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當編完、改定何微先生百歲誕辰專欄這11篇、六七萬字的文稿，排了目錄，發《西部學刊》郵箱，坐下來寫編后話時，我長長噓了一口氣：“確實有點累了，年齡不饒人喲！”恩師百歲誕辰，我這做門生的也76歲了。

乍寒乍暖的2月下旬，我由國外一回來，便到何先生當年的書房，坐下來看李三槐起草並與車英、邱江波連袂署名的《何微先生的百年人生》大作，很為這篇事實詳盡、立意高屋建瓴的文章所感動，認定該文將“成為支撐本期何微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欄之柱基”。這不是恭維。因為，我入何老之門，與恩師相交40余年，見面無所不談，深悉先生之道德文章。

1989年我為《人民日報》主辦的《新聞戰線》和中新社《對外報道》兩期刊撰寫介紹何先生的《筆不輟耕五十年》、1993年為《新聞知識》撰寫《何微新聞思想縱論》時，先生仍然精神矍鑠地在吉祥村斗室裡書寫，不時往各地講學。此兩文，均是我採訪先生之后寫成的。先生將他的《新聞科學發展綱要》鉛印本、多卷《中國新聞思想文集》油印本及飄著墨香的新作賜我閱讀，亦在此時期。

1996年夏，先生約我到他的書房，口述恢復西北政法大學法制新聞系的建議，叮囑我迅速寫成書面文本，聯系時任西北政法大學黨委書記張力、省教委主任劉炳琦等學友上報。1999年3月1日，先生已經病重，自覺來日不多，猶如蠟燭燃燒得光焰將盡，邀我到病房，示意夫人離開，用舒緩的語氣，一句一頓地口述遺囑，由我記錄並整理成文。1999年4月6日凌晨，接到師母從黃雁村病房打來電話，恩師辭世了。我腦袋“嗡”一下，頓時空白，雙眼流著淚水，匆忙帶了自己記錄、整理的老師的遺囑，“打的”前往醫院，安排先生后事。我首先打電話給先生在銅川工作的長子何安琪，住在西安的學友李三槐、宋正民、高全仁，以及陝西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友智。先生的妹妹與先生的長子安琪、幼子安夏及外甥奔喪集聚吉祥村后，我與高友智、李三槐（時任陝西社會科學院科研處長）一塊兒向何老眷屬們宣讀、轉交了先生的書面遺囑。2000年6月20日，在《企業信息報》為我開的專欄“長安回望錄”上，發表了我的《恩師的遺囑》一文。為先生選擇墓地時，我向先生家屬推薦了景色秀麗的風水寶地——驪山芷陽湖畔公墓，陪同先生家屬聯系臨潼縣民政局，實際踏勘定址，並在嗣后執筆與李三槐學友撰寫了何微先生墓志。

當西北政法大學法制新聞系及新聞傳播學院應運恢復時，先生已經長眠於地下了。作為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學客座教授的我，與校黨委書記張力，曾相攜於驪山，站在先生墓前，深鞠一躬：“老師，您恢復西北政法大學新聞院系的願望，已經變為現實了。”

1994年夏，我陷入人生黑暗期，我原所在單位以8年不發一分錢工資“懲罰”我給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寫內參《陝西省農電局有錢蓋大樓無錢辦農電》。何老對我說：“人一輩子總會遇上七災八難。如今‘錢字當頭’，黨風變壞，當記者替黨和老百姓說真話，遭受打擊並不奇怪。你要挺直腰杆謀求生存，邊為稻粱謀，邊做學問。人生苦短，不要纏在上訪裡頭空耗光陰。”聽說陝西省新聞出版局邀我去做報刊審讀員，何老感慨道：“艱難時世見人心。高英杰局長、董治順副局長和王鵬、薛耀晗這些同志，有膽識，能認得秤，在你身處逆境中，敢使用你，不容易。報刊審讀室、《報刊之友》編輯部，是個好去處。我也是省報刊審讀員，也為他們寫文章。那裡學術空氣民主，說話空間大，可以追趕新聞前沿議題，報刊文本多又無須自己掏錢訂報。你領的錢不多，足可糊口而不至於沿門討飯，借此‘避風港’正好做學問。一定記著，將報刊審讀與學術研究攙和起來，將新聞實用議程與新聞理論課題結合起來，千萬珍惜歲月。”

