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山西是何微先生的家鄉，又是他激情歲月燃燒的地方。我和李果供職的新華社山西分社，第一任社長就是他，那裡有他培養出來的干部，經常念叨著他的事跡。王秀賢在山西電視台工作，也能從其老領導的嘴裡，不時地聽到何老的故事。我在西安工作時和何微先生接觸較多，晚年又和他有過交往﹔我知道點何老新情況，就給他倆講，我們三人，自認為對何老比較了解。在何老百年誕辰來臨之際，我們重讀了《何微新聞思想與實踐》，又翻看了一些文史資料，仔細分析了他的生平事跡，他的形像突然在我們面前更加高大起來。

何微先生是一個大寫的人。我們過去對他的認識，太膚淺了。

何微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坦的，履職過許多單位，經歷過大起大落，也有小起小落。像走在陝北大山裡的趕路人，一會兒上山，一會兒下山，一會兒鑽溝，一會兒過梁，若把他一生的經歷繪成一張平面示意圖，就好像我們在畫報上看到的盤山公路圖，一個彎接著一個彎。彎彎曲曲的人生，折射出他強烈的愛國情懷、高尚的情操、奮斗不止的精神。

何老出生於山西祁縣，是晉商之后。地處晉中盆地的祁縣和相鄰的平遙、太谷一樣，是晉商的發祥地。祁縣最著名的晉商數喬家、渠家，何家雖沒有這兩家有名，但也有相當的財富。據祁縣縣志記載，何家做茶葉生意兼營錢庄，經營的永聚祥茶庄，在道光年間資本為4.5萬兩白銀，太平天國革命后效益下滑。1926年后，茶葉生意蕭條，七七事變后紛紛倒閉。何家是一個大家族，在縣城有兩座院落，縣志上繪有示意圖。可見何老的祖輩是商業資本家。

何微出生於1916年，即辛亥革命成功的第四年。那時，何氏家道雖已衰落，但其父曾留學日本，是一位懸壺濟世的中醫，家庭生活無憂，故能供他讀私塾，上中學，上師范。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面對積貧積弱、四分五裂的中國，何先生少年時期懷有憂民救國的理想。十七八歲的他，英姿勃發，憑一股沖勁，太原師范不上了，回到祁縣，到一個農村小學任教，繼而當了校長。正當他一心一意，滿腔熱情，努力實現教育救國夢的當口，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生存，卻出了大問題——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華北，摧毀了何先生的教育救國夢。

1936年的華北發生了幾件大事：日本軍隊從東、北、西包圍了北平，矛頭直指山西﹔紅軍東征，使閻錫山認識到紅軍的力量﹔紅軍向南京政府發表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宣言﹔被稱為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所請來阻止紅軍東征的國軍10個師，駐在山西地盤不走了，晉綏軍深感威脅。圓通善變、老謀深算又信奉“存在”哲學的閻錫山，選擇了“聯共抗日”以求自保。在當年太原“9•18”紀念會上，閻錫山宣布成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由梁化之、薄一波具體負責，宣傳抗日，組建新軍。

幾個月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團結抗日成為全國輿論的主調。在這種氛圍中，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十分活躍。1937年初，“犧盟會”在祁縣、太谷，招募青年，組建兩個“國民兵軍士訓練團”，培養基層軍事干部。時年21歲的何微，血氣方剛，毅然棄筆從戎，報名參軍，被編入二團，拿起槍杆救國。由捉筆杆的教師變為拿槍杆的軍人，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他果斷勇敢，為了國家利益，決心犧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何先生人生目的起點高，既不是為了過上好日子，也不是為了反封建、爭人道，更不是求民主、要自由，而是不做亡國奴。

七七事變之后，“犧盟會”組建新軍步伐加快。8月1日，新軍總部在太原正式成立，命名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下轄四個縱隊。“決死”者，何意也?決死一戰，視死如歸。何微的才華，被第四縱政治部主任李力果發現，調到手下辦小報《廣播台》，反映士兵生活，宣傳抗日思想，倡導英雄精神。李力果是民主人士李鼎銘的大公子，其時已是中共黨員，時任“犧盟會”執委委員。在李力果的栽培下，何微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提升。

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屬閻錫山軍隊序列，為區別於晉綏軍，稱“新軍”。 “新軍”成分復雜，軍事多為閻錫山派來的舊軍官把持，對政工人員存有戒心，不時制造摩擦。何微對這支部隊並不滿意。他有一位叫孔敏的同學，在延安抗大宣傳部工作，兩個人有書信往來。孔敏在信中講過一些延安的生活，何先生對延安產生了向往之心。

1938年山西抗戰出現了危機。忻口會戰失敗，太原陷落，閻錫山看不到抗戰的前途，情緒低落，抗日的決心動搖，玩起在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侵略者“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伎倆，暗裡與日本人勾勾搭搭。

凶惡的日軍佔領了祁縣，何家被日軍搶竊一空，父親氣病而亡，母親早逝，年幼的妹妹族人托附他人扶養，何微經歷著國破家亡之痛。這年10月，他做出驚人的決定，與閻錫山一系絕裂，到延安尋求抗日的答案。於是，他以回家探親的名義，辦了一張通行証，隻身孤行，跋山涉水，渡過黃河，奔向延安。到了延安，在孔敏的關照下，他順利地成了一名抗大學員。在抗日軍政大學這個熔爐裡，他學習生活了一年，讀馬列、學毛著、學軍事，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學了《矛盾論》《實踐論》，提高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讀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論持久戰》，如撥雲見日，認清了形勢，堅定了信心，明確了任務。在這裡，他還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熱血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者，事實証明他終身堅定不移。

