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方勵是沒准備下跪的。

手機攝像頭剛對准他時，他還點了根煙，要在直播軟件裡跟大家“擺龍門陣”。然后，四十多分鐘的時間都被他用來講電影《百鳥朝鳳》背后的故事，和推廣團隊的艱辛。

二十多位跟方勵一起幫電影做宣傳發行的年輕人，在周圍靜靜聽著，淚水慢慢從他們眼底開始往上涌。一想到他們整整八個月為這部電影花的心血，老方的情緒突然就上來了。

起身，下跪，一頭磕在硬邦邦的地面。抬頭眼裡還噙著淚。

后來，這位63歲的制片人收到家人發來的一條短信，隻有四個字，“又發瘋了”。

方勵並不是《百鳥朝鳳》的主創人員，他只是來“志願宣傳”的。在此之前，他跟吳天明甚至談不上認識。他景仰這位拍攝過《變臉》，扶持過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人的導演，一直謀劃見面，最終因吳天明的意外離世沒能見到。

后來是吳天明的女兒吳妍妍邀請方勵做一個青年導演計劃的終審評委，他才第一次聽說《百鳥朝鳳》遭遇了宣傳發行困境。吳妍妍請他幫忙，他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最初預估的宣傳費是300萬元到500萬元，方勵一下子就投了100萬元。而且最后商定所有利潤，都捐給吳天明基金。

他看重吳天明和自己有好多相似的“德行”，倔強，不屑於他人的反對，“我們都挺任性的”。他也看重吳天明拍這部影片的堅持和信念，以及電影故事本身。

“電影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一部作品是要留給后人的。”老方說，“你現在面臨的是這部電影明天就死了，能不觸動麼？”

對電影，方勵是懷有激情的。在此之前，這位資深制片人的影業公司，投資制作了《觀音山》《二次曝光》《后會無期》《萬物生長》等電影，票房最好的是《后會無期》，超過6億元。

但是如果從開始拍電影算起，最初的十年，他總共賠了4000多萬元。

“全是用我自己的私房錢賠的。賠了就賠了，因為你每年去買幾十萬元的高爾夫會員不也花掉嗎？但是你換回來的快樂是完全無法衡量的。”在一次演講中，方勵說。

第一次拍電影，完全是出於“好玩”。2000年，導演王超來找他，以朋友的身份請方勵幫忙投資。他連合同都沒簽，就投入36萬元。全是現金，王超分兩次拿著大包“提溜著就走了”。直到影片《安陽嬰兒》拍完，方勵才曉得，拍電影這事兒“還需要許可”。

這部電影，方勵前前后后一共投進去120萬元，隻收回來三分之二。但他因為這個電影，去戛納國際電影節轉了一圈。那種氣氛他到現在也忘不了。

“當你付出了人力物力的心血，拍了一部作品出來，發現觀眾喜歡，掌聲和眼淚是最大的回報。”從此，他正式上了電影這條船。而且他選擇的，是到現在也沒有多少受眾的文藝片。

“文藝片和小眾電影很艱難，國內到現在都沒有小眾院線，何況是十五年前。”有幾部電影，他張羅著拍出來卻賣不出去，電影頻道都不肯要，嫌題材“太灰暗”。電影《蘋果》，連主演佟大為都覺得“壓抑”。

但方勵就要拍這些“解讀人性和靈魂”的電影。他和導演李玉一起，構思電影《二次曝光》的劇本，反復論証主角在童年創傷和生活跌宕的雙重壓抑之下產生幻覺的合理性，人物情緒“從糾結到釋放”，在方勵的構思中層層遞進。

為了替《蘋果》爭取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機會，方勵“一邊給導演做思想工作，一邊去總局的辦公室門口堵局長”。這部片子，讓他一度“嚎啕大哭”，“一天吃不下飯”。

“我肯定算是個老文青，”方勵一把按滅了快要燒到手指的煙頭，“沒變過，我超級任性的。”

他小時候被父親呼為“小搗蛋”，曾把手指頭伸進自行車轱轆裡，把電線捅進插座的眼兒裡，“嘭”一聲燒了全院的保險絲。

1982年，他從華東地質學院（現東華理工大學）應用地球物理專業畢業后，去北京核工業部第三研究所。人人羨慕的“鐵飯碗”他隻捧了兩年，就跳槽去了一家外企。不到兩年，他又一猛子扎到美國，拿了維克弗斯特大學的MBA學位，隨后在美國一家集團公司工作，拿到了美國綠卡。

當親朋好友都以為，他要在美國扎根時，他突然揣著攢下的5萬美元，建立了勞雷工業公司，作為外資企業回了中國。

“安穩的，能看到終點的生活，沒有意思。”他曾說，“人生假如是一個苦海，我就是一個小舢板，但別忘了，老子自己是船長。”