2008年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300萬字散文隨筆集《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其中第一卷“報壇擷英”《“西北何”的生命塔》，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何先生的生平及學術成就，同樣是恩師身后的事了。這部書出版后，我首先提了一套，來到吉祥村，輕輕置於恩師遺像前，鞠躬敬禮說：“何老師，您的在天之靈有知，學生沒有躺倒，沒有懈怠，牢記您的叮嚀——‘印到紙上的文字，是摳不下來的’。我始終都在用歷史‘實錄’筆法為文，腳踏實地做事。”

同一時期，我謹遵師囑，與在海外攻讀社會傳播學博士的小女兒聯手，撰寫了兩卷本、83萬字的《新聞民俗學》，並請當時健在的甘惜分教授題簽書名，經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這部書的書訊，中外成百所著名高校網乃至中共中央網、白宮網、諾貝爾網都發了消息。當中國民俗學會成立30周年暨2013年學術年會採用了我的《一門由中國學者創立的民俗學與新聞學相交叉的新學科——新聞民俗學》，並在會上宣講時，我再次來到吉祥村何老家中，向恩師遺像匯報：“弟子沿著您創新思維的學術之路行進著，不敢分心，不敢鬆弛，不敢左顧右盼……”

耀晗知道我與何微先生交誼深厚，毫不猶豫地將何微先生百歲誕辰專欄之編輯責任交付過來。我當然滿口答應，並像催命似的向同門師友“討文債”。稿件一進我的電子郵箱，顧不得吃飯、睡覺，也要瀏覽、思索，寫信與作者交流看法，提出修改意見。唐代詩人杜甫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得替恩師負責，替何老門下的兄弟姐妹負責，替社會與后代負責。當然，閱改每一篇來稿，對我這個臨時“串演”《西部學刊》的“編輯”都是教育、鞭策。說真的，專欄稿發排時間雖緊迫，作為編輯的我對作者的要求，卻近乎苛刻。稿件編罷排了目錄，我笑了：“質量不錯！”

惠金義與王秀賢、李果的《跌宕人生見風骨》，夾敘夾議，敘事如散文，議論常有畫龍點睛之筆，內中可見修練功深矣！與金義寫何老戰爭歲月的軍事報道一樣，此文所錄不少史事，如家世，可以補何微列傳研究之缺，彌足珍貴。高全仁、高彥明、劉彥章、宋正民的《他用生命融鑄了一座新聞豐碑》，馬蛟龍《永遠懷念新聞大師何微先生》和我的《“最是江海砥柱石，風劈浪擊也昂首”》，如實記錄了何先生在西北政法學院辦新聞系與在《陝西日報》總編輯任上的作為，以親歷親聞之事，補史之闕。車英《“這八年，我今生無悔!”》，對何老在武漢大學用時代精神創辦新聞研究所與新聞傳播學院的輝煌業績給予了概括、傳揚，在憶事中偏重於發掘何先生將其新聞思想、新聞教育與現實相結合的豁達胸襟、堅韌不拔精神。邱江波的《點滴光陰 溫馨回憶》，情理交融，是一篇敘事的回憶錄，也是一篇富有抒情味的學者型散文。如此書寫，高於通常作家筆下的學者何微、記者筆下的報人何微，有學術深度又有趣味性。劉泰山《何老與我的新聞從業之路》，看似忘年個人交往，字裡行間卻透露了先生的高尚品格、犀利目光。張海華《不要為渺小迷惑》，內容充實，親近感人，行文干淨利索，充滿感恩的抒情色彩。姚曦的《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燈》，題材獨具一格，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將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詩句拿過來贈何先生對自己的學生，再恰貼不過了。

就體裁說，上述10篇，大致可以歸列為回憶錄。嚴格而論，本專欄集中發表探索何微先生的學術思想且有深度的文章，要數劉惠文的《試論何微先生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了。我在給他的信裡稱贊此文“含金量高”，乃是真心真切之評也。

