知的復雜性所帶來的民主危機和新聞危機，如今這種危機並沒有結束，客觀認識李普曼的思想困局並尋求解決之道可以為新聞媒體發展和公眾輿論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美)羅納德•斯蒂爾.李普曼傳[M].於濱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M].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ock (U.S.A)and London (U.K),1995.

[3]李普曼.公眾輿論[M].閆克文,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李普曼.幻影公眾[M].林牧茵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5]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藍公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作者系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