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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絕命毒師》中倫理道德的解構與重塑

趙藝玲
2016年05月31日10:48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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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人不能撇開倫理道德,然而美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將倫理道德解構的支離破碎——傳道授業的師生關系不復存在,忠於彼此的婚姻准則不復存在,仁慈悲憫的人性善面不復存在,販毒、背叛、殺戮,這是該劇呈現出的視覺標簽。對於主人公沃特•懷特來說,故事始於一個溫暖而偉大的動機:捍衛家庭,結局卻注定要走向滅亡。好人?壞人?這是導演文斯•吉甘(Vince Gilligan)拋給觀眾的道德拷問,也是他重塑倫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以一個忠奸人(good-bad guy)的毀滅之路來警醒世人,解構的最終意義便體現在了重塑上。

關鍵詞:《絕命毒師》﹔后現代語境﹔倫理道德﹔解構﹔重塑

一、引 言

2008年1月,AMC電視台自推出金球獎最佳劇情類電視劇《廣告狂人》(Mad Men)后再接再厲,強力推出《絕命毒師》(Breaking Bad)。后者在當時低靡的美劇市場表現出的黑馬潛質,已在2014年的艾美獎(Emmy Awards)頒獎典禮上不証自明。

故事的主人公沃特•懷特,一向寡言少語、安分守己,是個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原本有機會問鼎諾貝爾化學獎的他,為了過平凡生活,毅然選擇在新墨西哥州一所中學當化學老師。妻子斯凱勒•懷特懷孕在身,兒子小沃特雙腿殘疾,為了養家糊口,沃特不得不在課余再兼一份洗車工作。不幸的是,從不吸煙的他被診斷為肺癌晚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禍,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人未來的生計問題。沃特計算了一下,死之前至少要為家人留下80萬美元,才能讓他們在未來衣食無憂,而這些錢對於一個普通的家庭來說是個大數字。回望一生,沃特覺得自己做了一輩子老好人,卻得到這樣的結果,人性中的惡第一次打敗善,他要改變了。當他目睹了自己的學生杰西•平克曼販毒后,決定利用自己的化學才華制造毒品,以此來為家人留下一筆可觀的生活費。他用自己僅有的私房錢,買了一輛房車,和杰西搭建了移動制毒實驗室,開始了一場逐漸失控的瘋狂之旅。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將倫理道德置於模糊語境下探討人性善惡的泛黑劇集,無論題材,抑或劇情,都表現出了強烈的黑色幽默。沃特從一個老好人逐漸轉變為一個制毒販毒、殺人越貨的毒梟的過程,既是對法制社會的挑舋,又伴隨著導演甘吉對傳統認知中倫理道德的解構——師德的淪喪,婚姻的背叛,人性的扭曲,這一切在“捍衛家庭”的口號下,被置於了次要位置。

但這並不是甘吉的最終意圖,他向觀眾提供窺視毒品制作、交易景觀的同時,早已埋下了主人公必死的伏筆,無論結局是沃特癌症發作,還是受到法律制裁,他警醒世人的目的都達到了。

二、“解構”描摹的倫理道德危機

從哲學思潮看,自從尼採提出“上帝死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以來,西方一直涌動著一股否定理性、懷疑真理、顛覆秩序的強大思潮[1]。解構作為一種后現代社會獨有的修辭,它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德裡達在繼承了海德格爾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主義的理論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從語言學、符號學的角度出發,提出了針對邏各斯中心論的一整套消蝕瓦解的策略——解構主義。解構主義最大的特點是反中心、反權威、反二元對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論。

英國學者鮑曼在《生活在碎片中:論后現代道德》一書中,將后現代道德描述為一種“碎片生活”,而在其另一本討論后現代倫理的著作《后現代倫理學》中,深刻地指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強烈地感受到道德模糊性的時代。在道德實踐的模糊性和倫理、道德理論的困境之間有一種共鳴:道德危機以倫理危機的形式回響著[2]。

