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編者按：

何微先生的聖名盛績，早已得之於目、聞之於耳、感之於心、融之於魂。今日重溫，編者心潮逐浪，話語井噴，出之於肺腑，聚之於筆端，奉獻如下感言：

先生雖然遐升於上世紀之末，然而離世未離身影、未離精神。今天我們紀念先生，源於對先生崇敬仰愛的濃濃情感但又不囿於情感的表膚層面，切入點在於先生的人品、素質、業績與精神，無論哪一方面均有扛之極沉的價值。細而言之，在先生的靈魂裡，幾乎可以析離出當今社會極缺而又急需的閃光之金,更可析離出新聞媒體人必備而當今又部分丟失的高層次素質：先生有著難得的人生磨煉、堅強意志與不凡毅力，面對任何艱難險阻不曾輟步、不曾彎腰、不曾趴下﹔先生作為新聞媒體人對於客觀公正原則始終秉持，敢說真話、能說真話、也善於巧說真話﹔先生有著對事業、職業、專業的執著追求、嚴謹態度與奉獻精神，不僅留下了諸多頂級新聞作品、新聞理論著述等等豐碩成果，也留下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先生有著開闊的思維、前瞻的目光、創新的精神，創建了有特色的新聞院系、研究機構、學術刊物，有的還是全國首秀。新聞界“北甘、南王、西北何”的說法流傳廣泛，何微先生被公認為我國新聞教育鼎力之勢的三足之一，他在新聞界的崇高地位實至名歸。站在新聞媒體人面前與留在大家心目中的，是執戈者的何微，領導者的何微，管理者的何微，教育者的何微，新聞從業者的何微……何微是多面的，本刊展示的是何微的多面。

“互動四方”欄目特為先生專辟一檔。容量僅十五萬字的本刊，欣然接納了洒洒脫脫近七萬五千言，禮讓出了近三十多個版面，三分天下，其逾一焉！這在本刊乃至全國期刊，可謂破天荒的一次甚至首次。本刊如此者何也？緣於：大凡從政者、管理者、就學者、執教者、研究者、甚至三教九流者尤其新聞人、新聞教育者，均可從先生身上“各取所需”地汲取適合自己的瓊漿玉液。對此，這個“天荒”不能不破也不宜小破！

郁郁乎，巍巍乎，三秦大地，孕才養英。先生及其蔭恩的眾多門生、部下，包括為本欄奉獻筆墨的作者，有的生於斯、長於斯、執業於斯，有的或就學於斯、或鐘情於斯，其中尤其是此次欄目內容的策劃者、操盤手、重磅之作的捉刀人、先生的嫡傳弟子劉榮慶老先生，還是本刊的有力支持者。對於三秦大地滋養的這筆寶貴新聞文化遺產，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刊敞開了大門擁之抱之順理成章，否則舍我其誰？“以創新為辦刊定位、以求新為選稿標准”的本刊，能於傳統中、於往昔中，搜索出依然的新，於萬綠叢中能拎出哪怕一點的紅。何況，何微先生的精氣神中蘊含著那麼豐厚的新！

何微，初名何畏，筆名米若、石冷。他1916年7月23日生於山西祁縣一個中醫家庭。幼年聰穎好學，在故鄉讀書時就有人稱他“祁縣小才子”。初中未讀完就他考取了師范學校，中途又棄學去祁縣建安村小學任教師、校長。由於性喜文學，渴求知識，又有家學淵源，讀過“四書”“五經”和家藏的《時務報》《晨報》《京報》及中外名著，受先賢思想精神的影響，渴望更為熱烈、更有價值的生活，遂於1937年2月投筆從戎，參加了由共產黨人薄一波組織領導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並成為其新軍軍士二團“抗日決死隊”的愛國軍人。

當時新軍內部國共雙方圍繞抗日問題爭論異常激烈。太原淪陷后，該部轉移至臨汾地區。在臨汾，他親耳聆聽了周恩來關於《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的報告，非常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接受了該軍政治部主任李力果（陝甘寧邊區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長子）的委任，孤身一人為該軍編寫油印小報——《廣播台》，傳播抗戰信息，對新軍的抗日決心產生了積極影響。

1938年10月，何微從一位中學時的同學高敏（時任“抗大”政治部教員）那裡知道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情況，決定去“抗大”深造。遂謊稱“回家探親”，瞞過閻錫山屬下的新軍二團團長，拿到一張回鄉“通行証”，闖越層層關卡，隻身步行過黃河，到了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在“抗大”學習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抗大”畢業時，組織原擬派何微去平順縣任縣長，在征求他的意見時，他向組織表示，更希望去抗日前線做記者。組織上考慮到他的文化基礎、志趣、特長后，同意派他去《黃河日報》做編輯，與著名作家趙樹理、白浪（后改名白介夫，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王春（解放后任《工人日報》總編輯）一起經營該報。從此，何微正式與新聞結緣，終生不逾。六十余年，他一直在新聞園地辛勤耕耘，由一名戰地記者逐步成長為從事新聞實務的“記者頭子”及新聞教育、新聞科學研究的名學者。其碩果累累，譜寫了光輝的新聞人生。

