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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到電影改編的美學轉換

——《白狗秋千架》到《暖》

常  靜  秦明超
2016年05月31日14:30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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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學與電影是一個永遠也說不完的話題,兩者之間有著極其復雜而又重要的關系。文學(尤其是小說)為電影提供充實的素材。電影必須從間接的“祖宗”,從具有數千年悠久傳統的文學、戲劇和造型藝術那裡尋找資源,來構成電影表現形式。第五代導演霍建起根據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的電影《暖》尋找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往昔。在霍建起的影像下經過導演的改編,一切的殘酷似乎變得柔和溫情起來。

關鍵詞:小說﹔電影﹔《暖》﹔溫情

向文學“拋枝”“借力”在影視藝術領域已日益成為一股潮流,2003年根據莫言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的電影《暖》一經播出大受稱贊。《暖》連奪金雞百花最佳故事片獎和最佳編劇獎、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大獎和最佳男演員獎,關於這次改編,霍建起是成功的。莫言認為小說只是給導演提供了創作的材料,給予導演想象的空間。他戲稱小說為兒子,改編的電影為孫子,孫子不必像兒子[1]。筆者更為關注的是電影在自己的影像表達下進行的審美轉換被受眾所接受而傳遞的一種溫情的美。現在好多電影導演是小說翻譯家,並沒有自己對這部影片的理解,只是做小說的復制品。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導演自己對這部小說的認識與見解。電影《暖》對《白狗秋千架》的改編,讓我們對小說與電影之間的關系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也感受到當把情節搬上銀幕之后的改變,讓我們去感受文學改編電影的保守與超越,讓我們領略電影與文學的不同。

一、電影《暖》:對原著的二度創作

霍建起導演非科班出身,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因入行比較晚,他自稱為“第五代半”導演。他一貫執著於把現實生活藝術化、詩意化,我們總是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詩意、散文化的影像風格,仿佛在觀賞一幅美麗的畫卷,感覺在電影中導演總是把各個鏡頭都表現的盡善盡美。影片替換了原小說的背景環境、主題、意蘊、氣氛,僅僅保留了秋千和其大體的敘事框架。

影片的二度創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的改變

莫言小說中的山東高密改為南方一個美麗的小村庄——江西婺源,地點的轉換使影片更符合觀眾的審美,符合整個影片基調。霍建起在談到選景時曾表示江西的小鎮詩意盎然,有著美麗的自然景觀和古色古香的文化氛圍,給人一種世外桃源般的感覺。這種環境更容易使受眾產生一種認同感,你會產生一種離現實很遙遠的感受,也正是因為環境的置換,為影片的基調做了鋪墊。霍建起追求的是一種自然和諧、暖意融融的溫情美,影片沒有像小說中講述的那樣殘酷、現實,他把現實的一面用溫情來化解。

2.移情於故事人物

小說中暖是一個瞎子,在影片中導演將人物轉換成瘸了腿的女人,使十年之后與井河的相逢不再那麼難堪,暖依然保持了年輕時的美貌。在影片中與暖相關的男人也進行了改寫,一是武生替代文藝軍官,通過戲劇更可以顯示出影片的本質,也可以更好地凸顯暖這個人物形象﹔二是對結婚對象啞巴的改寫,電影中的啞巴不是未曾謀面的陌生人,而是和他們一起長大熟知對暖心有好感的啞巴。並且編劇對於啞巴這個人物形象描寫十分突出,在暖小時候啞巴就對她有好感,經常出現在暖的身后去逗她,抓一把蒺藜放在暖的頭上,引起暖的注意。在井河離開后上大學的時候啞巴給予暖無微不至的幫助,電影跳出了小說的框架,給予啞巴足夠的戲份,在影片的最后我們潸然落淚,啞巴懺悔自責,是他隱藏了井河的第三封信,是他拆散了暖和井河。殊不知,井河在離開小村之后便漸漸忘記了自己的承諾,是啞巴成全了井河。編劇對啞巴的筆墨還是比較多的,並且包含著極善良的美好。小說中三個啞巴兒子換成了聰明乖巧的女孩,讓暖對未來有了渴望,把一切落在一種正常的境遇裡。移情於故事人物,因此讓觀眾相信這個故事人物的真實存在性,進而對其產生共鳴,傾向於站在電影人物的視角去經歷這個故事,霍建起導演做到了,對於電影中的人物刻畫——溫情含蓄。

3.滿足於故事結局

影片最感人的是改編的結尾,啞巴讓女兒和暖跟隨井河去城裡過上好的生活,表現了啞巴內心深處美好的東西。啞巴掙脫了暖,手裡極力地比劃著,眼神望著井河,那是一種不舍與無奈。受眾為之所感動,這種愛與溫情的東西是霍建起導演要表達的,取而代之的是小說中暖最后想與井河在高粱地裡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這樣的結尾太殘酷了,影片中暖最終嫁給了啞巴,最終還算幸福。觀眾仿佛並沒有為暖與井河的分離而感到不舍,反而為暖和啞巴的感情所感染感動,更沒有為暖的遭遇而感到不公,也許這就是命運。命運的偶然性讓暖和啞巴在一起,我們感受到這個啞巴男人的善良與真誠以及對暖粗魯而又敏感的愛。暖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讓我想起了顧長衛導演《孔雀》裡面的姐姐,都是理想主義的化身,都對未來抱有幻想。《孔雀》裡的熱氣球和《暖》的秋千都是對未來憧憬的物象,虛無縹緲。但《暖》讓觀眾滿足於這樣的故事結尾,暖還算幸福,有個可愛的女兒,是暖未來生活的期望。

