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介紹了福柯和伽塔裡對主體性的論述，並將關注點放在數字主體性的概念以及富勒和雷利這兩位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通過具體的實例，本文討論了在數字世界裡數據主體對真實自我的替代性問題以及算法、監控和主體性之間的聯系問題，並認為數字主體性、數字人和人間的距離會進一步縮小。

關鍵詞：數字主體性﹔數據主體﹔算法﹔監控

一、引 言

“當我們失去隱私，我們失去媒介，我們失去的就是自由本身，因為我們不能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是斯諾登在紀錄片《第四公民》中的台詞。2013年6月，全世界目睹了一件丑聞的誕生。前中情局（CIA）職員斯諾登將兩份絕密資料交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此后這兩家報紙分別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聽項目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通過進入微軟、谷歌、蘋果、雅虎等九大網絡巨頭的服務器，監控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聊天記錄、視頻及照片等秘密資料的行為。在2014年上映的紀錄片《第四公民》中，斯諾登在採訪中揭露了針對普通美國民眾以及其他大多數有影響力的國家（比如：英國、德國、巴西和中國）的大規模的監視行動一直都在大范圍進行之中。美國國家安全局不僅在監控可疑人士和敏感話題及事件的動向，還同時在監測普通民眾的日常傳播行為，包括了短信、郵件、電話、在社交網絡上發布的動態以及其他各種在線活動產生的各種形式的數據。在此不難發現，相較於現實生活中的本體，網民的數字主體和在線行為被投以更多的注意。而一個日漸顯著的事實是，當我們試圖描繪自我時，我們的數據主體建構出的我們比我們對自己的描述還要來得真實[1]。而且，我們無意識中在互聯網上留下的所有類型的足跡——在購物網站上的購買數據、移動設備所攜帶的全球定位系統記錄的地理數據和行動軌跡、搜索引擎通過記憶我們的搜索關鍵詞來了解我們的興趣以及瀏覽器多年來對我們的網頁瀏覽歷史的記錄——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對我們自己的一種復制。非常明顯的是，一種新的數字形式的主體性已經被計算創造了出來，被有意識地塑造以及被在算法上監測著。那麼，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去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考慮：這種主體性對於我們來說意外著什麼呢？正如德裡羅所問的一樣，我們的數據的總和真的能成為我們自身的替代嗎[2]？政府試圖監測人們自身產生的數據的行為算不算一種對隱私的侵犯？相比於我們自身的描述，在揭示人們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等問題上，數據主體的描述是不是更具份量[1]？在數字主體性和現實的人以及他們的數字代表之間是否存在著距離？

針對以上的問題，將主體性放在不同的語境之上，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自從福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重新開始研究主體性問題后，伽塔裡、馬修•富勒、瑞塔•雷利等學者分別於1996年、2008年、2013年從他們各自的視角提出了對主體性問題的理解[3]。本文將首先簡要介紹福柯和伽塔裡對主體性的論述，並將關注點放在數字主體性的概念以及富勒和雷利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通過具體的實例或者美學項目，每位學者的觀點都會被進一步討論。

二、福柯：實踐塑造的主體性

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說的一樣，人是社會動物，就算人似乎能獨自生存、單獨行動、獨立思考，可人還是不能逃脫社會的關系網絡。因為我們得去適應我們所處的團體和社區，我們的行動、行為和實踐都會受到這一目的的影響，而這也使我們以某種方式與彼此相聯系著。對於福柯來說，社會中的這種典型的同他人的互動和實踐就正是塑造主體性的主要因素。根據凱利對福柯關於主體的論點做出的總結，主體是由自身在不同時間和模式下與不同實踐的互動構成的，主體是由不同的包含實踐的實際的主體本身創造的[3]。而在今天的互聯網語境之下，福柯的觀點變得很好理解了。例如，Facebook，Twitter，Google+及其他社交網絡社區總會向新注冊的用戶推薦已經加入了這個社區的他們的朋友的賬號。比如，當你注冊一個新的Facebook賬號時，在設置了郵箱和密碼后，Facebook網站便會向你詢問“你的朋友已經在Facebook上了嗎”。它會自動列出四種方式（Hotmail，Yahoo，Skype以及其他郵箱類服務）來推動你找出已經在Facebook上注冊了的朋友。在這四種聯系方式中，三種是建立在文字式的朋友關系上的，而Skype則主要包含聲音或面對面的溝通方式。用這些方式可以找出朋友，表明了用戶彼此間親密的互動經常頻繁地建立在這些方式之上，這便是用戶的數字主體性被建立起來的一部分。而且，像Facebook這樣的網站還會使用其他各自方式來讓你找到你的朋友或者讓你能夠輕鬆地交到朋友。例如，如果你在注冊時並不想完善你的郵箱地址，系統會提示你如果與朋友們在此建立聯系你會收獲更多的快樂。而且，一旦你登錄進你的個人主頁，你會不斷地從系統收到建議你補充你的真實的照片、教育背景、職業信息等。一旦你同他人的聯系被建立起來，互動和實踐就會由此開始豐富起來。這整套嗡嗡地向用戶推送提醒、消息和更新的機制在結構上相當縝密集中，而且高度依賴於網絡社區中朋友間的實踐和互動。通過幫助用戶構建出他們自己的數字主體，這份機制被設計出來其實就是為了增加用戶忠誠度和用戶使用時間。正如福柯所認為的，根本就沒有完全獨立、自我決定、自我設計以及自我控制的主體性，主體是通過話語和權力關系被塑造出來的[4]。相應地，在網絡社會中，如果用戶不能與他人建立起互動和聯系，他們的主體性也無法被建立起來。