抗大畢業，何微又被派回山西抗日前線，組織上安排他到平順當縣長，征求何微的意見時，他說在決死隊辦過小報，對新聞有興趣。組織同意他到《黃河日報》當記者，並從此與新聞結下不解之緣。在戰爭年代，新聞單位變化頻繁，至抗戰勝利，他經歷的單位有《黃河日報》《光明報》《人民報》《太南導報》《晉豫日報》《新華日報》太岳版、新華社太岳分社，有時任記者、編輯，有時任總編輯、社長。他從不計較職位的高低、單位的大小，形勢需要就干。在每個單位，他都能做出成績，寫的報道今天均已成為珍貴的文史資料。

在同事眼裡，何微是傳奇式的人物，有幾分神秘色彩。他政治上強，又有膽有識，機智勇敢，得到領導的賞識，常常布置他變換著角色完成特殊任務。他曾以八路軍聯絡副官的身分，懷揣著朱老總給友軍軍長寫的信，順利地到國統區辦事﹔又以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太南分會負責人的身份到新五軍，與有著“東陵大盜”惡名的孫殿英打交道﹔他還能在住進王靖國的61軍部採訪第14協調組談判，休息時到臨汾街道甩掉兩名跟蹤的特務，完成陳賡布置的採訪任務。

他勇於擔當，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能夠盡職盡責做出成績，在逆境中也不消極對抗。1959年，他因直言大躍進的問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文化部下放到陝西鳳縣唐藏村，可以說是一落千丈。他有冤屈，但不鳴冤叫屈、情緒沮喪。像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滕子京一樣，寵辱皆忘，進亦憂，退亦憂，想著國家，想著人民。不像有的士人，蔑視勞動人民，害怕體力勞動，把農村描繪成地獄。而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何微，卻不是這樣。面對貧窮落后的農村面貌，馬上意識到作為國家干部，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的責任是什麼？他不害怕農村的苦，農村的苦與戰爭年代的苦比，那算得了什麼？他與農民兄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唐藏村人並沒有把他當“罪臣”來岐視，很快接納了他，選他當了生產隊長。他帶領他們修地造田，改變生產條件，給農民講政策、教文化，農民的精神面貌大變，兩年下來有吃有穿。雙石鋪公社黨委也認可了他的實績，評他為“紅旗手”。他在農村肯定吃了不少苦頭，1962年平反后，從未給親友同事學生講過。文化大革命中，何微又歷經磨難，受到侮辱性的批判。四年后又被起用，安排在省衛生部門辦公室工作，沒有頭銜，沒有名分，他不計較這些，隻要有工作就行，把那不公正的待遇甩到腦后，又在這裡默默地工作了三年，幫助軍代表恢復正常的醫療秩序。他的舉動正應驗了毛澤東說的，共產黨人像一粒種子，走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

何老一生辦過不少大事，有過許多光榮的經歷，從不向學生夸耀。他戰爭年代寫過不少英雄人物，有的新華社通報表彰。但他在給學生講英雄人物寫作課時，舉了許多篇章，沒有一篇是他的。解放太原時，他在前線採訪，突然接到命令，攻下太原后三天就要出報。接到任務，他組織了一個小組，跟隨攻城部隊前進，太原城被解放軍一佔領，就進城接收一所舊報社，依靠工人，爭分奪秒，修復舊機器，整頓秩序，組織稿件。到第三天，一張山西省委機關報——《山西日報》誕生了，以嶄新的面孔亮相在讀者面前。這一開創性的功績，他從來不提。我們寫社史的時候，才知道個中究竟。1954年冬，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一員到蘇聯塔斯社學習考察三個月，回來寫了五篇介紹塔斯社的文章，在新聞圈產生了很大影響。上世紀50年代就能到十月革命的聖地考察學習，那是多麼可以顯擺的事，可他守口如瓶，一直塵封著，直到他80大壽之后，才時有所聞。

何老進入老年，仍然奮斗不止，攀登新聞理論高峰的勇氣，也是值得晚輩敬佩的。新聞是他一生熱愛的事業，作為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不被學界承認，有的人認為新聞無學，反對給記者評職稱。何老卻認為這些人對新聞不了解或是有成見，同時也反映出新聞戰線理論研究薄弱。他要在這方面帶個頭。1984年，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邀請他南下，他欣然接受。隻身前往武漢大學創辦起新聞研究所，一方面親自帶研究生，培養新聞理論人才﹔一方面開展新聞課題研究。他的課題是頂級課題，叫新聞科學大綱，沒有豐富的新聞實踐經驗和堅實的理論功底，是不敢開設這樣高難度的課題的。他經過8年的拼搏，嘔心瀝血，終於拿了下來，撰寫出15萬字的《新聞學科學大綱》，論述了新聞學的范疇、原理、規律、體系等，是一部馬列主義新聞觀的著作，達到新聞理論的高峰。還編纂了500萬字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史研究文集》和20萬字的專論，填補了我國新聞理論方面的空白，贏得了新聞理論家的桂冠。他晚年作出這麼大成就，實屬罕見。劉道玉寫詩贊揚他：“老當益壯”“德劭業偉”。

何老不僅是我們的師長，而且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德劭業偉”是他一生的寫照。作為他的學生，我們永遠懷念他、追隨他、崇拜他，頌揚他的偉業，繼承他的美德，發揚他的精神，使這面鮮艷的旗幟高高飄揚。

（王秀賢系山西電視台記者﹔李果、惠金義系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本文由惠金義執筆，2016年3月14日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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