《西部學刊》屬於學術期刊，而非文學類雜志，對來稿中的詩詞，編輯時頗覺棘手。我與耀晗主編商量，莫要冷落了學子感恩的心，擇其可觀者，納入編后。

何微老師祭

王鐘人

夷狄來犯烽火中，吾師聖德應運生。

投筆從戎割慈愛，建國立業有殊功。

傳媒鈍器任磨勵，學府曲木多矯正。

身后鞭策威儀在，近前良駒更念情！

（2016年3月15日於北京人民日報社）

恩師何微誕辰100周年

劉彥章

（其一）

新聞戰線“西北何”，古今中外立論多。

陋室陳文五百萬，探求源頭開先河。

（其二）

八十余載搏激流，清正廉潔無所求。

吾儕有幸入門下，效師甘當孺子牛！

（2016年3月12日）

恩師何微誕辰百周年

宋正民

筆掃烽煙大記者，壇開西北百世則。

授業解惑真夫子，五百萬言立功德。

探奧揭微窮今古，為政為文皆本色。

鞠躬盡瘁家國事，贏得清名耀史冊。

（2016年3月12日）

憶恩師何微先生（兩首）

劉榮慶

（其一）

投向延安因鬧紅，筆寫烽燧抒心胸。

唐藏村裡苦修煉，長延堡外授真經。

霜寒時節賞菊花，吉祥歲月氣若虹。

南下珞珈骨已瘦，還秦斯人即大黌！

（其二）

驪下學子兩遭窘，恩師拍案嘯長空。

叮囑人世多磨難，死裡求生路重重﹔

營官營商非爾能，潛心學術刻碧瓊。

今逾古稀仍在悟，總將師訓當火種。

（2016年3月13日）

山花子•何微先生百歲誕辰

劉榮慶

驪麓傍湖春花發，雨后晚照一天霞。桃李爭謝涌泉恩，“思無邪”。

陰陽兩隔筍抽芽，前波后浪任叱咤。媒介“三軍”奮起時，鳴胡笳。

（2016年3月13日）

我在給車英教授的信中說：“何老師百歲壽誕，您、我及各撰稿者多進入黃昏歲月，年輕作者也逾天命之年。此次集結紀念文章於專欄刊載乃及諸友聚首，恐難再有矣。” 此信發后，我的心情猶如五味瓶。何微先生對我恩比天高，在他百歲誕辰時應該說出來。因為，這些往事不光屬於我與他的“師生秘聞”，實為中國新聞史上不可遺漏之史料。由我再用散文筆法寫一篇長長的回憶錄，說一說這些奇聞軼事，也是理所應當的，可惜沒有時間了。那就簡要提供點兒我兩遭劫難，“恩師拍案嘯長空”，免得后學測度無據吧。

我的第一次“遭窘”——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后，我在中共某縣委宣傳部主持工作，因抵制“窮過渡”，與“縣委一元化領導”頂牛，遭受貶謫。到該縣委黨校任校長后，又帶隊寫了《行者公社的調查》，指明刮平調風的“窮過渡”的危害。由此受縣委書記誣陷，面臨牢獄之災。在我的厄困關頭，先生拍案而起，出以公心，為我說公道話：“並大隊‘窮過渡’，損害農民群眾的利益，中央並無這樣的部署。‘四人幫’雖然垮了，極‘左’根子猶存。頂‘窮過渡’，應屬政治上有眼力、行動上有骨氣的行為！”何微先生幾次打電話約我到西安東大街菊花園的陝西日報社，開導說：“他們下放你去農村蹲點也好呀，我也到鳳縣秦嶺山頂唐藏村當過農民，干過生產隊長的活兒。”省委書記陳元方、副省長劉庚、渭南地委副書紀白雲峰與文史大家武伯綸等老紅軍、老革命也都站出來澄清事實真相。

在我的厄困關頭，何老師讓我與報界學友、記者“談心”，傾聽多方面的看法。當時，在陝西省電台、《陝西廣播電視報》（節目報）的劉彥章、王淑榮、成秦廉促成我向《人民日報》群工部寫信，新華社陝西分社姜卯生也寫了內參，反映我因抵制“窮過渡”而挨整的本末。一線記者都說：“這並非黨員‘對抗’縣委書記個人的事兒，縣委干嘛不服從中央？”陳凡（楊玉坤）在《陝西日報》、沙石火（祝靜力）在《西安晚報》分別撰文，批評某縣並大隊98％的“窮過渡”的極“左”風。這件事引起胡耀邦、鄧小平等中央高層領導人關切，該縣縣委書記被免職，新任縣委書記代表縣委向我“登門”致歉。后來擔任陝西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的杜耀峰，那當兒正在該縣做新聞工作，及時撰寫消息，由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我終於得以解脫。