抗日前線浴血奮斗的戰地記者（1939年—1945年）

1940年，何微奉調到“太南”《人民報》任記者兼《光明》雜志（32開本，發往“國統區”）編委。當年8月至12月，他以記者身份多次深入前沿陣地，參加並採訪報道“百團大戰”。“百團大戰”的主要任務是在敵后破擊正太、同浦等鐵路，牽制日軍對正面戰場的進攻。8月20日太行破擊戰開始，他隨八路軍潞城獨立營參加了破擊日寇為掠奪礦產資源而專修的白（圭）晉（城）鐵路之黃碾至馬廠段軍事行動。經過激烈戰斗，獨立營將日軍壓縮在碉堡裡，蘇營長一面指揮戰士封鎖敵人碉堡出入口，向碉堡高處槍眼射擊，一面組織民兵、民工奔向鐵路，挖路基、拆鐵軌，成功完成了破擊任務。何微在這次破擊戰中既是戰斗員又是採訪員。9月4日的第二次破擊戰斗，他仍跟隨著獨立營行動。在這兩次破擊戰斗中，他根據親身經歷，先后採寫了十多篇真實感人的戰地報道。

1940年12月，八路軍總部警衛二團去洛陽執行重要任務，太岳區黨委書記聶真派何微隨同採訪。因途中要經過國民黨友軍陣地，為免於發生磨擦，朱德總司令給兩友軍軍長寫了兩封親筆信，讓何微以八路軍總部聯絡副官的身份帶著，沿途相機交涉使用。但在他們從平順縣虹梯關出發經晉城到河南博愛縣玄關廟住下觀察敵情后，准備於12月20日晚穿越日軍長坪封鎖線時，由於日軍在高處據險設防，我軍隻能從斷崖邊的狹窄小道通過時，突遭日軍猛列攻擊，子彈密集射來，走在隊伍前面的司號員倒下了，接著一排“六O”炮彈落下，何微腿上被炸開了一道兩寸多長的口子，滾落崖下，鮮血直流。但在他艱難尋路時，發現一位被炸倒地、傷勢嚴重的人向他求救。一問才知對方是國民黨新五軍軍械處派去洛陽辦事的軍人。這名軍人腳部重傷，請求何微給他一槍，以免被日軍俘虜。何微勸他堅持住，並攙扶起他，一跳一跳地前行。走了約半個小時，前面有人高聲喝問：“哪部分的？”何微答：“九江”。問者高興地說：“你是何參謀嗎？連長派我們找你來了。”就這樣他把那個傷員交給戰友背上，一同歸隊，最終完成任務。

1941年3月，何微調任新華社晉豫分社社長，兼《太南導報》社長，9月任《晉豫日報》社長。1942年3月，新華社太岳分社成立，何微任該社軍事記者。1943年春奉調到太岳區黨委工作，任太岳區文委書記兼新華社太岳分社副社長、總編輯。1944年初，何微被任命為《新華日報》（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協議在重慶創辦的面向全國發行的大型抗戰報刊）太岳版通採部部長。這期間他多次隨軍戰地採訪，多次穿行於戰火硝煙之中，寫出了百余篇感人的戰場報道。

1945年1月，太岳區黨委決定在沁水縣鄭庄召開群英會和太岳區參議會。事前新華社太岳分社與《新華日報》太岳版組織了一個記者團，分頭深入軍民，發現和採訪英雄模范事跡。何微於1944年秋冬兩次深入安澤縣上治村採訪了山村醫生李克讓的模范事跡。1945年1月會前，他又再次趕到該村，拿著他寫的初稿交李克讓補充修改。由於他採訪深入，材料翔實，寫作精心，把李克讓的感人事跡和崇高思想境界活靈活現地展示給讀者，在《新華日報》太岳版1月25日以《模范中醫李克讓》為題發表后，引起讀者廣泛好評和共鳴，新華社又將此文向解放區各報發了通稿。3月17日新華社為此發了表揚通報，並要求各地分社記者、通訊員認真學習，改進工作。此稿也即將由現在的新華社在《中國名記者》一書中作為何微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代表作收錄。

