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是“中國的《泰晤士報》”，是學界流傳很廣的一種說法。如“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新聞事業史》（修訂版）就如此表述：“1921年11月21日，北岩爵士參觀上海《申報》報館時，曾稱《申報》是中國的《泰晤士報》，鼓勵該報向西方學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7頁）但筆者仔細查考相關記載，發現北岩並沒有類似表述，這一說法或為對其言論的誤讀。

　　1916年至1918年，《申報》斥重金建成一棟有100多間房屋的五層報館大樓，內設照相銅鋅版部、排字房、澆字房，藏書室、會議室、會客室、大餐廳、浴室、修容室、臥室等，除了樓梯、電梯外，還有直達地下室的運載貨物的升降機。“上海報館之自建館屋，亦以申報為始。”1921年，北岩爵士參觀《申報》大樓后，發表觀感：“貴國之報界，竟有用最新之組織設備如貴館者也。鄙意世界幸福之所賴，莫如有完全獨立之報館，如貴報與敝報，差足與選。報館採集各種真確之新聞貢獻於世界，其價值與功用，實遠過於外交。”（《申報》1921年11月22日第四張《北岩爵士昨日在滬之盛況》，上海書店2008年影印版，第496頁）北岩之意，不難理解，除對《申報》提供“真確”新聞的價值與功用進行肯定外，更多的是對在中國能有《申報》這樣現代化的報館規模和完備的設備表示贊嘆。

　　同年12月，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兼世界報業大會會長威廉博士訪問《申報》館后也說過：“貴館一切設備皆甚壯觀而有精神，引起一種對於報界之榮光……此次游歷各國雖多佳處，但報館能如貴館者實不多覯。”（引自謝介子《世界報界名人來華者之言論專輯及予之感想》，《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申報館50周年紀念》，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版，第53頁）

　　可見，《申報》作為當時國內發行量數一數二的大報，具有很大影響力。但由此而被貼上“中國的《泰晤士報》”的標簽，似顯牽強。

　　在北岩訪滬之行后的1922和1923年，《申報》與《新聞報》先后舉辦了創辦50周年、30周年紀念活動。《申報》編輯成冊的《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紀念文集中，沒有人在文章中有《申報》是“中國的《泰晤士報》”的提法。而《新聞報》三十周年紀念冊中，多處提及《新聞報》為“中國的《泰晤士報》”。如張季鸞《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稱《新聞報》為“今日海內第一之大報”，汪漢溪為“東方泰晤士之主人”。《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辭》也稱贊《新聞報》：“彼時已久與申報相頡頏。而建筑外國報館式之屋宇，購置最新卷筒式之機器，為中國報館先者，均已備具矣。入民國后，任事者均一時名宿，報紙行銷之廣，營業收入之豐，數年以來，遂為全國冠，已成為中國之泰晤士矣”。在北岩訪滬后一兩年的時間裡，時人紛紛把“中國的《泰晤士報》”稱呼給了《新聞報》，是值得關注的。

　　在20世紀上半葉，打著“中國的《泰晤士報》”名號的報紙如《字林西報》《時報》等，多只是《泰晤士報》情結的一種體現。事實上，在辦報理念、內容編輯、報紙性質、風格等方面與《泰晤士報》相去甚遠。而“中國的《泰晤士報》”之爭更多聚焦於《申報》和《新聞報》之上。

　　20世紀20年代，《新聞報》“聲譽和《申報》不相上下，物質的設備也並駕齊驅”（世芬：《新聞報》，《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人們經常會脫口而出“申新兩報”或“新申兩報”。

　　從發行量來看，1890年之前中國銷量最多的報紙為《申報》，1900年之后《新聞報》“銷數一直凌駕於《申報》之上，成為舊中國發行量最廣的大型報紙”（徐鑄成：《報海舊聞》（修訂版），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38頁）。如1920年，《新聞報》5.0788萬份，《申報》3萬份，1921年，《新聞報》5.9349萬份，《申報》4.5萬份（姚福申：《解放前〈新聞報〉經營策略研究》，《新聞大學》1994年第1期）。

　　從傳播內容看，在20世紀20年代初，《新聞報》屬於大眾化報紙，而《申報》更多以“質報”面目示人。《新聞報》創辦初期曾注重政治，“盡力於時局有益於社會之事”，但因為辦報困難，為趕超《申報》並和后起之秀《時報》競爭，汪漢溪以商界人士、店員和中下層市民作為主要讀者對象和報紙的社會基礎。為此減少報紙的政治內容，減少評論，增強報道，增加經濟內容等。如1921年4月15日開辟經濟新聞專欄，聘請著名經濟學家徐滄水主持經濟新聞。文字力求淺顯通俗，可讀性強，側重於經濟新聞、社會新聞，盡量方便商業與娛樂資訊的獲取。“該報在社論方面十分慎重而近保守，在新聞方面則力求公正而翔實。……僅僅是營利主義。”（世芬《新聞報》，《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84頁）《新聞報》設有體育新聞欄目，副刊快活林注重趣味性、知識性、通俗性。由於《新聞報》廣告版面的比例很大，有時新聞倒成了邊角余料的點綴，因此人稱“廣告報”。

　　《申報》則是以政治新聞為主的嚴肅報紙。史量才主持《申報》22年，他認為“獨立之報紙乃人類幸福之所賴”，力圖把《申報》辦成世界性的報紙。1921年12月，威廉博士和美國新聞家、萬國報界聯合會新聞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格拉士等訪華。史量才在《申報》舉行的招待會上說，“雖七年來政潮澎湃”，《申報》的宗旨從未改變，“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與剛才格拉士所說的‘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與本報宗旨正好符合”，並鄭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辦報一年，即實行此志一年也”。

　　再看《泰晤士報》200多年的發展歷程，基本上以嚴肅負責的“質報”著稱於世。《泰晤士報》也有過探索大眾報時期，就是北岩時期。1908年，北岩爵士買下難以為繼的《泰晤士報》后，採取了一系列大眾化的方針，主張文章寫得短一些、有力一些，其社論也一改往日沉悶保守的風格，變得輕鬆幽默。北岩曾有一句名言：“凶殺、性、丑聞儼然已經成為了英國大眾傳播的每日主菜。”他堅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聞”，提出“一天給我一樁謀殺案”，將犯罪故事作為報紙的主要賣點，刊登社會犯罪新聞等內容，在報紙中增加刺激性和趣味性的元素，使其更適應讀者的口味，甚至為了吸引讀者而採用低俗化的手段。為提高報紙銷量，北岩還把報紙價格減為一便士。這些革新使得《泰晤士報》的銷量在一戰期間一躍升為31.8萬份，創該報創刊以來的最高紀錄。雖然北岩時期是《泰晤士報》的第二次巔峰時期，但改造后的《泰晤士報》已淪為大眾化報紙，標志著其“質報”時代和嚴肅負責傳統的暫時終結。從這一階段兩張報紙的風格特點講，北岩似乎也不會將《申報》比作“中國的《泰晤士報》”。

　　（陳兮 作者單位：長沙學院中文與新聞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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