《絕命毒師》中反映出的倫理道德危機,是建立在對法律和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解構之上的。它首先將法律的權威性、禁止性弱化,架構起一個能夠讓劇情繼續發展的合理環境。毒品作為該劇的主線之一,它始終和另一條主線——家庭,產生著緊密的聯系,毒品帶來的經濟利益,恰恰能夠為沃特“捍衛家庭”提供原始動力。在道德情境中,法律意味著設計一種倫理准則:它(不像宗教悔罪和救贖的策略)能夠實際地阻止惡的發生,通過給予行為者一種事先明確的指引,即指明什麼是必須做的,什麼是可以不做的,什麼是決不可做的[3]。如今的我們,早已達成的共識:制毒、販毒是違法的。可事實是:在與代表了法律權威的DEA(美國緝毒局)的較量中,沃特總是能夠僥幸逃脫,他的妹夫漢克,身為緝毒局警察,壓根不知道大毒梟海森伯格就是沃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情境設置,對法律是種嘲諷。

另一方面,從觀眾的角度來講,沃特每次一僥幸逃脫,觀眾都長舒一口氣,慶幸他沒有被抓。顯然,這裡存在悖論,明知沃特的行為是違法的,可又不願意看到他受到法律制裁,試問是何原因,讓觀眾陷入了這種道德困境?在第一季短短七集的篇幅中,沃特魔性漸露,他那雙拿過粉筆的手上已經沾染了兩個人的血腥,然而,他眉眼之間不時流淌的憂愁和焦慮,卻又讓人不忍責備,因為觀眾知道“丈夫”和“父親”這個雙重身份,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向社會流毒和被迫展開殺戮的惡意背后,“捍衛家庭”這樣一個支撐沃特繼續犯罪的理由顯得干淨而正確,讓世人承擔后果,以維護個體利益,這便是他單純自私的目的,荒謬卻能被人理解。

盡管存在文化差異,但東西方在倫理道德層面還是存在諸多的相同點。在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中,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從來都是教與學的關系,《絕命毒師》中的沃特和杰西,原本是師生關系,到后來卻成為了毒品生意上的合伙人,沃特帶著自己的學生制毒、販毒,這在理性社會是有違倫理道德評價標准的,更是師德淪喪的體現。

婚姻絕不像國家那樣僅僅是一種法律的結合,而是一種自然的和道德的結合[4]。這就意味著婚姻和道德是挂鉤的。《絕命毒師》中刻畫的婚姻狀態,恰恰與此背道而馳。沃特和斯凱勒這對相濡以沫數十年的夫妻,在道德面前並沒有經得起考驗,前者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為了家人不惜鋌而走險,走上了制毒、販毒的罪惡之路,他向妻子和家人隱瞞真相,一個又一個謊言之后,妻子斯凱勒終於爆發。當她發現沃特有兩個手機時,以為自己的丈夫已經出軌,為了報復,她投入了昔日的情人、如今的上司泰德的懷抱。誠然,在美國社會性觀念十分開放,但從婚姻的角度出發,斯凱勒的行為還是違背了倫理道德。

三、“重塑”引發的倫理道德反思

毫不留情地解構傳統倫理道德,向觀眾展示人性中最丑陋的部分,這難道就是導演甘吉的最終目的嗎?顯然不是。如果將《絕命毒師》當文本閱讀,觀眾便會發現甘吉“將意義掩藏在一個令人誤解的符號中”[5],正如沃特的扮演者布萊恩•克蘭斯頓在接受採訪時所言:“觀眾知道我們並沒有美化毒品帶來的財富,因為人們知道自己痛恨這種劣行,但對角色會覺得憐惜。[6]”由此可見,倫理道德的天平並未真正傾斜,甘吉的解構敘事最終將觀眾引入一個對倫理道德進行反思的宏大場域,師德淪喪、婚姻背叛,對倫理道德的種種挑戰,並不是為了鼓勵人們向惡,而是從反面對觀眾進行勸誡。

