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本這種語言和民族都呈現單一形式存在的國家中，其國家主義思想很容易貫穿於新聞傳播中，發生於20世紀初期的“白虹筆禍”事件，即為一個十分鮮明的體現。日本報業發展初期，在傳統軍國主義、集團主體的思想影響下，促成了這一日本新聞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對言論自由事件，且自此之后，日本新聞界和報界也逐漸喪失了與政府抗爭的積極性，開始屈於政府的控制。本文以此事件為切入點，著重分析這一階段日本報業的新聞模式概況。

關鍵詞：民主﹔言論自由﹔政治新聞

新聞的形成，嚴格意義上是一種典型社會活動的產物，社會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是新聞的素材來源，新聞的生產和加工也都是在尊重事實基礎上的整理和發布，新聞報道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現象和問題最終也是為了反作用於社會本身，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提供參考和借鑒。所以，傳統新聞模式是一種基於社會、尊重事實、維護民眾政治權利的民主機制。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構成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基礎和前提，同時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標志之一。在真正意義的民主社會中，新聞媒介應該保持相對於其它一切組織的獨立性，它是為保証公民政治權利而存在的保障之一，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意志的傳播，所以，當社會從封建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的時期，新聞媒介與傳統觀念之間的矛盾就無法避免。就日本而言，一千四百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使得在這裡的民主社會變革當中，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一、“白虹筆禍”——日本新聞界的艱難探索

日本最早的新聞印刷品出現在17世紀，被稱為“瓦版”，其本身已經具有現代報紙的某些基本特征，如以報道新聞為主，印刷發行等。日本報業在封建勢力的控制下發展緩慢，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后才開始出現由日本人自己創辦的日報報刊。

一戰后，日本政府利用國際國內日趨緊張的形式，逐步擴大其勢力范圍。1918年1月，日本在英美派兵之前率先派軍艦駛入海參崴，並於當年8月2日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向西伯利亞駐兵七萬余人。當時正值社會主義蘇聯誕生，日本國內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響，民眾向政府發出了“立即從西伯利亞撤兵”和“不干涉俄國”的請求，並組織了規模浩大的示威和游行。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因自然及戰爭原因致使米價暴漲，爆發了波及國內24個縣的“米騷動”，日本政府勒令新聞界不准發表任何與這兩件事有關的報道，初步激起了政府與新聞界之間的矛盾。

在新聞操守和事實面前，日本報界不畏當時軍國主義政府的壓力，普遍表示：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沒有正當且明確的理由，在此之后，有56家報紙因這一言論被日本內閣強行停刊。當年8月，日本報界在大阪召開了“近畿新聞記者大會”和“關西新聞社通訊社大會”，共有來自86個新聞機構的160余名代表出席，並在會中發表了“擁護言論，糾彈內閣”的宣言，要求日本內閣總理辭職。8月26日，日本大阪當地的《大阪朝日新聞》又在其晚刊第二版刊登了這次大會上記者質問政府禁止報道“米騷動”事件的事實，並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文字——“餐桌旁的與會代表食不甘味。自以金甌無損自詡的我打日本帝國，正面臨可怕的最后審判。默默就餐者的腦際閃電般浮現出白虹貫日的不祥之兆”。9月21日，時任日本內閣總理的寺內正毅終於引咎辭職，原敬內閣上台。

“白虹貫日”一詞源自於中國古籍，《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中寫到“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指燕國刺客荊軻赴秦刺殺秦王嬴政時，天空有白色長虹貫穿紅日的景象，預示國家將有兵亂和危險之象。

二、日本報業特殊新聞模式的形成和原因

當時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使日本政府處於強烈的危機感之中，而且日本長期以來都有著“天皇”這一精神領袖存在，所以日本當局立即抓住這一文字中的漏洞加以放大，指責《大阪朝日新聞》，認為“日”意指“天子”即“天皇”，犯有日本法律中的不敬罪和“紊亂朝憲”罪，日本內務省警報局隨即告發了大阪朝日新聞社。在后期的處罰判決中，該消息原作者大西利夫與報刊編輯兼發行人山口信雄被判處兩個月監禁，同時社長村上龍平引咎辭職，總編輯鳥居素川、記者長谷川如是閑、大山郁夫、花田大王郎等均被迫退社，因裙帶關系等原因，《東京朝日》編輯室長鬆山忠二郎和多名政治部記者也被迫辭職。因此次事件，《大阪朝日新聞》受到了日本新聞史上最嚴重的處罰，陷入了破產和停刊的危機。