作為記者，何微不僅作風扎實，新聞報道“優質高產”，而且留心全局的動態與發展，善於思考，從整個戰局和黨的政策高度把握新聞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因此，組織上常常把一些特殊任務交給他。如1940年一位記者寫了一篇駐守河南淇縣新五軍士兵劫財擾民的消息，引起該軍領導層的強烈不滿。該軍當時的抗日態度較為積極，對我軍的態度也較為友好。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組織上決定派何微以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太南分會負責人的身份，前往南陽新五軍軍部採訪和核查處理。由於他平時對太岳地區各種抗日力量的抗戰態度及其微妙復雜的相互關系有深入了解和正確認識與把握，所以接受任務后，他化裝成鄉村教師，孤身前往，一天徒步行走140裡，到達該軍軍部。說明來意后，該軍軍長孫殿英（土匪出身，史稱“東陵大盜”）派其副軍長邢肇榮接見何微說：“新五軍好也罷，壞也罷﹔打日本也罷，不打日本也罷，共產黨的報紙都不要報道評說。如果你們說新五軍好，蔣介石就認為我們投靠共產黨，那幾十萬法幣的軍餉就不給了。沒有這筆錢，我們日子不好過﹔如果說我們壞，又會引起新五軍對共產黨的不滿，甚至引起雙方沖突，影響士兵抗日情緒。”何微對此表示理解，給予慰問，並要求其約束部下，勿再擾民。邢肇榮把交談情況向孫殿英報告后，孫殿英第二天下午便親自接見何微，對何微說：“有人說新五軍不抗日，那是胡說。明天讓他們領你到陣地上看看，就清楚了。我們雖然是老蔣的軍隊，但抗日是民族大義，我們不含糊。”第三天邢肇榮副軍長果然陪何微到陣地參觀，見其士兵抗日情緒高昂，前沿確實與日軍對峙，何微也對此適時給予贊揚。下午，何微又就抗日話題與邢肇榮談了兩次，談的融洽深入。第四天何微要啟程返回，邢肇榮送給他一匹馬，又派兩名副官護送。三人騎馬跑到了安陽，何微在一個小飯館請兩位副官吃了午飯，飯后他倆又送何微一程說：“前面就是八路軍的防區，你可以安全地回去了！”何囑二位向軍長致謝后告別。何微這次新五軍之行，不是簡單地擺平了我軍同友軍的偶發事件，而是具體深入地做了統戰工作，進一步密切了兩軍關系，凝聚了抗日力量。

人民解放戰爭前線的軍事記者（1945年9月—1949年）

1945年抗戰勝利后，太岳分社的裝備有了很大改善，配備了電台，總社隨之對新聞的時效要求更加嚴格，規定戰況報道必須當日發到。

1946年9月，何微同三、四名記者，一名發報員、一名譯電員、一名機電操作手，用一頭騾子馱著設備，組成戰地記者團，由他親自率領，冒著槍林彈雨，參加了垣曲、靈石、冀城等地的戰斗和採訪。如除夕夜，我軍對冀城發起攻擊，攻克該城，他隨軍戰斗，徹夜未眠，天明時趕寫出《太岳我軍除夕突擊，再克冀城，殲敵千余》的報道，立即發往總社，春節當天見報。

1946年下半年，何微完成了一次特殊而艱巨的採訪報道。根據國共和談協議，雙方同意在晉南設立第十四軍調組，談判、調控兩軍關系。軍調組由三方代表組成。美國方面由貝爾出任代表，國民黨方面由閻錫山派61軍軍長王靖國為代表，八路軍總部派陳賡將軍為代表。陳賡將軍行前經與謝富治將軍商議，指名何微作為隨行記者，一同前往。談判先在候馬進行，兩天后搬到臨汾國民黨61軍司令部進行。陳賡給何微的任務是不僅寫報道，還要盡可能多地接觸群眾，搜集各種情況。可是住在敵軍司令部裡，行動受限，外出時王靖國軍長又以安全為名，派兩名衛兵跟隨，其實是跟蹤監視。何同其衛兵斗智斗勇，設法甩掉尾巴，機敏地接觸普通老百姓和士兵，了解到不少情況，談判進行的一個多月內，他每天都向總社或分社發一兩條消息，主要是揭露閻錫山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以及該軍欺壓老百姓、制造磨擦的劣跡。

1947年上半年，何微率記者團隨部隊轉戰晉南。他以我軍民對敵斗爭的聰明機智和獻身精神為著力點，採寫報道了許多驚心動魄、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軍事報道。如《冀城四區發動總力戰堅持敵后斗爭的經驗》《百煉成鋼的晉南人民》《擺好八卦陣 活捉蔣家軍——浮山蛛網聯防》《陽城擔架隊前線立功》《擔架英雄婁老水》《尚清富飛行爆破》等，僅1947年1月，就有十余篇戰地報道刊登在《新華日報》太行版上。該報1月19日這一天就刊登了他寫的兩篇報道。

1948年8月，新華社成立了野戰分社。華北局宣傳部長周揚找何微談話，要他到運城、太原前線做軍事記者，負責那裡的戰場報道。次日，他從平山縣出發，立即去了王震、王新亭所在的八縱隊報到。當時運城戰役的前哨戰——攻打牛駝寨、小窯頭、淖馬、山頭“四大要塞”的戰斗剛剛開始，何微立即進入前線。戰斗進行得異常激烈，各要塞反復易手和奪回。他穿梭於要塞之間，深深地被指戰員的集體英雄主義和忘我戰斗精神感染，爬在戰壕裡的彈藥箱上寫了《掩體是怎樣筑起來的》《戰士的槍杆詩》等數篇報道。

