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19世紀40 年代以后，從歐洲發源的傳播研究，成為建制日趨完善的一門學科，並在美國得以確立。至此，學科史的書寫，延續的大多是施拉姆四大奠基人的神話。[1]51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一書中提出：因為新聞受到“刻板成見”和受眾心理等因素的影響，美國沒有真正的輿論，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所以輿論和民主要靠獨立的專家機構組成的情報組織來拯救。他和杜威關於形成輿論和民主的前提條件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因此，杜威、李普曼之爭也成為美國傳播研究的一個源頭。

一、李普曼研究公共輿論的原因

李普曼從政治科學的角度闡釋公共輿論以及民主的產生條件，他在《輿論學》中將公共輿論與社會政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李普曼之所以關注公共輿論這一話題，除了其自身作為記者和專欄作家的職業對他的影響外，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對他的公共輿論思想產生重要影響。

沃爾特·李普曼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新聞評論家和作家。從李普曼的生平來看，當時的美國正經歷著重大的變動和改革。李普曼的一生始終與社會現實和政治事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在美國，20世紀最初的20年是滿懷信心的20年，也是一切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不公平現象集中體現的20年。[1]53當時美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政治、經濟、文化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經濟、政治的發展並沒有惠及普通大眾，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尖銳的社會矛盾：大量移民導致種族和文化沖突﹔工業革命使得美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擴大了民眾的貧富差距。所以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就掀起一場自發的爭取權利和自由的社會改良運動，史稱“進步運動”。社會組織、宗教團體、女權主義者紛紛加入，要求擴大公民的權利，加強政府職能。新聞記者和作家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在此期間，新聞記者和作家寫了大量批評政府、揭露黑幕的報道：1902年埃達·塔貝爾撰寫《美孚石油公司史》來揭露美孚石油不可告人的商業伎倆﹔1906年厄普頓·辛克萊揭露美國食品安全的《屠場》等，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有名的“扒糞運動”。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表面上的繁榮並沒有掩蓋其背后激烈的矛盾沖突，爭取權利與自由的“進步運動”，揭露美國各種黑幕的“扒糞運動”都昭示著美國輿論與民主的缺失，作為記者和新聞評論家的李普曼也將目光轉向對公共輿論的研究上。

二、形成公共輿論時的障礙

李普曼對於實現公共輿論的態度具有悲觀主義色彩，因為公共輿論是產生民主的基礎，所以李普曼對民主的實現也是悲觀的。李普曼的輿論觀源於盧梭，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隻有建立在人民的大量同意基礎上的國家才具有正當性，而人民的大量同意也就是輿論，公眾可以自發地形成正確觀念，做出正確選擇。李普曼繼承了盧梭關於輿論是在人民大量統一基礎上形成的觀點，但他發現由於客觀障礙和主觀障礙，公眾很難清楚了解所有的事，而輿論是公眾對於事物的理性認識，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更不可能實現民主。

（一）民主制度假設前提中的漏洞

民主主義者認為統治是一種天性，所有人都具有天性，但由於世界的復雜性以及個人注意力范圍有限，所以統治不可能掌握在每個人手中。形成公共輿論的源頭有兩種：一種是開放的輿論環境，但這種觀點的支持者隻有少部分人﹔另一種是封閉的輿論環境，即預先建立融洽秩序，通過啟發、灌輸或遺傳，使“固執己見”的人、階級或社團與其余的人和諧地結合起來。[2]174這一觀點受到民主主義者的支持，他們認為封閉的輿論環境可以讓民眾管理自己熟悉的事務，這是產生公共輿論以及民主的前提，所以封閉的輿論環境必須要靠自給自足的民主社會來支撐。但李普曼卻認為處在封閉的輿論環境和自給自足的社會中的人們不可能對事物形成全面、正確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他們對於事物的認識通常會加上了自己的想象，所以他們形成的輿論是“主觀真實”的輿論，而不是“客觀真實”的輿論。

（二）阻礙公共輿論形成的主觀障礙

1.政府的檢查制度與保密措施。李普曼認為新聞不等於真相，尤其是政府發布的新聞更多地是一種宣傳，政府為了宣傳，必須在公眾與事件之間設置某種屏障，也就是新聞審查，可以說李普曼看到了官方新聞的本質——它不是新聞，而是政府為達到目的的宣傳，這是形成公共輿論的一個最大的障礙。二戰時期的英國讓媒體為戰爭宣傳服務，對媒體實行一系列可以說是簡單粗暴的政治、經濟管制，在新聞內容上弱化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戰爭破壞了原有新聞傳播體質和發展進程，新聞媒體轉入戰爭之中。[3]84

