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內地虎視眈眈，預示著對日戰爭將非一時之計。為使抗日戰爭有穩定戰略后方，國內出現了“開發西部熱”。政府要員、實業家、專家學者紛紛赴西北地區考察。新聞界先后也有數十名記者到西北進行考察並發表大量的新聞作品，形成了中國新聞史上聲勢浩大的“西北記者群”。《新聞報》的顧執中和《大公報》的范長江是當時“西北記者群”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新聞記者，他們的西北之行考察和新聞作品各具特定代表性。分析顧、范二人西北行在代表利益立足點、採訪路線與對象、考察重點、表現手法及社會效果等方面的差異，可以窺視民國期間官民“上、下”兩個輿論場域的異同。

關鍵詞：民國新聞史研究﹔新聞史人物研究﹔“西北行”

一、引 言

孫中山在民國初期就提出開發大西北但未能實施。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后繼續緊逼，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當時社會上不少人認為西北是中國未來生命所系，紛紛呼吁開發邊疆，用西北作長期抵抗的根據地。國民黨中央四屆三中全會於1932年12月通過了《邊疆建設決議案》，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於1934年6月通過了《西北建設實施計劃進行程序》，促進關注西北地區建設和開發的團體紛紛建立，關注西北的刊物相繼創辦，各種資源、實業、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團紛紛到西北去考察，在全國形成了一股“西北熱”。新聞界中參與西北考察的就有《新聞報》記者郭步陶（1929年）、《新聞報》記者顧執中（1932年、1933年）和《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范長江（1935年、1936年）等，成為名聞一時的“西北記者群”。這些“西北記者群”的“西北行”及其作品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尤以顧執中和范長江為不同類型的代表。

二、顧執中與范長江“西北行”的同異分析

經過對有關文獻的研讀和分析表明，顧執中和范長江“西北行”考察所代表的利益層面、考察的路線和採訪對象、考察過程的側重視角、考察結果的表述方式以及考察結果的社會影響和效果等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一）西北行背景相同，代表的利益不一樣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深重。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已經打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軍佔領東北三省並步步逼入關內。在顧執中的《西行記》中就曾說到，“國際匪賊‘九•一八’的鐵騎聲，堅硬了國人開發西北的決心……所以，收回東北和開發西北，在國家生存的原則上看來，而這都具有相等的重要性！[1]”范長江的西北之行也是本著號召國民開發西部的動機。他在《中國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提到了這樣一點，“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簡單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非常狠辣的對華軍事大策略的實施！記者希望大家用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2]”

然，顧執中參加的是“隴海路局長錢慕霖氏等所發起的陝西實業考察團”，其考察的動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野心昭然若揭，長期抗戰，漸成定局。我國……且陝西之考察，為日后西北之開發，實為藁矢之舉。[3]”隴海鐵路局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鐵路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西北的考察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在《到青海去》的第一篇通訊中則“是用國民黨宣傳部長張繼的話做標題，單行本出版的時候請孫科寫序，則是力圖通過引入國家行政權力、發揮名人效應來擴大影響。[3]”其考察時所撰寫的通訊，除了在《新聞報》上發表以外，還要供統治階層參考運用，具有很大的價值和啟發意義，更屬於內參性質的報告。

范長江“一九三五年七月，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從成都開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 “這次旅行結束以后，他回到天津成為《大公報》的正式記者。[2]”、“在他后來的《記者工作隨想》一文中講過，他當時西北採訪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紅軍北上以后中國的動向，二是力圖比較深入的了解即將成為抗戰大后方的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和現狀。[2]”范長江的西北行為的是滿足人民群眾對西北問題的迫切了解的需求。“人事的變化，往往始料未及，記者……因為愛惜這個機會，所以放棄過去准備，決定和朋友們先到蘭州。[2]”這也說明范長江的西北行是很隨意的，是以個人行為到西北去進行考察，是屬於代表其普通民眾的利益階層進行的考察。

