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今年是何微先生誕辰100周年，我想寫點文字，以彰何先生之道德文章。在何微先生擔任武漢大學教授、新聞研究所所長期間，我曾擔任先生的助手約三年多時間。那時，我剛20出頭，在何微先生身邊工作，聆聽教誨，完成了我青年時代從懵懂到清晰的轉換。回憶往昔，各種場景，歷歷在目。

真正的共產黨人

何微先生南下武漢時，已近七十高齡。1984年，何微先生孤身南下，來武漢大學創辦新聞系，出任新聞研究所所長和名譽系主任，開始了新聞理論探索、新聞教育事業的新的征程。

我剛留校不久，做了一年多系團總支書記工作。一天，系黨總支書記找我談話，讓我去做何微先生的工作助手。說心裡話，這一年多的學生管理工作盡管我也做得得心應手，但總是不很安心，我以為在學校工作，就應該去做教學，做研究。而且，父親從小給我灌輸的觀點是“人生朝露，學術千秋”。領導做這樣的安排，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一方面是何微先生身邊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也暗合我的向往之心。第二天，就去新聞研究所上班了。

每天早晨，我先到收發室拿到當天的報紙和雜志，9點鐘准時送到何微先生家中，和先生一起打掃一下房間，然后，先生便倒上兩杯酒，和我坐而論道。先生談他的工作設想與研究心得，談對目前新聞改革的看法，讓我讀哪些書，聽哪些課，收集哪些資料，當然也談他的過去，談他的新聞從業經歷。

何微先生告訴我，剛解放，他作為山西日報社的軍代表，是挎著搶、帶著副官去上任的。二十出頭，他渡過黃河，上了抗大。抗大畢業后，組織讓他去當縣長，他卻選擇去做記者。我問他：“打過仗沒有？”他說，戰爭年代，后方也是很危險的，要隨時轉移，晚上要急行軍。有一次，在轉移過程中，他的腿上還中了一槍。他的老部下，當時的武大新聞研究所的副所長桑義燐教授告訴我，何微先生那個時期寫了大量的新聞和報告文學作品，有些作品入選了中小學課本。他小時候讀的課本中，就有何先生的作品。

何先生說得最多的，是在新聞實踐中對黨性原則的堅守。他認為，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事業發展中尤其需要堅持不殆的基本原則。黨性原則與國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在生活中，何先生非常的儉朴，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盡管在“反右傾”與“文革”中，他受到了各種打擊與迫害，但赤子之心不改，對黨的忠誠不變。何先生在“文革”晚期主持陝西日報社工作期間，由於對黨報紙本質的認識和把握，《陝西日報》沒有作過違背黨的基本原則的報道，受到陝西省委的高度評價。上世紀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運動蓬勃興起之際，也是“文革”剛過，萬物復蘇，各種思潮蜂擁而至，很多的年輕人都處於迷惘、困惑之中。我也有彷徨、懵懂之感，總覺得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很大差距，從小所受教育與現實中看到的和聽到的有很大的不同。從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高貴的品格，看到了理想中的共產黨人和現實的一致。我與我的同事談到對何先生的感覺，我認為他是我見過的第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也堅定了我對黨的信念，1987年，我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聞改革的探索者

何微先生盡管年事已高，被譽為“紅色新聞戰士”，但時刻關注著我國新聞事業的變化與發展，思想一點也不保守僵化，不故步自封。一到武漢大學，他設立了一個宏大而又現實的課題——“中國新聞事業改革研究”，並開展了持續兩年的調研活動。何老將新聞研究所的人員兵分兩路，由研究所副所長桑義燐老師帶著我，南下廣州、福建、上海等地﹔何微先生則帶著另一位同事魏麗老師，到北京及北方其他新聞單位，進行實地考察。

這次調研活動，讓我大開眼界，給了我一輩子難忘的記憶。

我隨桑義燐老師首次深入地接觸新聞事業第一線的學人與採編人員，讓我見識了當時新聞界威名赫赫的《羊城晚報》的總編輯許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王中教授、《文匯報》的總編輯馬達等前輩的風採，感受了社會轉型中各新聞單位改革開放所做的探索。當時，廣州珠江廣播電台被譽為“中國新聞改革的先鋒”。這個媒體對新聞的觀念與新聞的功能在實踐中，做了系統地探索。傳統的觀念認為，新聞隻有宣傳和教化功能，其實，這是對新聞的一種誤解。因為，新聞也具備信息傳遞和娛樂等其他的功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們對整個節目進行了整體的變革，同時讓節目主持人和聽眾互動。珠江廣播電台由此在新聞界刮起了一股新風，讓媒體人與學人們對新聞傳播有了新的認識層次。

考察活動非常辛苦，天氣非常炎熱，一聽訪談就是三四個小時。我每天認真做訪談記錄、錄音，有時疲倦了，就用筆尖刺自己的大腿。盡管非常辛苦，但非常充實與興奮。桑老師說，要將訪談整理的文本，在學術刊物系列發表出來。遺憾的是，1987年，由於我參加湖北省講師團到恩施山區支教，就沒有參加課題的后期工作。

與此同時，何微先生積極探索新聞教育的改革與新聞科學的構建。記得他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了《論新聞學研究內容的構思》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對於新聞學科學構建與新聞教育改革的基本設想，他較早提出改革大學新聞專業教學中新聞基礎理論、採編業務、新聞史三大塊的傳統設置，要求增設新聞管理學、新聞人材學、微電子新聞學等課程，同時主張借鑒西方的新聞思想和寫作方法，設立新聞比較學等。上述觀點，在當時堪稱非常超前、也非常開放的觀念，在整個中囯新聞教育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他后來撰寫《新聞科學綱要》一書以及開展的中國新聞思想發展史的研究，都體現了這一時期對新聞學科與新聞教育改革的探索與思考。

何微先生的學術探索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在何先生的指導下，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科建立了“重基礎、寬口徑、強實踐”的人才培養理念，也確立了從多學科視角探討新聞傳播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特色。正因為如此，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也迅速成為我國新聞傳播教育與新聞傳播研究的重鎮之一。

高山仰止，何微先生高貴的品格、共產黨人的情懷、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學科的科學化及對中國新聞教育的卓越貢獻都將永載史冊。

在這春暖花開的時節，想起何微先生在我的生日時親手給我做的煎魚，在我進入公共關系和廣告研究領域給我收集的簡報資料，其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嗚呼，先生已逝，精神永存。

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燈。

（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廣告教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廣告與傳媒發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公共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廣告學術委員會常務理事。本文寫於201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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