我轉任中共臨潼縣委黨校當校長后，辦驪山學會，征集地方黨史資料。驪山學會成立那天，何先生與陝西師大唐代文學研究泰斗霍鬆林一塊前往參加、講話、勉勵。先生說：“征集黨史資料，具有搶救性質。臨潼處於南北兩山必經之地，地下黨力量強，紅色交通線一直不斷，出了許權中、王泰吉、劉庚、談國帆等許多老同志，很早就跟劉志丹、習仲勛干革命。你在‘文革’時候就悄悄干征集黨史資料，這些資料珍貴無比。”我的幾十冊採訪筆記、錄音帶仍在，而所有受訪的老紅軍都到了另一個世界。我70年代末、80年代初寫的20多萬字的《中共臨潼地下黨史撮編》（1983年），也成了出自一手親歷者口述史的珍稀史料。何老師在《陝西日報》當總編輯忙得團團轉，仍然手把手教我寫消息、通訊、報告文學。我的《民間詩人王老九》得以在《陝西日報》整版刊發，也是因恩師指點為文要津的結果。

何老師說：“人挪活，樹挪死。你在那裡不好再待下去了，拉馬轉店當新聞記者吧！”於是，先生將我舉薦給正在西安開會的他的晉綏報業與新華社老戰友、時任中新社社長張帆。經中新社層層考察，我得以走上中國對外新聞領域。有誰能知道，我採寫的第一篇對外新聞稿，是何先生帶我去醫院，陪著我訪問后來擔任秦俑館館長的袁仲一研究員，稿子寫成，經先生過目、點頭，才寄往北京，刊發於港台報紙的。

期間，因先生引見，我還得與中國新聞界泰斗式人物甘惜分教授相識相交。甘老給我寫信指教學術研究方向，題寫多幅墨寶，為我的學術專著題簽書名，勉勵有加。在我1983年步入新聞業前，能受中國當代兩位新聞學巨匠澤惠，實人生之幸也。

我的第二次“遭窘”—— 那是1993年，我向《人民日報》寫了揭發陝西省農電局官員的不正之風與貪腐行徑，被時任國務院僑辦一領導定為“違反新聞紀律”。因為他規定，記者“不准寫內參”，黨員記者向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寫內參也是“違紀”。陝西省委贊揚我“對外報道卓有成效”，而我所在單位卻選擇次年中秋節那天宣布給予我最嚴厲的行政懲罰。垂直上級某領導人指示我所在單位的頭兒寫“小字報”，發給陝西省、地（市）所有宣傳部、台辦、僑辦和媒體，敗壞我的名聲，並兩次組織毆打我有病的夫人、懷孕的女兒，用磚頭襲擊我的長婿，斷掉我家的電路，致一家三代數月點煤油燈過夜。我用國務院僑辦22萬元基建投資款在西安大差市、和平路黃金地段蓋了1400平方米宿辦樓，自己及家人卻不能安寧居住，時刻有生命危險。

在我人生的黑暗時期，何微先生將我與夫人接出來，安頓在他吉祥村的家裡住下來，了解事件本末，勸導我要自信自強自立，泰山壓頂不彎腰。他說：“改革開放市場化有兩面性。官商攜手撈錢、賄賂公行的風氣，會將黨和國家引向不歸之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靠瓜分國有資產，貧富能不分化麼？你敏感，看到了問題症結在官場不正之風、在腐敗，可你我是個體，貪腐官員大權在握，盤根錯節，他們在黨組織的名義下，利用公權力尋租，‘化公為私’﹔記者寫‘內參’的個人行為，即使正確，能抵擋住嗎？能‘斗’過他們嗎？再說，記者‘內參’還有個落在誰手裡、由誰來查及查誰的問題？你這次吃大虧了，丟了飯碗，當不了官，又不通經商之道，生存會艱難起來。要設法置之死地而后生，尋找后半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省報刊審讀中心、《報刊之友》編輯部要你，說明他們有膽有識。你去那裡‘藏身子’，可保人身安全，但不能灰心喪氣，要深謀遠慮將學問做強、做大，在新聞學與其他學科的邊緣交叉下功夫。”