三、伽塔裡：定義排他性的條件在不斷地變化

與福柯對主體性所持有的論點不同，伽塔裡的觀點並沒有大量集中在社會聯系和互動事件的方面，相反，他強調的的是自我形成的主體性是建立在排他性之上的。在他的書《主體性：是好是壞》（Subjectivities: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中，他對主體性的理解是能夠幫助個人或集體因素來把自己作為自我參照、存在和主體領域加以展示的條件，定義排他性的條件在其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5]。一些廣受關注的網絡草根名人便是很好的案例。在微博發展的初始階段，用戶通常隻能在相對固定的朋友圈裡彼此關注，因為現實生活中社交圈的固定性，在微博中擴大社交圈和獲得粉絲關注是非常困難的。而以“留幾手”等人為代表的草根用戶卻能飛速地獲得大量用戶的關注，這是因為他具備有一系列獨特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提供犀利有趣的內容。他通過對女性的外表發表犀利諷刺的評論並給女性的外貌評分獲得了相當多人的喜愛。在其他用戶中間，他的短評具有一致性的語言風格以及給他人打分的行為使他獨樹一幟。“留幾手”的微博粉絲把他當作一個真實的人看待，然而事實是，他其實是由一個六人團隊運營的賬號。

福柯和伽塔裡對主體性的論點差異還存在於對“集體”的理解之上。福柯認為主體性的形成主要歸於權力關系和話語。語言是我們能夠理解事物和自我解釋的唯一工具，語言在各自意義上都是社會的，它反映了社會的壓迫，向外塑造了人的主體性，向內形成了道德化的自我[4]。然而，伽塔裡認為，界限清楚和全面的話語邏輯和關系對於集體化塑造的主體性而言並不重要，從邏輯中浮現出的言語之前的感覺更具影響[5]。因此，主體性是以集體化的方式被塑造的，並不意味著它就完全是社會化的。

此外，新媒體、傳播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也具有影響主體性及其表現方式的能力。伽塔裡認為，同在“集體裝置”的總指示之下我們將社會機器加以分類的方式一樣，信息和傳播的技術機器也在人的主體性的核心中運行著，它不止在記憶和智能之中，也在感知、影響甚至是無意識的幻想之中。因此，在諸如手機、數碼相機、電腦等技術機器的影響因素之下，資本殖民主義所一直宣揚的一種具有普遍代表意義的主體性就處在了危機之下[5]。這場危機清晰地表現在了當今的社交網絡中，尤其是在那些專門以照片分享和視頻分享為主的網站和應用上。像Instagram這種照片和視頻分享的應用使用戶能夠體驗攝影和發表攝影作品的每個步驟，而且，從拍照、刪選到編輯和定位照片的全套體驗都與高像素的手機自動相機、設計精良而且使用方便的濾鏡應用以及相互鏈接的社交網絡緊密聯系在一起。作為主體的用戶沉浸在技術機器所帶來的便利和快樂裡，這種技術的實現解放了用戶的思想並使他們能夠發揮自己主體性的創造力。數字表達為這種自由提供了條件，而標准化的表達形式卻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因此，為了讓自己的作品獲得更多的關注，用戶會努力地用更多的方式使自己在他者中脫穎而出。所以，一方面主體性的表現方式豐富了，另一方面主體性也開始多元化了。例如，在Instagram上有很多非名人但獲得了很高關注度的賬號，@itslavishbitch就是其中之一。他有四萬粉絲，而他發布的照片的主題都以炫富為主，並且他經常會嘲笑自己的粉絲。在現實中他如果這麼做肯定會被視為極其糟糕的人，但在Instagram這樣的數字世界中他的身份和照片卻吸引了眾多粉絲關注。他在Instagram上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塑造的主體性不是建立在他在現實中的身份之上的，卻是由他所選擇和使用的照片、視頻以及話語構成的。關注他的人也並不在意現實中的他的個人生活，而隻關注他在Instagram上展示的一切。在這裡，他的數字主體在這種機制中被塑造了出來。對於以他為代表的所有那些Instagram上的名人來說，他們的主體性並不是他們隻能被動接受的來自於社會關系和權力互動對他們的分配，而是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復制或破壞或偽造地塑造自己。正如伽塔裡所認為的一樣，一方面，主體性的機械生產能被最好的情況所利用，另一方面它也會被最壞的情況所利用，並且在其中扮演“頭腦麻木的大眾媒介化”的角色[5]。

