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由路德編譯的《新約》出版，《新約》採用的語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這是宗教改革運動走向高潮的標志。宗教改革運動將歐洲的基督教一分為二，即劃分為天主教和新教。由於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流放和追殺，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蘭、英國、德意志，還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內瓦。不過，西班牙帝國有意識的迫害運動卻充當了“歷史進步的鞭子”，它產生了一個無意識的結果，即導致了歐洲的工匠師傅由原本經濟發達、貿易集中的南歐向當時相對閉塞的英格蘭、北歐流散，這種“工匠”的大流動造成了手工業行會的大聚集，它最終為經由行會向工廠生產的大轉變，即我們后來所謂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歷史條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為瑞士，是因為有些德意志人不願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國人不願做法國人，特別是有些意大利人不願做意大利人，於是，這些人一起成為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業和私人銀行業著稱於世，但是，鐘表業卻並不是瑞士土生土長的，16世紀末法國的宗教大屠殺導致了大批追隨加爾文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這才帶來了制造鐘表的技術。至於私人銀行業，其直接起因是歐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攜帶著財產從南歐和法國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帶兵出征的歐洲貴族將其財產和掠奪來的財物交給代理人經營，由此產生私人銀行業務的萌芽。這個萌芽，隨著歐洲內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戰爭的擴大，隨著國王們為了擴大戰爭而日益增加的籌款需要，而日益龐大起來。

盧梭出生的時代（即1712年）的日內瓦，隻有1.8萬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有三個：其一，他們都是新教徒，即不同於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們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宗教迫害，因為與天主教會發生沖突，被趕到北歐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們大部分是工匠勞動者，他們的組織形式與教會不同，是行會。

日內瓦作為一個“行會師傅的逃難之鄉”，作為“流亡者的避難所”，相較荷蘭這種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蘭那個孤島而言，自然條件還算是好的。處於群山環抱之中的日內瓦，作為一個與歐洲各大君主國沒有聯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體”，很自然地採用了一種獨特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是：以工匠為主體的“公民”們每年聚會一次，選舉他們的管理者和官員。因此，日內瓦號稱自己是一個“流亡者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表明，“民主”並非從天而降，它往往是與移民社會、工匠勞動者社會相聯系的，更為嚴格地說，更是與歐洲歷史的獨特遺產——嚴酷的宗教迫害聯系在一起的﹔中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歐洲那樣殘酷的宗教、種族迫害經歷，也缺乏“行會”這種工匠勞動者組織的發展，所以，我們也便難以理解與之相伴隨的宗教反抗、階級斗爭、行會聚集乃至大規模的移民—工匠社會的形成。

實際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政治制度（起初是為日內瓦所設計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會”制度，《社會契約論》日后成為了美國《獨立（大會）宣言》（即我們常說的《獨立宣言》）的藍本。而與后來的美國社會一樣，日內瓦移民社會的前提是：作為有手藝的勞動者，共同體成員沒有什麼先天社會背景，即“起點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礎就是勞動者的平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未完成稿）中曾盛贊北美的移民社會，認為“移民社會”有利於擺脫舊世界的交往方式，而採取全新的交往方式，這顯然是受到了盧梭的啟示。與盧梭一樣，馬克思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為了在倫敦和巴黎的德國流亡工人組織（指正義者同盟）而作。

歐洲的十字軍運動使得傳入伊斯蘭地區的中國的四大發明播散到歐洲，而宗教改革與宗教迫害則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業又帶來了新的財富和新的知識，這一切都促成了知識與勞動的結合，而知識與勞動結合的動力是現實生產的需要，也正是在這種結合中產生了近代科學，正如恩格斯所說：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后，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長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於生產。第一，從十字軍遠征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展示出力學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以及物理學上的（眼鏡）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可以說，真正有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的）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

這種知識與勞動相結合的情況，是在1500年之后方才發生的。而在文藝復興的前期，卻一方面是人文學者為宮廷提供知識，一方面則是工匠們的技術發明遠遠地把人文學者們甩在了后面，現實中仍是手腦分離的狀況，經院哲學和神學傳授的知識與現實世界中物質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幾乎沒有任何聯系。直到16世紀，這種分離的狀況才終於隨著歐洲封閉狀態的打破而改變。從那時起，首先是統治者們開始更加關心“海外的財富”，關心那些能夠使他們在彼此爭戰中掌握先機的武器制造技術，關心那些能為他們籌措戰爭和航海經費的貨幣操縱者。於是，從戰爭國債籌措者中產生了資產階級，從海外貿易中產生了大貿易商，而從工匠中則產生了無產階級。正是由於這種變化，在1550年前后，歐洲的“人文學者”們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開始關注起手工勞動者和他們的工作方法了——工匠與人文學者的結合開始了，正是由於這種結合，我們后來所謂的“科學家”產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隨著技術的進步，機械技術在經濟上變得相當重要，一些學者開始對它產生興趣。編寫的拉丁文和本國語的書籍，內容涉及地理發現、航海和制圖、採礦和冶金、勘測、機械加工以及炮術。最終存在於不同科學方法之間的社會界限消失了，高級工匠的方法被有學術素養的學者們採納。真正的科學終於誕生。大約1600年左右，這項工作由威廉·吉爾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齊塞爾以伽利略為例，說明了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發現與技術、軍事工程學和藝術家技師之間的關聯性：“伽利略經過40年的潛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試驗方法和測量方法與精深的數學分析結合到一起，才找到問題的答案。他使用的兩種方法后來成為近代科學的方法。”（參見﹝奧﹞埃德加·齊塞爾：《科學的社會學起源》，見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880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來完成。

總之，16世紀末手工勞動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學術素養的人接受的程度，對科學形成是決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動的不同層面中，上層貢獻了邏輯訓練方法，對知識和理論的興趣﹔下層貢獻的是探究因果關系的精神、試驗方法、測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則、對學術權威的漠視，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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