1948年9月，太岳“八縱”和太岳軍區部隊會同西北野戰軍王震旅發起第二次運城戰役，何微再次率領記者團上了前線。他參加司令部會議，聽取敵情匯報，了解戰場情況，指導記者採訪。10月，當運城外圍據點已經掃清，部隊正在清除攻城障礙、准備發起總攻時，戰況突變，胡宗南把正在隴海鐵路布防的36師所部四個旅撤下，從茅津、太陽渡過黃河，急調增援運城，企圖跨過中條山，解運城之圍。王震、王新亭兩將軍隨機應變，決定主動撤出運城之圍，集中力量圍點打援，在平陸西北之山地痛殲這四個旅。11月18日至21日，經過四天激烈戰斗，敵軍四個旅被我軍擊潰。其中在杜馬塬上進行的“杜馬阻擊戰”最為激烈。21日晚何微跟隨兩將軍步行2公裡到塬上查看戰場，22日王震親自在戰地審問被我軍俘獲的敵軍上校原道堂。原道堂十分狡猾，堅不吐實，不暴露其真實身份。何微見其上衣口袋有些鼓，機智地上前一把掏出，竟是一疊所聯絡的軍官名片和運城軍事部署圖。原見身份暴露，嚇得跌倒在地。

23日清晨，何微隨同兩位王將軍返回司令部駐地——上村。何微請示將軍“杜馬阻擊戰”怎麼寫？王震將軍說：“我口述，你記錄整理。”據此，何微寫出了《晉南我軍擊潰敵援軍——運城東南殲敵三千七》的報道。突出了敵援軍畏畏縮縮前進和我軍英勇殺敵的特點。王新亭將軍也在攻克運城當天向他口授了《我軍圍困運城一月，總共殲滅敵軍兩千》的消息，同樣發往新華總社和太岳分社。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在即，中共太原區工委通知何微參加《山西日報》的籌備工作，並任命他為《山西日報》副社長，兼新華社太原分社副社長（兩社均無社長，何微主持工作）。4月24日，我軍攻入太原，何微在硝煙彌漫之中隨軍進入太原城內之海子邊，立即接管了偽《復興日報》，組織記者採編稿件，組織工人修復印刷機器設備，三天之后的4月26日，第一張《山西日報》出版了。何微在解放運城、太原等重要戰役中作為戰地記者，發出許多篇生動感人的新聞報道，特別是太原剛解放時何微已三天三夜未合眼，疲憊至極。王震、王新亭司令員找到他，要他寫一篇戰報，上報中央。何不顧疲勞，立即奮筆疾書，依馬可待地寫成一篇4千多字的報道《不可戰勝的人民軍隊》（此稿被1948年11月的華北《人民日報》採用），王震看完后，手舉稿紙高興地說：“何微真是我們軍內的刀筆，又快又利”。太原解放時，何微冒著槍林彈雨在躲避敵人炮彈的隱蔽堡裡撰寫了《具有高度政治文化修養的部隊》和《戰勝困難的軍隊》兩篇文章，刊登在1948年12月的華北《人民日報》上。

“記者頭子”——秉筆直書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的報人（1949年—1960年）

全國解放后，何微擔任過多個新華分社社長和多家報紙的總編。毛澤東主席曾戲稱傳媒總編（社長）為“記者頭子”。“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記者頭子”的品質關乎一家新聞媒體的榮辱興衰，更關系著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關系的好壞。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新聞事業，整體上處於百廢待舉、開拓創建階段。何微在把大量精力用於媒體經營管理等職責實務外，照舊堅守記者崗位，擠時間採訪、寫稿，許多重頭稿還是他親自執筆撰寫的。他說，“新華分社的領導不是‘官’，頂多是個頭，是隻‘領頭羊’，根子還是記者，照樣要採訪，要寫稿，甚至要寫得更好。”

1951年1月，何微提任新華社山西分社社長，兼《山西日報》社長。1952年被提任新華通訊社華北總分社副社長，兼北京分社社長。在此期間，他移居北京，除了努力做好日常業務工作外，還做了許多開拓性工作，如他根據北京分社地處首都，肩負著特殊的新聞報道與宣傳任務的特點提出：一是首都臨時性突擊性報道任務多，記者平時要注重了解掌握下面情況﹔二是首都人民對新聞質量的要求高，記者要加強文化學習，知識要廣博，要多參加社會活動，多了解北京的文物古跡與歷史文化特色﹔三是北京城市大，范圍廣，記者要從黨的總路線和方針政策高度思考和制訂自己較長期報道計劃和“工作日歷”，改變“堵口子”式的被動報道態勢﹔四是北京人民的覺悟高，記者要保持艱苦朴素的採訪作風，以戰斗的姿態迅速敏捷的工作，獨立思考，當機立斷，保持新聞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他在北京分社還提出報道工作要創新，分社的新聞業務要改進。為此，經他提議並親自編寫每周一期名為《在我們祖國首都——北京》的《新聞集納》專集，集中反映北京各方面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發展。這種《新聞集納》的稿件是從記者每天採訪報道中按一定類型精挑細選出來，加以編輯，在特定專欄發稿。它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當時新華社業務工作的創舉。