2.記者報道新聞時的“刻板成見”。所謂“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他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4]248記者由於自己知識儲備不足，不可能對自己採訪的事件都非常精通，所以對事件就很難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因此記者在報道新聞時就很難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往往會加上自己對事件的理解，也就是自己對事物認識的“刻板成見”，所以報道出來的新聞與事實的真相相去甚遠。

3.受眾自身的原因。受眾接觸的機會、時間與注意力體現出一種有限性。人作為社會性動物，總是屬於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所以人們在接觸外部世界時不可能對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接觸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就會帶入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的模式來分析事件，這也是刻板成見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由於客觀世界和個人精力有限，人們大多數是通過媒介獲取信息，但是受眾接收的信息是經過媒介機構“二次加工”的，所以受眾從媒介中獲取的關於世界的認識與實際客觀世界有很大的出入，這就是李普曼所說的“擬態環境”。其次，傳播隔閡造成編碼、解碼的誤置。李普曼認為語言不是十全十美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個人或群體處於不同的意識形態或文化背景時，思想、價值觀就會有很大的差別，在傳播過程中就會產生誤解或曲解傳者意願的情況。

三、拯救公共輿論的方法：精英拯救輿論

李普曼認為隻有圖片式地再現事實才能產生真正的新聞，但由於政府的審查制度，還有記者在報道新聞時由於自身知識儲備有限形成的“刻板成見”以及受眾自身種種原因的影響，新聞很容易成為一種“主觀真實”，而它與“客觀真實”之間有著很大的出入。李普曼建議通過組建一個獨立的情報組織，依靠專家來搜集消息，這種獨立的組織機構不受政府審查制度的困擾，將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這兩者分開，專家只是執行收集情報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証信息的客觀真實。並且這些專家都是各行業的精英，對於自己的領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記者行業知識儲備不足這一難題。李普曼認為這種獨立的情報機構，能夠客觀地還原事實，有助於公眾形成正確的輿論，因此也能構建理想的民主社會。李普曼強調在收集信息時客觀中立、不受個人偏見的影響的做法就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前身。

筆者認為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過於理想化，他的思想帶有“精英主義”的傾向，對大眾持輕蔑的態度，認為無知的大眾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必須通過精英來拯救。李普曼筆下的專家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存在，李普曼認為記者和受眾的刻板成見是形成正確的公共輿論的一大障礙，但同時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新聞，專家在收集情報時也不能保証不帶有偏見。雖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也不能幫助美國實現真正的輿論和民主，但是他在《輿論學》中提出的“刻板成見”和“擬態環境”卻讓我們認識到：在我們認識世界過程中有時會受到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的支配，它們不僅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甚至支配我們的行動。李普曼對現有的民主制度的批判，使我們認識到實現公共輿論和真正民主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

四、帶有悲觀主義色彩的輿論觀

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關於輿論與民主的論証成為傳播學研究的源頭，杜威認為李普曼的《輿論學》是“對民主的最嚴厲的控訴”。李普曼認為由於各種主、客觀障礙，人們不可能獲得關於世界的正確認識，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而輿論是民主實現的前提，所以更不能奢望民主的實現。形成輿論和民主的唯一途徑就是利用獨立於體制之外的“專家”來實現。但是現實生活中這種“專家”並不可能存在，由此看來，形成輿論和民主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對比來看，杜威對於輿論和民主的實現持有積極樂觀地態度，杜威認為傳播就是信息的共享，傳播構建整個人類社會。杜威還對傳播做過高深莫測的評價：“社會不僅因傳遞（transmission）與傳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確切地說，它就存在於傳遞與傳播中。[5]3傳播就是交流和參與，所以形成正確的公共輿論的關鍵在於公眾的討論，討論越激烈越能夠接近事實的真相，每個人在討論的過程中完成自己參與社會的活動，加深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政府要做的就是給公眾提供一個能夠公開討論的場所。杜威強調參與和交流的重要性，社會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們通過互動來了解社會，輿論和民主產生於交流和互動之中。但隨著芝加哥學派的衰落，反而是李普曼所倡導的“精英治國”理念佔據上風，並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主流，歷史的發展並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五、總結

雖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輿論”的輿論觀並沒有給美國帶來真正的輿論和民主，但是他依然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思考。首先，他作為一名記者和新聞評論家，時刻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為實現輿論和民主做出了巨大努力，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和精神值得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學習。其次，他在《輿論學》中提出的“刻板印象”“擬態環境”等概念，使我們對於自己和自己所處的社會又有了新的認識，雖然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對於輿論和民主的悲觀態度也不可取，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抹殺李普曼對傳播學產生的深遠影響和做出的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1]賀碧霄.1920年代歐美傳播思想承繼變異再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1).

[2](美)沃爾特·李普曼.輿論學[M].林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3]田藝霏.二戰時期英國的新聞宣傳與審查[J].青年記者,2014(3)中.

[4]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5](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作者系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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