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中國新聞學有組織的研究，開始於1918年10月14日，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倡導，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該會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發展為宗旨”。在20世紀初，研究會以發展我國新聞事業為目的，可見蔡元培深謀遠慮，目光遠大，真是難能可貴。時間正在“五四運動”的前夕，對於中國人民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研究會作為新興事業，其成效是顯著的。研究會聘請了著名新聞學者徐寶璜、名記者邵飄萍任導師，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建設學習園地，出版《新聞周刊》﹔編輯了我國第一部《新聞學》專著和我國最早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也為北京大學后來政治系、哲學系開設新聞理論課程提供了有益的經驗。這是我們較早的師承，系統的理論性經驗的積累。

關於我國新聞歷史學的研究，發軔較晚，最早的是戈公振所著《中國報學史》，出版於1927年。這本書是戈公振全面、系統論述我國報紙發展史的力作。

——何微《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第57頁

其二

（山西西侯度石器—陝西藍田猿人文化—匼河文化之間）這種聯系決非偶然現象，那時人類的智力和技能相當低下，從地理環境上也不連在一起，山西的芮城到陝西的藍田，東北至西南劃一條直線，約有150公裡，何況有一條黃河天險及渭河相隔，沿途處處有高山和峽谷，如果沒有人際交往、思想傳播、新聞交流，在石器生產工具上如此一致，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大膽地斷定，在二三百萬年的更新世，人類已有了新聞傳播活動。

中國有文字要早於殷商的甲骨文，西安半坡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缽口沿上常有一些刻畫符號，而且這些符號在四、五十種彩陶器上重復出現，部位特定，考古學者認為是原始人對某些事物的標記，也有的認為是我國文字發展的淵源。有實物說明在公元前5000—3000年已經有原始文字出現，而且首先使用於記載事物。

最有趣的是文，它是商周時代刻於龜甲上的文字……甲骨卜辭的結構與我們當今新聞的要素完全吻合，僅是稱謂不同。完整的卜辭由“前辭”（亦稱“敘辭”）、 “問辭”（亦稱“命辭”）、“佔辭”、 “驗辭”四個部分組成。“前辭”是寫何時、何人（何人多數是指貞人或商王）﹔“問辭”是要問卜的事物，即新聞要素中何事、何地也一般包括在這一部分﹔“佔辭” 是所要問卜預測的事，這點與新聞中的何故相同﹔“驗辭”為佔卜的結果或應驗情況，也就是新聞要素中的如何。

——何微《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第61頁

其三

許多年來，我國新聞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一樣，在“左”的思想籠罩下僵化不前，存在著庸俗社會學的氣味。

為了發展新聞學，使新聞學振興起來，科學化起來，以便更好地為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服務，首先應做的事情是要把思想從“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發揚勇於探索的精神。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在這之外，還應著手探索新科學的研究方法問題。……我們認為不妨先從克服流弊做起。我們現在的許多研究，在方法上似乎有兩個弊端需要克服，一個是無視前人，割斷歷史﹔一個是旁若無人，閉目塞聽。

——何微《新聞科學綱要》第16頁，中共陝省委黨校、《陝西日報》新聞專業講義，《陝西日報》新聞培訓中心1995年2月編印

其四

據多次通讀《春秋左傳》認為它是一部古代新聞作品選集。《經》屬要聞，《傳》是有背景的解釋性的報道。……研究先秦的輿論問題，綜觀《春秋左傳》《尚書》《國語》《戰國策》《小戴記》《大戴記》《詩》和《呂氏春秋》等有關的許多篇章，中國古代的輿論學已見雛形，而且以詩諫、史諫、禮諫為特色，包括君民兩個方面的內容，有許多生動的事實記載。

——何微《關於中國古代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第62—63頁

（其一，其二在65頁﹔其三，其四在72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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