培養合格的新聞記者是何微在北京分社工作最為重視和付出心血最多的工作。他認為，提高新聞報道質量的關鍵是提高記者的理論水平和業務素質。而分社初創時期，記者數量缺乏，已有記者都很年輕，多數“半路出家”，水平參差不齊。恰好國慶節當天，何微在天安門城樓上請胡喬木審閱關於國慶游行的新聞稿時，喬木同志對他說：“著文匯辭，辭出溢其真，是記者的大忌。你們要學習王充《論衡》中的《藝增篇》。”受此啟發，何微從1954年起，在分社開展“學習新聞寫作”的討論，對一些新聞要素，如新聞的任務、作用、用事實說話，怎樣挑選最有說服力、最能表達主題的事實，新聞要短等問題，組織全社記者聯系實際，總結經驗，改進工作。同時為全面提高記者水平，他聯系中國人民大學在夜大開設新聞班，讓分社有條件的記者都去學習，並選送三名記者到人大新聞系脫產學習。他還把自己擺在首席記者的位置上，率先垂范，親自組織指導一些重大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的採訪報道。通過工作實踐，手把手教大家採訪寫作。如1954年8月，他作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在市人代會參會期間，親自採寫了通訊《我們選舉了最敬愛的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的顯著位置登載。

何微認為總結經驗是記者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能力的捷徑。他為此撰寫了《提議總結我們的工作經驗》的專文，發表在新華社辦的《新聞業務》刊物上。對新聞業務的實踐意義和作用作了深入分析和闡述，呼吁大家通過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為此，他又撰寫了《從官廳水庫的採訪看深入實際》，發表在新華總社出版的《新聞業務》刊物上，以一次重大的成功報道為例，幫助記者總結提高。

為了培育新聞人才，何微還應邀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中國青年報》開辦的新聞訓練班講授《新聞採訪與寫作》，用自己的經驗和思考，幫助駐京記者和青年學子，所以很多老記者說他“用人有道，育人有方”“是做新聞事業的好領導”。

1954年12月至1955年3月底，何微作為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成員赴蘇聯塔斯社學習參訪。回國后，他撰寫了《塔斯社關於外事報道》《關於黨組織、蘇維埃活動和文化建設》《塔斯社關於體育報道》（上、下兩篇）《塔斯社莫斯科記者的工作》及塔斯社關於機器工業、關於青少年工作的報道等七篇學習研究文章，被新華社編印的《塔斯社的工作經驗》一書出版發行（此書當時為全國新聞界學習蘇聯運動的范本）。

1954年，新華社體制改革，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撤銷，何微的副社長職務隨之免除，但仍專任北京分社社長。

1956年10月，何微調任新華社江蘇分社社長。到任后，他秉持新聞真實性原則，從不“來稿即發”，而是堅持新聞事實的真實性、准確性。為此，他跑遍江蘇，深入工廠、農村調查研究。1957年秋后，那是合作化高潮與“反右派”進行時，為了核查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報道，他到離南京幾百裡遠的偏僻礦山，同工人、干部交談核實到深夜，在獨自回駐地途中，突遇狂風暴雨，山間小路漆黑泥濘，跌落一條五六米深的水溝裡，差點被大水沖走。從此他的命運也像這個事故一樣跌宕起伏了。

1959年，何微因為對1958年的“大躍進”“浮夸風”講了真話，說了自己的看法，被作為反對“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批判后，下放到陝西鳳縣秦嶺山區的一個小山村勞動改造。但在鳳縣農村，他以誠實正直、勤勞愛民和實事求是的人格魅力，贏得了當地干部、群眾的信任和敬佩，不僅選舉他當了生產隊長，還於1961年底被中共雙石鋪公社黨委評為“紅旗手”，並獲得了獎狀。