為爭取報社生機，當年12月1日，《大阪朝日新聞》被迫發表樂由西村天囚起草的《通報本報違反事件，宣明本社之本領》宣言，承認過錯並承諾改過：“我社近年言論頗不穩健，失於片面，今后當樹忠厚之風”。大阪朝日新聞社新任社長71歲的上野理一更是親赴日本首都東京向時任首相原敬和司法次官鈴木喜三郎保証“絕不重犯”，才使報紙免於禁止發行的處分，從而平息了風波。從此之后，日本新聞界大受震動和影響，自由主義和批判主義的聲音銳減，鋒芒盡失。

白虹筆禍事件的發生，使得日本報界以往那種為了爭奪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從社長到記者的全體大規模反政府運動消失不見，雖然之后對於政府和內閣有過抵抗，但往往形式大於內容，此后的批判力量日漸式微直至幾乎完全喪失，逐漸全面屈服於政府壓力。在這次日本新聞史中最大的政府壓制言論自由事件中，當局只是抓住了報紙內容中的一些文字片段進行放大和發揮就使《大阪朝日新聞》受到了報業史上最嚴重的懲處，這無不顯示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在國家機器之中的強權體現，最終，報界無法保持新聞本身所必須具備的原則，隻能逐漸放棄政論性新聞，形成了“與政府保持距離”的這一特殊模式，日本報業從此也逐漸朝著企業化的方向發展。

深究整個事件背后的原因，就離不開日本特殊的社會結構，因為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尤為特殊和敏感，它雖然已不是封建社會中的國家實際控制者，但仍是日本舉國上下的精神領袖，並在政治上擁有一定程度的主導權。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有著其本身的特殊性，日本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是由當時的明治天皇自上而下通過維新改良逐步完成的，並且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天皇的政治主導地位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和改變，而是近乎完好的保留了下來，社會改良只是根據經濟發展有選擇性地引進了資本主義特征和形式，並不像大多數國家那樣在資本主義改良過程中將封建君主制度完全推翻，而是形成了獨具東方特色的社會結構。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權統治進程中，忠君思想、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等對日本民眾有著長期滲透和影響，為日本世襲化的社會等級制度和君主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意識基礎，所以在新資本主義體制改革與原有封建體制的對壘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巨大碰撞。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政府根據自身的期望和時代背景的推波助瀾，將日本塑造成為了統治階級所期望的“統治御用型社會傳播體制”，因為在日本基本是一個由單一語言和民族形成的國家，同時其文化中還伴隨著佛學、中國儒家學說、日本神道教等宗教學說，在這樣有力的傳播背景和條件下，國家意志很容易貫穿於新聞傳播中。所以當時的日本新聞界都長期處於政府當局的嚴密管控之中，無法保持新聞從業機構所應該具備的針對政治系統的獨立性，形成了媒介宣傳與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媒介成為為政府改革服務的工具，鮮明的傾向性和政治性極大地強化了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力。而從另一方面看，日本明治政府的這一做法也確實在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幫助日本迅速成長為亞洲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國。

三、“統御型傳播機制”的影響

日本報業形成於19時期七十年代，與歐美的大眾報紙形成於同一時期，當時日本的各個黨派均成立報社，形成了日本政黨報刊短暫的繁榮。但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報業也嘗到了苦頭，事實充分証明了在日本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下政治報刊發展的局限和被動，報紙逐漸淪為政府打壓民意的工具和手段，“白虹筆禍”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體現。

187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針對報紙的條例，對言論和出版自由做了很大限制，規定：“政事、法律之記載，不得妄加評論”、“政府官員、衙門公務或有關外交事類，雖細瑣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載”，這一新聞法規成為“日本新聞史上最殘酷的鎮壓法規”。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對新聞輿論進行鎮壓和限制，很多高層官員又通過拉攏報界人士進入政界的手段對日本報界內部進行瓦解和控制。

與同一時期歐美市場經濟背景下形成的商業化大眾報刊相比，日本的“統治御用型社會傳播體制”下的報業是在屢次受到政府打壓后不得不接受的結果。在經歷了大大小小很多類似“白虹筆禍”的事件之后，日本報界已經基本喪失了新聞從業者對於自由主義和批判主義的應有態度，從而被納入到了日本特殊資本主義改革過程當中，成為了政府專制統治體系中的一環，這種在當時特殊環境下與政治保持距離的特殊新聞模式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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