四、馬修•富勒：身份的斑斑點點

富勒對數字主體性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與雷利的觀點很相似，都是與數據監控緊密相關的。如今，毫不夸張地說隻要我們一上網，便在不斷地遭受監控。正如斯諾登事件一樣，從算法的角度來講，無論何時何地在線瀏覽何種信息，用戶都一定會留下數據和數字足跡。用戶與互聯網互動得越深，互聯網公司的各自服務器就會記錄下越多的數據。富勒認為，隨著我們的身份斑斑點點地散布進我們在線創造的大量數據中，計算機用戶的數字主體性就會被監控，而且隻要這些數據出現在互聯網巨頭的服務系統中，它們就會被自動地計算和處理。數字主體性和數據用戶斑斑點點的身份已經像商品一樣具備特定的價值[6]。

並且，因為數字化的迅猛發展，數據變得極易存儲和轉換，因此也變得極易售賣。在谷歌面向企業的服務“給廣告主的雙擊”（DoubleClick for Advertisers，簡稱DFA）為例，這服務的功能是通過追蹤用戶的瀏覽偏好和是否點擊了特定種類廣告的在線行為來幫助廣告主在線鎖定他們的潛在客戶。通過購買DFA服務和另一叫做“探照燈”（Floodlight）的附加服務，廣告主能夠捕捉到通過點擊了他們的廣告鏈接進去到他們網站的用戶。最重要的是，在這兩項服務的幫助之下，廣告主可以輕易地了解客戶是從哪兒開始了解他們的產品或網站的，什麼時候客戶開始對他們的產品感興趣或者什麼使客戶會失去興趣並停止對網站的訪問[7]。在這種方式下，數字主體性以及身份的斑點不再是一種偽造的特征或者形象了，它只是政府或企業為了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開啟的監控系統下的一定數量的數據的集合。DFA擁有強大的收集用戶在各個通道，比如你的瀏覽器、操作系統、IP地址等，留下的數據的能力，而且它不會主動告知你如何從種種監控中清除痕跡，隻會在繁復的用戶指導說明或協議中不起眼的位置有所提及。

然而，當用戶逐漸意識到數據監控機制的存在時，為了避免被監控，他們的在線行為由此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富勒認為，我們可以從兩種意義上來解讀監視系統運行的方式和對促進主體化產生的方式。首先，監視促成富勒這種行為的產生，這是其冷卻作用帶來的積極影響。好的公民要學習做正確的事。另外，監控的第二個功能就是它生產了新的對象[6]。在他對駕駛犯罪案件中對數據應用的研究中，他提出我們的數據主體實際上是新的數字主體的創造。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留給服務器的數據數量極其巨大，它反映出的具體的主體也正是現實生活中的我們的替代或者鏡像，這也是像DFA這種數字廣告服務機制得以存在的背后的哲學。廣告主試圖通過運用算法來提取、讀取、分析其他算法收集的用戶的數據來還原真實主體對特定物品的真實偏好和購買習慣。與之相類似，在理解和讀取數據上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會造成對數據的誤解使數據不能揭示真實的自我，而是展示了一個不存在的有著假設偏好和習慣的數字人類。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富勒認為，在廣告主所理解的數字主體性和真實裡的真實主體間有著視覺錯位[6]。只是，雖然數字主體性與真實的主體是不一樣的，但是，它並不是假的，它正是真實的主體在數字世界裡存在和被感知的形式。