1962年，何微獲得平反，被重新安排工作到西北政法學院（現改名為西北政法大學）任副院長兼新聞系主任。這一年冬，他剛剛把家安到古城西安，全家得以團聚，就馬不停蹄地與西北大學教授傅庚生、陝西師范大學教授霍鬆林在《西安晚報》副刊開設“秦中隨筆”專欄，從1962年11月21日到1963年7月1日，定期刊出他們的散文作品。這些作品文筆犀利，思想活躍，精辟簡短，睿智深邃，言語清新，知識性與針對性、現實性相得益彰，矛頭直指極“左”的思潮，發人深思，深受讀者喜愛。何微先后在“秦中隨筆”專欄，著文20余篇。一次政法學院新聞系同仁讀報時發現，其中以“石冷”為筆名的文章，同何微的人品、文風和言詞十分相似，猜測非他莫屬，就暗地裡問何微，何微承認是他所寫。此事在教研室傳開后，同志們紛紛提醒他，小心“招禍”和“劫難”，勸他不要再寫了。何微誠摯地告訴這些好心的同事說：“說真話，講真理，堅持實事求是，總會有風險。這種例子歷史上千千萬萬。不過，隨筆就是隨筆，它和雜文一樣，是犀利的戰斗武器，能使人清醒。既然拿起了這一武器，就得面對現實，面對人生，堅持真理，宏揚正氣，匡正時弊……魯迅先生就是這樣，將生死置之度外了。”還說，“做風派最安全，……靠出賣靈魂過日子，不會有什麼風險。”“大不了再去大山裡當一回生產隊長！”這些擲地有聲的話，不僅令同仁們肅然起敬，更是他共產黨人革命的堅定性和無私無畏的崇高人格的真實寫照。果然，在隨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秦中隨筆”被打成“大毒草”，三位作者被打成西安的“三家村”，遭到批判，相繼被關入“牛棚”。

1962年，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面臨被撤銷的危機，何微一面以愛惜英才、勇於擔當的精神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甘惜分、鄭興東等名師來校講學，以穩定學生情緒﹔一面向省上領導陳情，要求把這一屆新聞人才培養到畢業。他的奔波努力取得了成功后，這一屆學生按教育部的規定學完了新聞本科專業課程。畢業后，都被輸送到我國新聞事業重要崗位，並作出了突出貢獻。迄今，還有人對此回憶說：“當領導，就要像他（指何微）那樣——有膽識，有擔當才能稱得上是好領導。”

1965年初，何微被調去搞“四清“運動。中共陝西省委派何微任陝西省人民醫院“四清”工作組組長，代任省人民醫院院長。由於“文革”，他被關進“牛棚”審查，1970年解除審查，重獲解放。被調入陝西省革命委員會衛生局辦公室做負責工作。由於“文革”對衛生戰線的破壞嚴重，各級醫療單位的技術骨干被關“牛棚”，醫療活動處於半癱瘓狀態，醫療程序混亂，醫療質量嚴重下降，群眾對“就醫難、住院難”反映強烈。何微力排眾議，召開“全省醫院工作座談會”，提出解放“牛棚”裡的醫生，讓他們回原崗位工作;取消醫院實行的班、排、連建制;建立科主任負責的醫生責任制。隨后又起草《陝西省衛生事業發展規劃》重點強調了發展中醫、中藥事業和中醫教育，強調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他還頂住壓力，堅持保留老干部保健門診，為此他親自分管省衛生系統的這項工作。在他的干預、堅持下，幾所省級醫院很快恢復了干部保健門診與病房。但“造反派頭頭”不斷找麻煩，要求將這些已住院的老干部逐出醫院，並責令當時的省領導追查省衛生局的政治路線問題。面對這樣巨大的壓力，何微同志以“救死扶傷”是國際慣例為依據，堅決頂了回去。

1973年，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在一次省委會議上得知何微被結合進了省革委會衛生組說：“牛頭不對馬嘴，瞎胡鬧！何微是中國的名記者，怎麼能讓去做“衛生官”呢？”，並提議調何微去《陝西日報》工作。1974年2月，年近花甲的何微重回新聞崗位，任《陝西日報》黨委副書記。但《陝西日報》是“文革”中的“重災區”，從1967年1月起經歷過造反派反復奪權、“查封”、停刊及“革委會”與軍管組並存等種種劫難，加進一個人當副職，工作上自然難有作為。1975年8月，省委提任何微當報社黨委書記。他從事務性工作做起，抓落實政策，重新組織編採隊伍，忙得連軸轉。1979年2月27日，省委批准《陝西日報》成立編委會，任命何微作總編輯，同時撤銷革委會，何微才實實在在地開始主持該報全面工作。至1980年9月，在他的領導下，復查了“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處理的96起冤假錯案，除3人外，全部平反改正﹔100多名被下放到全省各地的職工干部，陸續調回，並妥善安排了工作，開始集中精力辦報。

1980年6月，為了從思想理論上提高這支新聞隊伍的能力和素質，何微在報社內創辦了全國首家《新聞研究》（16開本）期刊，先后出刊17期。隨后又由他發起召開了西北五省省報新聞學術討論會（國內多數省報主動派代表與會），在負重如山的境況下，以開山般的毅力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意識，瞄准未來新聞改革的大趨勢，研討、籌劃和推進報社及新聞事業改革。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何微提交的論文和探討新聞改革的大會發言，引起代表們的熱烈討論，中國新聞界“三劍客”——“北甘、南王、西北何”的說法不脛而走，悄然傳開。（“北甘”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授甘惜分，著有《新聞理論基礎》﹔“南王”指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中，著有《新聞學原理大綱》﹔“西北何”即何微先生）。他們三人都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優秀記者，年齡相仿，雖都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新聞科學研究，但在學術上各自獨樹一幟，相互爭論，又私誼篤深，互以年庚為序，兄弟相稱﹔個人命運大致相同（王中被打成“右派”多年，甘惜分被當作“自由化”人物“冷凍”處理，何微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勞動）。所以“三劍客”這種稱謂，表示了他們在新中國新聞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他們對我國新聞科學研究的貢獻和影響。

