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各大衛視為在如火如荼的真人秀競賽中佔領高地而絞盡腦汁時，東方衛視《四大名助》於2016年初開播。作為一檔社交服務類節目——更准確說是一檔調解類談話節目，《四大名助》開播當日就創下了CSM35城1.02%的高收視率，位居同時段收視率與市場份額第一名，更創下了東方衛視新節目開播的歷史最好成績。本文從節目名稱、談話環境、調解主題、調解過程、調解結果五方面淺析《四大名助》獲得成功的原因。

關鍵詞：四大名助﹔調解類談話節目﹔創新

《四大名助》於2016年1月7日起每周四晚在東方衛視播出，至今已多次獲得同時段收視率的第一名。節目由孟非擔任主持，並搭檔三位一線名嘴嘉賓，組成“四大名助”陣容。“四大名助”的根本任務是調解每期“煩惱者”和“制造煩惱者”之間的矛盾——亦即節目本身的目的所在。四位名助脫口秀式的調解方式與節目力求用輕鬆幽默氛圍討論幫助普通百姓解決各種煩惱問題的定位相契合，從而創造出與以往調解類電視節目截然不同的觀看體驗。《四大名助》代表著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創新升級，贏得了收視和口碑雙豐收。

一、《四大名助》開播之前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特點：模式單一，氣氛嚴肅

我國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在湖南經視開播的《真情對對碰》欄目（后改名為《真情》）。作為第一檔情感談話節目，《真情》在當時著實掀起了一番收視狂潮。江西衛視的《金牌調解》、天津衛視的《愛情保衛戰》、北京衛視的《第三調解室》、湖北衛視的《調解面對面》、重慶衛視的《大聲說出來》等欄目以及已經停播的山東衛視的《打開你的心結》、東方衛視的《幸福魔方》、河北衛視的《情感大裁判》、遼寧衛視的《復合天使》、貴州衛視的《調解現場》等欄目都是現在或當時在各省乃至全國都有較大知名度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綜觀以上欄目，不難發現即便這些欄目的具體細節各有不同，但都是受《真情》啟發、有《真情》影子、在《真情》基礎上改進變化而來的，筆者在此將它們的共同特點稱為“《真情》時代”特點。

（一）節目名稱

“《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的欄目名稱多用帶有明顯情感色彩的字眼或是直接使用“調解”一詞。這樣的定名思路背后隱藏的實際上是制作人試圖以直白語意引發受眾共鳴從而引起他們收看欲望的心思。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熱潮還沒到來之前，看電視仍是絕大多數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首選消遣方式，“直抒胸臆”的節目名稱正好可以吸引一大批目標受眾——廣大中老年人的目光。

（二）談話環境

在談話環境的布置上，“《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大都選擇明亮安靜的寫字樓會客室或簡約舒適的心理咨詢室風格。沙發、桌椅、茶幾等簡單陳設配之以演播室相對單一的色調和輕柔悲情的背景音樂營造出一種正式、專業且稍感壓抑、失落的氛圍。

（三）調解主題

感情糾紛引發的夫妻間矛盾、親人間矛盾、情侶間矛盾是“《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不謀而合的主要調解主題。這再次印証了這一階段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將中老年人作為主要受眾群的受眾定位，畢竟家長裡短的感情糾紛不會是廣大青少年的興趣所在。

（四）調解過程

當事人出場和介紹被調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是調解類談話節目調解過程的開始。在“《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中，矛盾故事的介紹形式主要是主持人簡述、當事人自己講述和觀看前期採訪短片（或情境再現模擬短劇）三種。而無論哪種形式，介紹過程都常營造出“悲劇開始”的絕望氣氛。

主持人和嘉賓不斷詢問矛盾細節、不斷給出推測判斷與調解建議是調解過程中的主要部分。“主持人+情感專家/法律顧問/心理咨詢師/人民調解員”的組合似乎是“《真情》時代”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的標配，主持人的主要作用不外乎介紹當事人、講述或引導當事人講述矛盾故事、緩和當事人激動情緒等，而專家們則從各自領域的專業視角出發力求給出專業、理性、客觀的建議。