（二）考察目的地相同，路線與採訪的對象不同

二人同是考察西北，所考察的目的地在整體上也大致相同，但從考察出發、行程的安排，到採訪對象等，都各有自己的主張。

顧執中參加的是“由隴海鐵路管理局發起組織，參加者有四五十人之多，涉及當時中央、內地及陝西一些部、廳，而主體構成則為金融界、實業界、新聞界、商會、藝術團體名流及眾多的高校專家。”於1932年8月“從西安起，經咸陽三原、耀縣、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縣、甘泉、延安（當時也稱膚施），轉向往東到延長，又轉而到宜川，繼續東行到黃河西岸的壺口，由此南行到集義、龍門、韓城、郃陽、大荔，以達潼關等十六縣，約兩千余裡。[4]”這一考察的路線也是陝西省政府及各廳、部安排的官方路線，一路上都有政府機構官員接待他們，他們採訪所得到的數據也都是官方的，頗具權威性，對考察地更深入了解。在採訪對象方面，從“農村無人跡，都是人口增加”中“我們更向公安局調查西安人口，得七月份結果……”、“槍聲響后耀州近”中，“經各團員向各方實地搜索后……”。

而范長江卻是“記者一個人帶上非常簡單的行李，出來北門，向新都出發。”（成都出發之前）、“朋友們留住盤旋了四天”（洮河上游）……都足以說明范長江的西北行是個人的考察行為。范長江主要考察路線是：成都→蘭州→…→小峽→西寧。再看其採訪的對象也都是普通百姓，極少涉及地方官員，即使涉及也是地方領袖，也都不是政府要員。范長江懷有極深的“平民情結”，在他的西北採訪通訊中，字裡行間深切關懷工農大眾的疾苦，強烈反對階級與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與剝削壓迫[5]。

他們二人的採訪路線與採訪對象的不同，不僅體現了二人代表的利益階層不一樣。同樣是身系國民，顧執中從對各地方政府官員的採訪中體現，而范長江則是從對普通百姓的採訪中表現出來。

（三）考察內容相似，側重點不同

顧執中兩度考察西北，第一次在對西北的考察，主要是在陝北一帶，注重的是對這些地區礦產資源的考察，第二次則把青海作為考察的重點。每一次的西北行都帶著明確的目標進行。而范長江第一次的西行記是在川北、陝西等廣大西北地區進行考察，所到之處也都並無精密的計劃﹔第二次則完全是追蹤紅軍的足跡而去西北延安。二人均有把陝西、青海作為直接的考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二人的側重點完全是不一樣的。

顧執中第一次隨陝西實業考察團進行的考察主要是對西北地區礦產資源的勘查，在《西行記》的自序中顧執中就提到“大致對於礦產的檢討，佔了全書四分之二面積，旅行寫真和各地情形，各佔了四分之一”[1]。在“農村無人跡，都市人口增加”中顧執中對陝西寶藏檢討中調查並羅列出22處金礦、15處銀礦、10處銅礦、26處鐵礦、50處煤礦、玉等各類礦產均有詳細的記錄﹔第二次考察則是“以青海為中心對相關地區的狀況進行全面考察，包括自然狀況、教育狀況、人口、礦產等。”主要是“對各民族的生存狀況、宗教信仰進行詳細記載”、“對各地風俗、生活方式的記錄”和“文學性的內容”。

范長江則是以游記的方式來對國民黨統治的西北地區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危機作淋漓盡致的披露。涉及的內容主要包括西北地區政府的腐朽、民族的壓迫、宗教的糾紛軍閥的爭奪等。從“班禪在塔爾寺”到“動蕩中的青海”字裡行間無不顯露出其對青海民族政策的質疑與期待。