1981年11月，何微調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1982年5月，提任該院院長。1983年年底改任該院顧問，兼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考古學會會長。

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任職時，何微已過65周歲，該院也才恢復建院第三個年頭。他一到職，就親自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研究所室及各界意見，起草和主持制訂了《陝西省社會科學院1982—1985年事業發展規劃》，明確了該院的發展方向、任務和工作重心。黨的“十二大”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之后，他又於1982年12月提出和擬訂了《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六•五”規劃和“七•五”設想》，經1983年5月14日第8次省委書記辦公會議討論，同意何微同志匯報提出的解決社科院科研經費、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基建等重大問題的方案，為該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后，何微以其正確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歷史研究與現實問題研究、研究與普及“三個關系”的思路，著力抓所、室組建，人才引進、培養和資料建設，作了許多開創性工作。特別是他設法從省上爭取到一些外匯，購進了一批急需而又極缺的外文資料。至今宗教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還在說：“如果沒有這批珍貴資料，宗教研究就無法展開”。

新聞教育的名師（1952年春—1992年6月）

何微的新聞教育活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開始了。那時是戰爭環境，其新聞教育活動時斷時續，也不正規，主要是給軍內的通訊員、記者講授新聞採訪與寫作。登上大學講壇的新聞教育活動，則是在1952年至1954年他在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任上，應邀先后到北京大學新聞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新聞訓練班、《中國青年報》新聞訓練班兼職講課。1962年他到西北政法學院擔任該院副院長兼新聞系主任后,為這些本科生講授新聞學原理、新聞採訪學、新聞寫作等多門課程，帶出一屆本科畢業生。

1984年夏，年近古稀的何微應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教授登門邀請，別妻離家，毅然隻身南下，在“武大”一邊教書育人，一邊繼續新聞學研究。論教書，他學識淵博，執教認真，講課儒雅風趣，思想銳敏深邃。更對新聞教育有獨到見解：認為要辦好新聞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備的名師﹔學生培養“應該高標准，嚴要求，新聞專業研究生要以名記者兼具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素質為目標﹔本科畢業生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素質，有駕馭全局的能力，思維敏銳，知識充足，寫作嫻熟，能直接閱讀一兩種外文報刊”。當年9月，在校長劉道玉教授主持召開的校黨政領導和教務、人事、設備、科研等處長及新聞系負責人參加的專門研究新聞教育聯席會議上，何微提出了辦好新聞教育的六點意見：一是要把武大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二是新聞系要創造條件，創辦微電子新聞專業、廣播電視專業，要開辦廣播電視編導和主持專業課﹔三是盡快建立碩士學位授予點和博士學位授予點﹔四是新聞教育課程設置要改革，增加一些新聞學的新學科，如新聞管理學、比較新聞學，尤其要重視電子新聞學的教學與研究﹔五是創辦一份新聞科學學術期刊——《新聞研究》﹔六是學校要辦新聞學研究所，在研究所建立新聞文獻資料分析與檢索系統，建立圖書管理、資料管理、國內外研究動態分析管理、新聞信息管理相結合的智能化機制，提高教學和科學研究能力。此后，他的這些新聞教育思想，曾在國內許多高校和新聞學術會議上多次提出和討論，反響強烈。而武大新聞系就是他實現其新聞教育理念和構想的“試驗田”，他在這塊“田”裡耕耘了八年。在今天的武漢大學，原來的新聞系已發展成為一所“新聞與傳播學院”，他的理念和構想已結出碩果。由於他對武漢大學新聞教育的貢獻和影響，浙江大學、杭州大學聘他為客座教授，常常不定期的去那裡講學。

1996年夏，何微先生將劉榮慶叫到家裡，提出在西北政法大學恢復新聞系的動議。何微口述，劉榮慶執筆起草。當時，國家教委對興辦新聞傳播學院、系和專業，已經採取了限制措施。為了順利獲批，何微將時任西北政法大學黨委書記張力同志及劉榮慶請到家裡商定新聞系的性質：一、為恢復而不是另起爐灶﹔二、定名“法制新聞系”為特色而不是新聞傳播系，更不是辦第二中文系﹔三、同意以中國新聞教育界的“北甘、南王、西北何”的何微作為西北政法大學法制新聞系的學術理論旗幟等上報。正由於指導方針及學術教育方向明確、張力同志等校領導班子及省教委主任劉炳琦同志的重視，積極奔走，西北政法學院1964年畢業的老一屆新聞系及新聞業界校友的相助支持，1999年1月西北政法大學法制新聞系終於獲得國家教委批准。