在“《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中，總有不少鏡頭是當事人掩面哭泣、怒火中燒。為了增加話題性、制造節目爆點，主持人有意渲染矛盾嚴重性的做法也並不少見。有時，甚至能看見矛盾雙方在節目錄制現場激烈爭執、在前期採訪短片中大打出手的畫面。總的來說，這一階段的調解類談話節目在調解過程中總給人一種嚴肅、緊張的壓抑感，觀眾仿佛隻有在節目最后看到雙方和解的時候才能鬆一口氣。

（五）調解結果

專家型調解嘉賓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注定了“《真情》時代”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調解結果的明確性。要麼調解成功：摒棄前嫌，重歸於好﹔約法三章，延期觀察，關系緩和。要麼調解失敗：不歡而散，老死不相往來。無論如何，總有類似“簽定一紙調解協議”式的明確結局給這期節目畫上句話號。

二、調解類電視節目新特點——以《四大名助》為例：全新模式，趨綜藝化

（一）節目名稱

《四大名助》首先在節目定名上就打破了原有的“以強烈感情色彩字眼沖擊視覺，開門見山指明節目內容”的模式，從綜藝視角出發，選擇了引發受眾好奇心的思路——“四大名助”是誰、“助”什麼以及其與“四大名著”諧音的特點等都將引發受眾的好奇心，從而激活潛在受眾內心的收視欲望。

在“互聯網+”、新媒體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將在移動終端上通過網絡收看電視節目的廣大年輕群體作為節目的核心受眾才是明智的選擇。而《四大名助》的定名正好消除了廣大年輕群體對“《真情》階段”調解類電視節目從看到節目名稱開始就產生的抵觸感，當他們的好奇心一旦被勾起，這檔具有全新面貌的、輕鬆的、綜藝化的調解類談話節目必能將年輕人轉化為核心受眾。

（二）談話環境

《四大名助》的舞美、燈光等環境設計一改 “《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正式、簡約、嚴肅的風格。繽紛的色彩、混搭的陳設、卡通的道具、以輕快活潑曲風為主的背景音樂以及舞台上所有人（四位名助與當事人）不穿鞋子、席地而坐、懷擁抱枕的創意無不營造出輕鬆熱鬧的氛圍。正如節目口號裡所提到的“坦誠沒煩惱”，幼兒園、游樂場式的環境潛移默化地減少了當事人的拘束感，使矛盾雙方都能舒適、隨性地暢所欲言。

（三）調解主題

如果說專門化的主題選擇是“《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調解主題上的特點，那麼《四大名助》調解主題的選擇則呈現出“去專門化”“矛盾泛化”的特征。矛盾雙方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夫妻、親人、情侶，而擴展到朋友間、同事間、上下級間﹔矛盾類型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感情糾紛，而是各種五花八門、意想不到的新奇煩惱——媽媽沉迷電腦游戲、媽媽做菜太難吃、爸爸太愛我、爸爸太貪玩、朋友太摳門、妹妹太愛國學、弟弟太愛昆虫、姐姐太愛狗等。這一方面更接近生活現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節目的多元性、立體性、話題性。

（四）調解過程

由四位名助中的一人讀煩惱者來信或由他們中的兩位根據來信邊讀邊場景式地演繹再現矛盾現場，是《四大名助》向觀眾介紹被調解事情（節目中稱為“煩惱”）的方式。名助讀信時故作夸張的生動演繹在給節目增添看點之余，更從一開始就奠定了調解過程的綜藝、娛樂基調，觀眾們聽故事時不再是壓抑著滿腔憤怒或同情或絕望，而更像是聆聽一件趣事，收獲一次見聞。緊接著，類似法庭上原告方的煩惱受害者（即來信者）從舞台的滑梯上滑落到塑料球池中，充滿童趣的出場方式再一次加固了節目綜藝化的定位。