（四）文體相同，表現手法各有千秋

顧范二人都是有名的新聞記者，都試圖用自己最擅長的手法把最真實的西北境況介紹給讀者，二人不一樣的寫作風格，體現在表現手法上也就各有千秋。

縱觀顧執中的《西行記》與《到青海去》我們可以很容易就發現，這兩本著作中運用了大量的圖表數據以佐証作者的觀點與調查范圍的廣和詳盡。顧執中自己也曾提到“數字上的調查，余始終覺得比空泛描寫文章式之記載，較為可靠而有實益。[1]”其次，善用比較也是顧文筆的另一大特點。在言及農業、礦業等，他往往不僅要採訪得到之前的數據，又不斷採訪最新的數據，時間上新舊對比，或見出發展，或看出萎縮。空間上的比較地區間的煤礦、油礦等。

數字的直觀性和准確性都是對一地區經濟、社會狀態的最直觀的描述，而一個國家作出決策的時候往往離不開這些客觀的理性的數據。所以，這些數據不僅是顧執中通訊的一大特點，也從另一方面說明顧執中的調查報告也是考慮到國家層面的需要。

再看范長江的通訊，以游記視角兼之細膩的筆觸，輔以人文關懷向我們講述了西北地區的地理、歷史文化、傳說、詩詞典故等。這些歷史典故穿插在作品中，既擴展了表達主題的容量，將深刻的思想性寓於豐富的知識性之中，也加強了通訊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同時，范長江對西北的考察，在通訊中如實的報道西北的社會現實狀況，並在此基礎上，結合國家和世界的形勢，盡可能做出冷靜、客觀的價值評判，對西北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范長江的人文關懷格調始終貫穿他的通訊，這些細膩的情懷正是普通民眾需要的情感共鳴。借以民眾日常的閱讀，了解家國之事更是恰到好處，倘若作為一個國家政策決策的參考，似乎不太合適。

（五）考察結果相同，效果不一

顧執中的西北行之后，國民政府更是加大了對西北開發的力度，也採取了許多發展西北的政策，更堅定了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決心。之后幾年時間裡，國民政府把隴海路從潼關延長至寶雞、西寧公路的修建﹔國民政府也先后派戴季陶、宋子文對西北進行視察，甚至在1942年蔣介石親自去蘭州視察。這些重點投資項目的建設，盡顯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決心。雖然不能把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政策的推行完全歸功於顧執中的西北行，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顧執中的西北行對其一定是政策制定原因之一。

代表平民階層的范長江，把最真實的西北通過質朴的文字展現給廣大民眾，其撰寫的《中國的西北角》“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踴躍”，不得不再版9次，發行十幾萬冊，膾炙人口，風行全國，被譽為和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是一部震撼全國的杰作”。發行數量之大，再版的次數之多，影響之深遠，在當時都是不多見的[6]。

三、顧執中與范長江“西北行”差異動因之認識

（一）顧執中西北行的動機

顧執中自1923年任上海《時報》記者開始他的記者生涯，1927年改任上海《新聞報》記者，在1932年和1933年先后兩次赴西北考察。1932年8月11日至9月17日代表《新聞報》與上海日報公會參加由隴海鐵路據發起組織的陝西實業考察團對陝北的教育、農業、礦業、地質氣象等進行考察。1933年夏，又自行成立中國邊疆協會並組織了一個到青海去的考察團。

顧執中西北行的動機，是由主客觀的因素造成的。從客觀方面來說，當時民國政府表面看起來一片平和，事實上卻是國難當頭，千千萬萬愛國青年憂心如焚，中華民族面對日軍的入侵，東北的淪喪，使得大西北的戰略位置被國人所重視起來。隨后蔣介石政府發出了開發西北的號召，作為一個愛國青年的顧執中自是義無反顧。顧執中的記者生活經歷也是推動其去西北進行考察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23年任《時報》記者至1932年去西北進行考察，顧執中已是一個有著10年記者經歷的成熟、看待問題更深刻的青年。在這十年的記者生涯裡，顧執中經歷了《時報》時期社會新聞的鍛煉，《新聞報》時期國家一步一步屈辱的淪喪，見証了蔣介石的沉浮、感受了濟南五三慘案的刺目心悸、目睹了東北淪喪之慘狀。所有的這些經歷都使顧執中深刻體會到國家危亡的緊迫感。再有，顧執中在1931年曾和戈公振一同參加了李頓調查團，對我國的東北進行了深入內部的調查。這次東北的深入，使顧執中看到了滿目瘡痍的河山、血流成河的東北，在顧執中的心中種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也使得他明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想強大政府國家的作用不容忽視。所以當陝西實業考察團向他發出邀請考察大西北的時候，他立馬同意加入考察的西北的行列。於是他作為中國著名新聞報紙《新聞報》的資深記者，代表當時勢力最大的報業團體“上海日報公會”前往西北進行考察，考察團的主要成員是政府機構官員，考察的路線和內容由政府事先決定，考察的結果要為政府的決策服務，因而代表的是上層的、官方的、政府立場。