新聞科學研究的巨擘（1946年—1994年6月）

何微的新聞科學研究，是他在從記者到“記者頭子”再到新聞教育的工作實踐中就已存在和不斷進行著的。尤其是在他擔任分社社長或報紙總編之后，實際工作中出現的疑難和問題，常常驅使他以強烈的責任心和進取精神，不斷進行理性思考和科學探索。積以時日，終於在晚年凝結成聲名雀起的新聞學巨擘。

何微最初的新聞學研究是他在1946年擔任新華社太岳分社社長時開始的，其開山之作是他當年寫就的《愛國自衛戰爭軍事報道研究》。當時，太岳分社調入了一批年輕同志，何微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洞察力和高瞻遠矚的目光，預感到新中國的誕生指日可待，未來新聞事業必將有一個大發展，深感新聞記者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均應隨之有個大提高。於是他先機而動，一邊言傳身教，指導幫助身邊同行學習提高﹔一邊寫了多篇既總結自己新聞工作經驗體會，又從思想理論和新聞規律性上展開探索的學術文章。

全國解放后，工作環境穩定了，何微對新聞理論的研究一發不可收。他白天職責工作忙碌，常常熬夜讀書思考，研究問題，為幾所高校新聞專業編寫講義，撰著論文。1956年10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出版》報創刊號就是以何微寫的《新聞導語》為開篇的。其后又有《關於新聞種類和特點》《新聞體裁》等多篇研究性文章在該報《新聞講座》專欄發表。同時，他在新華社辦的《新聞業務》刊物上陸續發表了《改進我們目前的採訪報道》《要提高新聞質量就要提高勞動本領》《批評性新聞與國家通訊社》《談趣味性》等探索性學術研究文章。

離開北京以后，何微無論在何處做何種工作，即使“做衛生官員”“在山溝裡當生產隊長”“關牛棚”，他都矢志不改，從不放棄新聞科學研究。1980年，他敏感地看到了改革開放的曙光，從全國各地方報刊中脫穎而出，創辦了首家《新聞研究》學術性季刊（大16開本）。該刊設有“探索與爭鳴”“新聞理論與實踐”“經濟（新聞）宣傳與研究”“新聞改革”“編採與寫作”“記者生涯”“廣播與電視”“新聞攝影”“新聞資料”“國際新聞界”“報刊史料”等欄目。從1980年第二季至1984年底，出刊17期。從發刊詞到各期重頭稿，幾乎每期都有他的論文。在辦刊的同時，他還設法創辦了新聞研究所，自任所長，盡力推動新聞科學研究。據統計，他先后發表過80余篇影響較大的新聞科學研究論文，近70萬字。尤其是他用多年心血寫成的新聞學專著——《新聞科學綱要》一書（共十章，前言、緒論及前七章已鉛印成冊），是他的新聞思想、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經驗的理性概括和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新聞科學研究的光輝成果。

何微先生的上述新聞科學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特點：

一、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堅持新聞科學的黨性原則。他在《新聞科學綱要》一書中，將新聞的黨性原則專列一章，深刻系統地闡述了堅持黨性原則的科學性和現實性，回答了長期以來國內外就此問題爭論中的種種不同意見，提出“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體現”，論証了黨性和人民性的辯論統一性，分析了堅持黨性原則同新聞自由、民主、法制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的關系，提出了“八條”在一切新聞實踐中貫徹黨性原則的基本思路。

二、理論聯系實際。他對新聞學的科學體系、原理、范疇概念直到新聞學各重要問題的論述，堅持了科學性、規律性同現實性相統一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源自新聞活動的實踐，又指導新聞實踐的原則，使其學術著述讀起來深感思想深刻，邏輯嚴密，針對性、應用性和科學性很強。

三、論述深刻，見解獨到。如他在《新聞科學綱要》中，將《輿論》專列一章，這是其它新聞學專著所沒有的，但輿論歷來是新聞受眾和新聞人議論最多、最熱、最為疑惑的問題。他分六節對輿論作出特別探討，從與之相關聯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入系統的分析論述。其中很多論述見解獨到，特點鮮明、精辟深刻。

何微先生還在新聞學的長期研究中，開創性地探索中國新聞思想發展史，他在《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一期上發表標題為《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的論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類以來，就產生了新聞思想和新聞傳播活動，而且人類的新聞從未停止過，它是由低級到高級發展，受到新聞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關於新聞記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春秋左氏傳》是中國新聞思想發展史的最早文本和開山之作”，之后又撰文更全面詳實地專項對此進行論証。為此，他搜集整理了有關該學科古今中外的大量資料，作了梳理、注釋，有的還撰寫了“提要”“說明”，編篡成400多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文集》（共11冊，已油印裝訂）。

正是因為他豐富的新聞實踐和對我國新聞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特別是新聞學研究成果豐碩，獨樹一幟，堪稱我國新聞學研究巨擘！

（李三槐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原科研處處長、《人文雜志》主編﹔車英系武漢大學教授、《武漢大學學報》原常務副主編﹔邱江波系中新社山東分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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