沒有傳統觀念上的主持人、情感專家、法律顧問、心理咨詢師、人民調解員，四位固定的娛樂圈明星（后變成三位固定明星和每期一位明星嘉賓）即組成“四大名助”陣容，他們以非專業人士的尋常百姓視角、以嘻笑怒罵的脫口秀式的方式進一步詢問矛盾細節，引導台上的“原告”與坐在觀眾席中的“被告”（即煩惱制造者）當場溝通，進而給出“老百姓”式的調解建議。

總的看來，《四大名助》調解全程鮮有緊張、壓抑的時刻，“素人真人秀”式的綜藝趣味性是其與“《真情》時代”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最明顯、最根本的區別。如妻子“狀告”丈夫太懶，甚至自己懷孕即將生產之際還被在病床旁陪伴的懶惰丈夫要求喂他吃零食﹔男友“狀告”女友瘋狂追星至走火入魔﹔女兒“狀告”媽媽做菜太難吃還強迫家人吃她做的菜﹔下屬“狀告”上級總愛在公司裡跟同事們“惡作劇”。可以想象，這些矛盾若放在“《真情》時代”的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中怕是會聽到“丈夫如此懶惰不值得你再堅持下去”“這樣的女友你該盡早分手”“媽媽可能有某些心理方面的問題”“上級的‘惡作劇’行為有違道德”等“上綱上線”的建議。而在《四大名助》中，我們卻看到了丈夫上台體驗分娩痛感、名助們集體給某韓國明星粉絲群體道歉、名助們和現場觀眾嘗試“黑暗料理”的讓人捧腹的畫面，聽到了“你們年終獎那麼高，‘活該’被上級‘惡作劇’”的輕鬆調侃。

如果說盡可能削減歇斯底裡或沉默絕望的極端負面情緒是“《真情》時代”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調解目標所在，那麼《四大名助》的調解目標更富有“改點小毛病，讓愛更愛”的正能量色彩。

（五）調解結果

矛盾將以何種方式得到何種協調、矛盾雙方的關系今后何去何從不是《四大名助》關注的調解結果。甚至多期節目中的“被告方”在調解過程最后都仍然表明會堅持自我，繼續“制造煩惱”，但節目氣氛也並未因此陷入尷尬、消極，“原告”也多是滿面笑容地離開現場。畢竟生活中的太多煩惱與人際矛盾本就不是可以靠外人的一時調解得以釋懷與解決的。

《四大名助》呈現給觀眾的調解結果是攻擂守擂成功與否的競爭式結果，結果的決定者不是矛盾雙方和四位名助，而是全體現場觀眾。調解過程結束后，觀眾們隨即現場投票——認為這確實是一項讓人頭疼的矛盾的即投一票，票數到達一定標准后即宣告“煩惱成立”。在此基礎上，如果獲得歷史最高票數則可以獨享“煩惱王”寶座，成為“擂主”，直到票數更高者出現將其取代。而“煩惱不成立”者在節目中也是常有出現的，由此打破了“《真情》時代”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中存在的“‘原告’值得同情、‘被告’千夫所指”的思維慣性。這種競爭式投票環節的設計無疑是對該節目趨綜藝化特點的又一次印証。

三、結語

麥奎爾等人根據對電視節目的調查，歸納了各類節目提供“滿足”的不同特點，並且抽出了它們共通的四種基本類型，第一種便是“心緒轉換效用”，即“電視節目可以提供消遣和娛樂，能夠幫助人們逃避日常生活的壓力和負擔，帶來情緒上的解放感”。《四大名助》正是敏感地把握了“心緒轉換效用”的特殊意義，突破原有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的模式，創新升級，以綜藝的節目風格使人們日常生活的壓力負擔和人際間矛盾沖突的緊張感得到釋放。這大概也是《四大名助》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尼爾•波茲曼說，“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裡，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的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在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傾向不斷強化的今天，《四大名助》該如何嚴肅地娛樂下去，延續調解類談話電視節目的創新升級，是后續值得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1.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06.

2.張麗.我國調解類電視情感談話節目研究[D].陝西師范大學,2011.

3.張潔.調解類電視節目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12.

4.潮流“另類”《四大名助》，開路中國電視“民生綜藝”時代.[EB/OL].[2016-03-26].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01118345.html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