先生一邊安穩我的情緒，一邊在我陷入“天崩地裂”、呼告無門的危如累卵的情境中，再次出以公心奔走呼號，領銜中央與地方29家新聞媒體的30多位總編輯、部主任、記者站站長、高級記者，其中包括新華社楊潤本、王兆麟，中央電台賀俊文，《工人日報》徐國柱，《中國青年報》張文彥，《農民日報》郭邁強，《陝西日報》楊玉坤、薛善文，陝西電台成秦廉，《西安晚報》馬蛟龍，《理論導刊》宋正民，《當代青年》鄺彩琴，《教師報》閻成功，《陝西科技報》田永禎，《各界導報》潘文一，《中國名牌期刊》李鎧等，向中央頂層領導人發出《說幾句公道話》的公開信。由以黨性堅強、正直不阿的中國新聞泰斗何微先生領銜的媒體人這一與官商勾結勢力做集體抗爭的行為，在新中國新聞事業史上堪稱絕無僅有。這絕不是一位離休的報界老紅軍出於“私情”替門下學子“說公道話”的個體行為，而是在改革開放市場化中，面對處於發展階段官場明目張膽的腐敗之風，貧富差距拉大已經彰顯，黨內外廣大群眾對歪風邪氣深惡痛絕，出於人民利益，堅守黨的信仰，為挽回黨的威信做出的“王鼎”式義烈之舉。盡管何微先生領銜媒體人“說公道話”乃至時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省長、中共西安市委書記、省政協副主席兼省僑辦主任、省政府外事辦主任和省監察局的領導，一齊站出來發表意見，肯定我的工作成績與我寫“內參”的真相，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以公函方式與我原所在單位溝通，要求“復查”糾錯，均不能阻遏、改變洪水似的“拜金”狂潮與官場腐惡勢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老人揭露了陝西頭號貪腐大案陝西省農電局從局長、副局長、總工程師、總會計師到多位處長達20多人塌方式的腐敗事件，給了國務院僑辦與我原所在單位那幾個將記者寫內參揭露官場不正之風、官員腐敗定性為“違反新聞紀律”論者一記響亮耳光，也給了農電局仍盤踞於高位的權貴者一記響亮耳光。這當然僅僅是中國、是陝西一個時代的縮影，“冰山之一角”。

中國當代新聞史、陝西當代新聞史當不會忘卻何微先生領銜30多位媒體人“說公道話”的重大而富於戲劇性的事件。考察新聞史，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為一名記者寫反腐“內參”遭受處分而集聚29家中央與地方媒體的30多位媒體人向中央頂層上書。將何微先生晚年及陝西新聞同業群這一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而憂的大無畏精神，公之於天下，我才能心安適然！

“我以我血薦軒轅”。盡管我由此“背了20多年黑鍋”，至今仍然在生活上精神上備受煎熬，但何先生的教導言猶在耳：“自信自強自立”，“將學問做強、做大，在新聞學與其他學科的邊緣交叉下功夫！”

我知道自己是中國學界與文壇無權無勢無錢無名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都游離於體制之外。我已當了22年陝西省報刊審讀員，對這差事，我很敬業，所寫審讀報告與媒介批評的文章結集為《報人說報》（約六七十萬字）。我的亡妻是一位民間花鳥畫家，我為她的畫作題寫詩詞，連同我幾十年寫的幾百首詩，結集為《詩畫比翼》（約六七十萬字）。作為報人，也作為陝西省緊急救助協會常務理事，我借報刊審讀積累現實案例與史料，寫了中外學人目前尚無人問津的《社會緊急救助報道學》（約80萬字）。

此外，自清末民初王國維之后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者也罷，外國學者也罷，凡治中國古代戲劇史者，都從元代關漢卿那個時候做上限。一些名震一時的大學人說，中國戲劇“來自希臘”“來自印度”。我喜歡歷史，也喜歡文學，查檢史料與考古實例等信息，堅定地認為中國戲劇產生於中國本土。一萬年前的岩畫、八千年前的原始面具以及史籍記載，仍然存在於各地的儺劇“活化石”，都是戲劇舞台形象表演傳播形式之實証物。我的《中國古代戲劇史述略》（約80萬字），仍在撰寫中。

何微先生及其新聞思想屬於逝去的時代。他的不少學術觀點，特別是人格精神，今天仍閃爍著黃金不鏽的光芒。我們應當全面地歷史地辯証地評價“北甘南王西北何”的新聞觀，繼承發揚他們學說中具有真理性的精華。

我的所有研究課題，都不是恩師何微生前圈定的、指點的，但都受到先生的影響，所謂“全憑老干為扶持”。我不相信、也不贊成“食師不化”、生吞活剝前人包括導師的學術思想而能夠立言立功立德。我堅持認為，思維的勝利，是根本的勝利。我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中借鑒、吸納恩師的精髓是：創造精神，創新思維。

在紀念何先生的詩詞裡，我寫了“今逾古稀仍在悟，總將師訓當火種”。“陰陽兩隔筍抽芽，前波后浪任叱咤”。因為，我是何微的門生，常悟感恩之真諦，並永遠將何微奮發圖強的創造精神作為終生的座右銘！

（作者系陝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報刊審讀員，陝西省傳播學會專家。寫於2016年3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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