如今的方勵除了是個制片人，還是個成功的企業家，是美國勞雷工業公司、北京勞雷影視文化有限責任公司的總裁。他的科技公司，致力於地球物理及海洋調查儀器的應用研究，主持研發出世界第一套大跨距井間電磁成像系統。

但是，這位同時擔任幾個公司總裁的人卻沒有助手，因為同事都覺得，跟不上他的快節奏。

他獨自擁有300多平方米的公寓，卻窩在其中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位置最偏的小房間裡。擺著實木家具的客廳和主臥室，他很少踏足，隻在自己的小“單身宿舍”裡活動，用著簡陋的板材家具。因為隻有這裡，才能從電腦桌前一翻身就躺到床上，在床上一伸手，就夠到牆邊摞得老高的書。

他生怕走路、吃飯、睡覺這樣的“閑事”耽誤了時間，走路大步流星，吃飯不愛細嚼慢咽，每天也隻睡四個多小時，早上六點多睡下，十一點多起床。

2002年5月7日，北方航空的一架客機在大連港外側墜毀。方勵幾天后才從報紙上得知，黑匣子還沒找到。他那時正去朋友家“炸金花”，抄起電話就給天津海事局的海事大隊大隊長打電話，問打撈的時候有沒有用過聲納信標定位儀。

答案是沒有。方勵馬上說“我願意做義工，自帶干糧，自帶儀器，錢不要，名也不要，我就來，你讓我來干。”

實際上，他那時也沒有這台儀器。得到允許后，方勵一邊給美國的制造廠商打電話，要求“不管造一台、租一台、買一台、借一台，反正我馬上需要一台儀器”，一邊滿世界找會使用這儀器的人。

42小時，所有儀器和相關人員到達現場。他帶著人在海上干了三天三夜，最后找到了黑匣子。

“后來我跟所有人講，我這不是愛國，什麼情操，都沒關系，我就是一玩球的，你讓我踢球我就過癮。”方勵說。他曾計劃出一本自傳，題目就叫《感謝你給我機會上場》。

他這次答應為《百鳥朝鳳》宣傳，其實也沒有考慮太多。方勵答應吳妍妍之前，劇組曾經找過十幾家發行公司希望能夠公映，卻都沒有結果。方勵約了宣傳發行的朋友一起去看樣片，觀影后聊到營銷點，大家也都很茫然。

隻有方勵背過身去好久不願意跟人照面，“一說話就得哭”。

誰都沒想到，方勵下跪后，這部“連一個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都沒有”的《百鳥朝鳳》，從不足千分之四的排片率，一度漲到百分之十一，上座率也很好。截至5月24日，票房已超過6500萬元。

“最后發展成這樣，我肯定沒想到啊，要是想得到，我周一就跪了！還等到最后關頭要完蛋的時候嗎？”方勵說著笑出了聲。

作為推廣志願團的隊長，方勵承認，假如這部講述一個嗩吶匠故事的農村題材電影由他來制片，“一開始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拍”。他會搭配商業陣容，影片中幾個年輕人的角色和一些配角，會用一線二線的明星，方便“炒話題”。

《百鳥朝鳳》5月6日上映時，跟商業大片撞期，到5月12日晚上，票房也隻有300萬元。從之前的那個周一開始，他就給發行團隊打氣，“還得加力”，但排片份額還是一直下降。

方勵以前推廣宣傳電影的時候，“跑路演”去過很多城市，有不少影城經理認識他。公司的人提議，“老方你跟他們喊話”。

“我知道各位（影城經理）有房租、水電費、業績指標，但是這部電影，仍然有觀眾想看卻沒看到。一年五十多個周末，能不能就有一個周末，大家也任性一回唄？” 他當時的訴求，只是最后的1%排片率能保住。

方勵一直看不慣那些為了“賺快錢攢出來”的電影，覺得它們從片名到劇情都“慘不忍睹”。眼下的中國電影市場，充斥著熱門扎堆的網絡IP，連綜藝節目都能當電影來賣，成了方勵口中“惡性循環的泡沫”。 “觀眾也不可能永遠那麼好騙”，他覺得電影業很快就會經歷一場“破而后立的重建”。

被這樣的泡沫包圍，他想為國內整個電影產業“做一些事”。勞雷影業的縮比場景模型技術公司“正在裝修”，老方打算，打造一個包括聲光音效、動態捕捉技術等全產業鏈的電影技術團隊，為中國電影增加一點“硬實力”。

他甚至想自己在北京開一家小眾藝術電影院線，但進口電影引進指標在那裡卡著，沒有片源，小眾影院也開不起來。

最終，這次“任性的下跪”，成了中國電影史上一個“現象級事件”。最近一次參加影迷見面會時，中國電影博物館藏品部主任張樹新，專門來向老方討要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百鳥朝鳳》志願者的T恤。

在地下車庫，方勵二話不說就脫了下來。（張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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