（二）范長江採訪西北的動機

范長江，“1935年7月，年僅26歲的范長江同志，隻身前往大西北採訪。前面我們說到范長江自己回憶說他去西北進行採訪是“研究紅軍北上以后中國的動向”和“力圖比較深刻地了解即將成為抗戰大后方的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和現狀”。探究范長江對紅軍的“熱衷”還得從他重慶逃生至革命中心武漢開始，武漢的革命熱潮使青年的范長江“興奮”、“激動”，1927年他還參加了南昌的“八一”武裝起義。從這時開始，紅軍的革命形象便在范長江年輕的心靈埋下了種子。在中央政校學習的幾年時間裡，知識的積累不僅使得他在思想上得到充實，也讓他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的真面目。1934年夏，在蔣介石對江西進行最激烈的“圍剿”的時候，他還一度去南昌試圖了解蘇區。這些經歷都足以說明范長江是極其關心紅軍的動向的，所以在旅途中隻要得到一點關於紅軍的消息，他都不會放過。作為四川人的范長江，始終覺得“西部地區還處於貧困、落后狀態，應當促其發展。倘有人去實地考察，發表文章，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7]”為了追逐紅軍、為了考察西北，范長江還曾找過成舍我，希望世界報系能支持他的西北行，但是成舍我拒絕了范長江的請求。直到范長江想到了胡政之，想起了《大公報》。他自己也曾回憶說“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到中國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紅軍，……旅行記者行動自由，文責自負，《大公報》不付工資、差旅費，支付稿費，但可以借支。……我提出到中國西南西北去旅行，為《大公報》寫通訊，……隻要給我一個証件，一個名義，介紹一些地方旅館和社會關系就行了。[6]”

最后，范長江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從成都開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范長江以個人行為到西北去進行考察，是一個熱血青年向往革命、仰慕紅軍的“追星”行為，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從獲取新聞並向內地民眾宣傳西北的角度進行的“西北行”，是屬於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階層進行的考察。所以說，從最開始的考察意圖到考察行為、考察路線以及考察結果都說明他們代表的是不一樣的利益階層去考察西北。

顧執中的西北行是官方的記者同國民政府共同作用的結果，盡管當時國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新聞法規規制新聞界的言論，但仍有許多像顧執中一樣擔心民族前途，敢言真話的記者、為國為民族的記者。范長江西北行的成功則表明，民國期間新聞界記者關心百姓，敢為窮苦人發言﹔也說明當時的紅軍是那些熱血青年心中革命的聖地。他們二人一上一下兩個輿論場，可以說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民族危難時，記者發揮出了獨特的作用，也說明不管是對上層還是下層來說，西北在當時的環境下是關注的焦點，也為我國后來西遷抗日奠定了輿論基礎。

民國時期的新聞輿論出版界通過自己特殊的社會參與力和社會影力，為西北開發推波助瀾，從而推動了西北開發思潮在整個中國的傳播。

參考文獻：

[1] 顧執中.西行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0.

[2]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第四版自序:范長江同志小傳、范長江同志小傳)[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3] 顧執中.到青海去[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

[4] 顧執中.戰斗的新聞記者[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5] 范東升.范長江研究與實事求是的精神[J].新聞記者,2015(1).

[6] 范蘇蘇,王大龍.范長江與青記[M].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8.

[7] 方蒙.范長江傳[M].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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