五、瑞塔•雷利：雙重數據

雷利對數字主體性的看法與富勒相似，他們都將數據監控與數字主體性聯系了起來，並強調了以算法的形式運行的監控是如何影響數字主體性的建立的。在《數據監控與反監控》（Dataveillance and Countervaillance）一文中，雷利認為，“世界正在經歷一種轉移，從電視記錄——除非整個世界能看到你的圖像否則你就不存在，轉移到了數據庫記錄——除非谷歌裡有你的記錄否則你就不存在”[8]。雖然雷利和富勒對數字主體性持有類似的觀點，從雷利使用的“雙重數據”這一概念上看，雷利對構成主體的數據主體有著不同的理解。雷利在這一點上與哈格蒂和埃裡克鬆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監控技術沒有把人作為個體來監視，而是用拆卸和裝配的過程來使之運行。人被分解成一系列離散的信息流，再根據預先設定好的分類標准來穩定並抓取這些信息流。之后，它們會被運到中心位置進行重組並根據服務機構的日程對它們加以利用。總之，這些信息構成了我們的“雙重數據”，我們在電腦和現實語境下循環的虛擬/信息檔案[8]。

因此，作為數字主體性的一種結構，雙重數據並不如身份的斑點那般准確。這是因為在算法和計算處理后，數據會被分類成特定的組別而不是在缺乏分類的情況下被作為特定的個體來針對，在這一組中主體可以有差異。雷利認為，雙重數據和數字主體性僅是以一種臨時形式被創造和聚集起來的。數字檔案在我們使用搜索引擎前是不存在的，而使用搜索引擎幾乎完全是上網的第一步。但之后，雙重數據就是我們使用了搜索引擎后產生的結果，它其實是由服務器的挖掘、分析和報告數據功能制造出來的。盡管如此，雷利也認為，用戶仍然可以通過安裝諸如Evercookies這樣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刪除上網記錄的應用來從算法設計服務器的手上奪回控制權[8]。在這一點上，信息和在線購物網站上流行的分類標簽是很好的例子，以Tripadvisor這個網站為例，它鼓勵用戶在網站上對用過餐的餐館做出評價，在寫過評價后，用戶還需要分別從食物、服務、價格和環境這四個方面對餐館做出評級，一旦一家餐館有足夠的評論和評分，它就會自動地被分配到由星星數代表的某一類別，從而，當另一個人想選擇一個好的餐廳吃飯時，其他客戶留下的意見就會成為他的參考。在這裡，數字主體性就反映在了這種通過評分、評論和添加標簽建立起的價值評判上的用戶集體生成的系統上。數字主體的價值體現在了數據被作為參照所使用而且會得到其他主體的採納上。所以，伴隨著數據泡沫的主體性對於企業來說極富價值，顧客既是內容的生產者，又會在下一輪主體成型過程中成為新的顧客。

總的來說，不同的學者在主體性上有不同的看法，而關注的重點也漸漸地轉移到了算法、監控和主體性之間的聯系上。而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這種聯系也必然變得更密切相關，數字主體性、數字人和人間的距離也會進一步縮小。

參考文獻：

[1] Critical Art Ensemble, (1993). The Electronic Disturbance. New York: Autonomedia, p.63.

[2] DeLillo, D. (1985). White noise. New York, NY: Viking.

[3] Kelly, M. (2013).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C. Falzon, T. O'Leary and J. Sawicki, ed., A Companion to Foucault, 1st ed. [online] West Sussex: Blackwell, pp.510-525.

[4] Li, N. (2005).Jiazhizhutixing. Beijing Shi: She huikexue wen xianchu ban she.

[5] Guattari, F. and Genosko, G. (1996). The Guattari reader. Oxford, OX,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6] Matthew, F. (2008). Art Methodologies in Media Ecology. In: S. O’Sullivan and S. Zepke, ed., 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1st ed. [online] London: N-Y: Continuum, pp.109-167.

[7] Support.google.com, (2015). About Floodlight - DFA Partner Help.

[8] Rita, R. (2013). Dataveillance and Counterveillance. In: L. Gitelman, ed.,

[9] Raw Data, 1st ed. Cambridge: MIT Press, pp.1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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