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今年是何微先生誕辰100周年，作為門下弟子，我們深深懷念這位在戰爭年代叱咤風雲的名記者，在和平年代氣勢磅礡的新聞理論家，在改革開放年代偉大的新聞教育家。先生為中國新聞事業赤膽忠心地奮斗終生，堪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與中國人民大學的甘惜分教授、復旦大學王中教授，都是新中國新聞學的重要奠基人、桃李滿天下的大師、新聞泰斗式的偉人。

何微的新聞思想與獻身新聞事業的精神，永遠激勵后來者。

1960年我們考入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為能成為新中國在西北首批新聞科班學子而興高採烈。然而，這所承襲陝北公學、延安大學紅色傳統的高等學府，對如何開辦不同於戰爭年代而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國情的新聞專業，並無深刻的學術思維及理論與新聞實踐相結合的長遠規制。當學完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一些人文社科基礎課程，面臨系統開設新聞專業課時，學校卻因新聞專業課師資門類不全、名師匱乏而愁腸百結。1962年調任西北政法學院當副院長兼教務長、新聞系主任的何微先生，看到這種情況，大膽摒棄辦戰時新聞培訓班那種急用先學“游擊”式教育觀念，胸有成竹地重新疏理新聞學理論、中國古代新聞史、新中國新聞事業史、西方新聞史、採訪寫作編輯與新聞攝影等應用新聞學課程的教育體系，依照課程開設的次序、課時需要，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分門別類“調兵遣將”，著手組建新聞教師隊伍，調來一批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新聞教師，並給他們以極大的關懷和熱心培養。

這時，恰逢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糧食極度匱乏，國家採取了合並院校和一些專業學生放假回鄉的措施。學校有的領導根據上級“砍”“並”院系，減輕國家負擔的精神，主張把新聞系撤銷或合並到其它學科﹔或降低教育標准，將四年新聞本科改為三年新聞專科制，提前送學生出校門。在新聞系何去何從的節骨眼兒，何微先生力排眾議，從國家迫切需要新聞人才與為學生終生負責的大局出發，主張克服困難，將新中國在西北地區首個四年本科新聞系保証教育質量而完整辦下去。他說：“有廟缺神、師資不足，我想辦法，請北京來一批一流的新聞教授，支援我們大西北！”何微先生除自己講課外，趕赴北京，從中國人民大學請了三位優秀的教師來講課：一位是后來被稱為新聞泰斗的甘惜分，他講新聞寫作和新聞理論，使學生掌握了新聞基本理論和新聞寫作的精髓﹔一位是張隆棟，研究西方傳播學的著名學者，他講西方新聞史和西方的新聞觀點，擴大了學生的眼界﹔一位是鄭興東，后來做了教育部高校新聞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他是著名的報紙編輯學專家，其專著《報紙編輯學》曾獲國家教委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吳玉章獎一等獎和其它多項個人獎。他們三人開設的課程，成為改革開放時期考核新聞工作者專業職稱的學科標准。

名師出高徒。可以說，沒有何微，就不一定能請來這些全國著名的新聞學者﹔沒有何微和這三位學者授課，也就沒有西北政法學院首屆新聞系學生的科學思維、新聞理論和寫作水平，就沒有后來成為中國新聞戰線一支崛起於黃土地的生力軍。

何微先生到西北政法學院后，給新聞專業學生要講些什麼課程，開什麼學術講座，由哪位年輕教師講哪門課程，都是他精心設計和安排的。50年來的新聞實踐証明，西北政法學院首屆新聞系學生總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是可以和人大、復旦同期同專業學生一較高低的。

何微先生對我們恩比天高。我們這一批學生總共78名，進校時將培養目標定在為地、縣級新聞單位培養編輯記者。可是到畢業的時候，被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紅旗雜志社等中央級和省市級媒體一搶而空，其中40名分配到中央級傳媒和單位﹔38名主要分配到省市級傳媒單位。他們之中，不少后來成為卓有政績的廳級局領導干部與著名的記者、編輯、作家、學者。