二、小說到電影的審美嬗變

1.欲說還休——含蓄的鏡頭語言

霍建起影片的鏡頭很少張揚,一般都是很詩意很溫暖。導演更喜歡用慢鏡頭、長鏡頭來刻畫人物的內心,他在鏡頭上講究精雕細琢,賦予《暖》細膩的情感和真切的人性內容。小說中我們感受到命運的不公性,命運的殘酷。而在《暖》中,霍建起導演把握鏡頭依舊是那麼不緊不慢,不慌不忙地展示著一個個人物的命運,那份從容顯示著一個導演的含蓄與內斂[2]。霍建起的妻子思蕪也是《暖》的編劇,她講到人生體驗上就是寫一種人生感受。霍建起導演的電影總是給我們一種觀看風景畫卷的感覺,也許這正與他的專業有關。他把美術與電影融合,人眼對色彩的記憶,他強化了人的意識使,我們更好地去感受影片基調,融入影片氛圍。

2.娓娓道來——一貫的敘事風格

和霍建起導演之前作品稍有不同的是,《暖》採用了雙時空,影片中兩個時空相差十年,一直在切換,轉換時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痕跡,顯得很隨意。讓觀者在影片中去感受導演的意圖,去感受導演對作品的理解。在影片當中如何處理好雙時空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但霍建起導演娓娓道來,顯得游刃有余、自然得體。如果在時空轉換中受眾覺得太跳了、太硬了,那麼時空轉換肯定不好,《暖》給我們一種順暢柔和的感覺,一切都是那麼自然。

3.刪繁就簡——隻為凸顯主題

《暖》中紐帶的縮減,在小說中,莫言採用了“白狗”和“秋千”兩個物象,影片當中,“白狗”消失了,隻剩下了“秋千”。這些紐帶都推動了敘事,並且連接著井河與暖的愛情。影片中的“白狗”因為與《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狗略有重復,就拿掉了。主推秋千,也是一個敘事情節的助推器。同時在蕩秋千的時候會給我們一種期望感、興奮感,又會有一種欲說還休的糾纏。秋千如熱氣球一樣是一種想象的飛翔,暖站在秋千上說,她看到了天安門,這是她的向往。秋千也是村裡的人們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同樣的秋千蕩起時,雖然都是在追逐夢想,但是井河看到的是現實,他終於通過努力考取了大學。暖卻是幻想,幻想不是現實,於是秋千蕩得越高,暖摔的越狠[3]。暖被現實狠狠的摔了一個跟頭,她一次次的被拋棄。暖幻想著小武生帶她實現唱歌的夢想,換來的卻是無謂的等待,當現實的井河帶她去參加縣劇團招生時,她卻拒絕了一心想著參加省劇團。暖是幻想的,幻想著小武生來帶她走。后來,暖幻想著與井河一起考上大學,卻因在秋千上重重地摔了下來,摔斷了腳腕,與高考失之交臂。換來的是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幻想被破滅。

三、結語:《白狗秋千架》和《暖》的若即若離

小說與電影像兩條相交叉的直線,在某一點上聚焦,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文學與電影自古以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總能在彼此中看到對方的影子,又能感受到獨特的魅力。電影的藝術實際上就是一種將文字轉換成跳動的影像。一部影片的創作,必須要建構一整套與劇本提供的文學故事相適應的視覺代碼,完成敘事體從文學表意到影像表意的語言變異[4]。經典文學作品給予電影經典的素材,電影則給小說提供了創作的生命力,由小說到電影的二度創作過程中,必須考慮多方面因素,現代觀眾對於文學的接受能力和審美能力,是作者的闡釋與讀者的理解成全了這部作品。電影與文學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藝術形式,當然我們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中,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創新。電影與文學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如果導演不能充分利用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沒有融入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樣的作品改編是不被看好的。《暖》選擇了世外桃源的江西婺源拍攝,在那樣一種環境下有些脫離塵世的感覺,人顯得很單純質朴,這是導演想抓住的東西。導演期許世界是美好的,帶給觀眾溫暖的感覺,所以電影《暖》溫情脈脈感人肺腑的結尾無疑更受歡迎。在今天許多人眼裡,電影竟然完全變成了一種以錢換錢的“影像商務”、一種供人消遣解悶兒的“娛樂游戲”,以至於人們在超越單純的娛樂層面去追溯電影的思想意義、在超越了單向的經濟的向度去探討電影的文化價值時,都顯得“多余”。霍建起導演是用電影來演繹他內心的意緒,用電影來表達他對人生的感悟,用電影來抒發他的個人情懷,否則,電影對他來說沒有絲毫意義。文學改編是謹慎的,稍有不慎便會遭到觀眾的唾棄,尤其是在生活節奏相當快速的今天,觀眾的審美風格也在發生著改變。觀眾很難為沒有娛樂性的作品而走進電影院,所以不乏現在看到一些作品低俗媚俗,一味地迎合觀眾。霍建起導演堅持他原有的藝術修養,不放棄藝術水准,我們總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獨有的溫暖,同樣在《暖》當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善意的溫存。

參考文獻:

[1] 縱瑞霞.《白狗秋千架》與《暖》——從莫言小說到霍建起電影的審美嬗變[J].四川戲劇,2006(2).

[2] 霍建起,思蕪,丁一嵐.《暖》:尋找記憶中揮之不去的過往[J].電影藝術,2004(1).

[3] 陳麗.《暖》:從小說到電影的華麗轉身[J].電影藝術,2015(13).

[4] 賈磊磊.什麼是好電影[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

[5] 呂新娟.溫情脈脈的懺悔——談小說《白狗秋千架》到電影《暖》的演變[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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