倫理道德的意義是什麼?毫無疑問,其意義重大。採取道德立場意味著為他人承擔責任,意味著按照這樣的認識行動:他人的幸福很珍貴,要求我付出努力去保持和提高﹔無論我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對他人的幸福都有影響﹔如果我不做的話,也許永遠不會有人去做,即使他人願意做或能做此事,也並不能削減我自己做的責任[3]。

從這個角度來看,沃特對“他者”承擔的責任顯然小了些,於是在角色的塑造上,甘吉讓他用良知和愛來贖罪。血雨腥風中,死亡始終如影相隨,為求自保,沃特用鱗化氫殺死毒販,在地下室親手扼斃一個墨西哥混混,教唆膽小怕事的杰西去逞凶報仇……這一次次的惡行,換來了短暫的安全,代價卻是連他自己都無法承受的內心煎熬,良心的不安將他折磨得心力憔悴,於是危險的、黑暗的力量使他興奮不已,以至於每每被這秘密壓抑的過分緊張的時候,就會摟住身懷六甲的妻子做愛,以此來抵消恐懼。愛是另一種懲罰,沃特的愛很狹隘,他隻被允許愛自己身邊屈指可數的親人,甚至對昔日拋棄了他的舊情人都心懷怨恨。這種狹隘的愛,讓他在精神世界裡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家庭是沃特的全部,也是他種種瘋狂背后的原罪,看似拯救,實為毀滅,沃特自以為是地認為金錢能夠拯救一切,這種簡單的邏輯,令他全然不知自己正在將苦心經營的家庭撕扯成碎片,作為另一個經營者,他的妻子斯凱勒,怎能坐視不管?於是,親情對沃特來說,將成為暗地瘋長的禍根。

將惡果一一呈現,讓觀眾自己選擇從善還是從惡,這是《絕命毒師》在重塑倫理道德的過程中所使用的策略。關於斯凱勒在婚姻中的不道德,則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懲罰,第一個層面是從觀眾的角度。

在劇中,沃特原諒了斯凱勒,並且讓她參與到了自己的販毒事業,用她的會計專業知識,幫自己洗錢,但是觀眾沒有原諒她,對她除了厭惡便是譴責,而這種譴責恰恰是依據傳統的倫理道德准則的﹔另一個層面則是從劇情的角度,斯凱勒和泰德斷絕了關系,但她心裡並沒有真正放下這段婚外情,她游離於兩個男人之間,為了家庭不得不包庇沃特的罪行並參與其中,她所受的懲罰來自精神層面,痛苦不斷地蠶食著她的靈魂,抑郁、失眠、壓抑,令她不得不將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統統都告訴了心理醫生,以求解脫。泰德作為第三者,則直接承受了肉體上的懲罰,無意之中摔倒撞在了家具上,從此過上了植物人的生活,這難道不算是一種報應?

四、結 語

《絕命毒師》挖空心思地以“新倫理”[7]的姿態將傳統倫理道德進行解構,真實意圖卻是用類似反諷的敘事策略來重塑傳統倫理道德,這個過程,與尼採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所描述的設想不謀而合:一個充滿仇恨的人構想出來的“敵人”將是什麼樣的——這正是他的行動,他的創造:他構想了“丑惡的敵人”,構想了“惡人”,並且把它作為基本概念,然后又從此出發產生了余念,設想了一個對立面,即“好人”——也就是他自己[8]。甘吉所做的嘗試,便是為觀眾構建一個“惡”的形象,展示種種惡果,讓他們自己去思考如何做一個“好人”。

參考文獻:

[1]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 (英)齊格蒙特•鮑曼.張成崗譯.后現代倫理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 (英)齊格蒙特•鮑曼.郁建興等譯.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后現代的道德[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4] (德)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謝地坤,程志明譯.自然法權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

[5] De Man P.Blindness and insight[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2-34.

[6] 張麟.這個壞叔叔,讓人恨不起來[N].南方都市報,2009-03-12.

[7] Gillian Rose. Judaism and Modernity: Philosophical Essays[M].Oxford: Wiley-Blackwell,1993,p.6.

[8] (德)弗裡德裡希•威廉•尼採.周紅譯.論道德的譜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2.

(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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