何微先生未來西北政法學院前，聽說要取消新聞系，一批年輕教師惶惶不安，各找出路。何微先生來了后，措施得當，這些教師情緒迅速穩定下來。他們一邊聽人大三位老師的課，一邊在何微主持下結合新聞實際問題開展學術討論和研究，提高自身業務能力和授課水平。后來像桑義燐老師，他成為浙江大學新聞學院的著名教授，編寫了7本新聞著作，富有真知灼見和創意。牛振武老師，后來成為新華社廣東分社的領導。孫欣偉老師，成為西安外國語大學的著名教授。

何微先生在50年代初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時，就曾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學生和其他傳媒講課。除此之外，何微的教育生涯有兩段，一段是1962年到1964年在西北政法學院，一段是1984年至1992年在武漢大學。他在去武大以前是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1983年從院長任上離休后，去武漢大學當新聞教授、新聞研究所所長，一邊搞研究，著書立說，一邊執鞭教書，精心撰寫了《新聞科學綱要》，約30萬字。他開始培養新聞研究生，並編寫了一本《中國新聞思想發展史》，約四五百萬字。他從猿人時代開始研究，認為猿人不會說話，用肢體語言傳達信息，這就是那個時期的新聞。山西、陝西有黃河天塹相隔，但新石器時期的兩岸人卻有不少相同的實用生活石器皿，這就是新聞信息傳播的結果。甲骨文時期就有新聞寫作，司馬遷的《史記》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部出色的通訊錄。他從遠古研究到當代，重點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思想，這是其他學者還沒有涉及的領域。

我們說何微是一位新聞大家，他在武漢大學給學生安排課程時有許多前瞻性的思維和作法。從教師的要求來說，不僅要有新聞專業教師，還要有人文社會科學及懂信息論、控制論、傳播學等學科方面的教師。比如學理工科的以培養學生全方位的採訪寫作，報道工業農業、科研都是行家裡手，適應經濟發展和科研進步。在人們還不認識網絡多功能作用的時候，他超前提出新聞微電子學，以適應未來網絡時代的網絡新聞，他幫助武漢大學要建成國內一流的新聞專業，要和人大、復旦比肩。

我們說他是一位新聞教育家，還表現在他立足於一個地方，卻率先在粉碎“四人幫”以后辦起了可以指導全國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專業雜志——《新聞研究》。這是他在陝西日報社任一把手兼新聞研究所所長時辦的，我們在第一期就可以看到這本雜志的分量，他代替馬文瑞起草的《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何微還有一篇《關於報紙的性質問題》，都確切深刻地闡述了報紙的黨性原則。曾任解放軍政治部主任的蕭華上將和后來曾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宋平等人涉及新聞事業的講話都被選錄在這一期雜志裡。《新聞研究》雜志氣勢磅礡，文章立論深刻，指明了黨報在改革開放后堅持和前進的方向。這一切，出自何微魄力奪人，堅信自己的新聞學說由中國本土新聞從業實踐而來、能夠經受實踐驗証的認識論密不可分。何微先生堅持新聞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幫”、全國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以后，新聞仍然要堅持的原則、方針、功能和方向的一系列論點，即使在他身后的今天，對全國新聞工作者都有現實指導與借鑒意義。

何微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的新聞思想和精神仍在指導和鞭策著我們前進。

何微先生用生命融鑄了一座新聞學豐碑，將會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留存光輝的一頁。

（高全仁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原法律系黨總支書記﹔高彥明系高級記者、原陝西日報社駐咸陽記者站站長﹔劉彥章系高級記者、原《陝西廣播電視報》總編輯﹔宋正民系中共陝西省委黨校教授、原紅旗雜志社記者、《理論導刊》總編輯。本文完成於2016年3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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