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那個時期，工匠們的發明還停留在行會內部，還是一種“特權”，即還沒有被大規模地運用於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中，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戰爭、財富競爭還是海外貿易，都已經離不開技術發明，而技術發明則來自下層工匠、技師們的生產勞動實踐。

盧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斷上升的時期，作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與自尊，他的特立獨行和憤世嫉俗，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是上升時期的工匠階級精神的表現——它傳達的正是有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驕傲。

真正大規模的變革是在1850年前后發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謂的“世界市場”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場和經濟競爭要求適應新的經濟情勢的、更快運用的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要求技術與更大規模的生產活動相結合。同時，歐洲國家之間的頻繁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活動，亦要求軍事技術的現代革新。於是，在大學與行會、人文學者與工匠師傅的結合中產生的科學，就是這樣開始被運用於大規模的工業化大生產中的。於是，行會擴大為現代大工廠，工匠師傅轉化為掌握著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的無產階級。

發表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歷史性地概括了從行會勞動到工業化生產的轉變：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准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

加州史學派的戈德斯通認為，歐洲的18世紀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完成了一個大轉變，即“從發動機驅動實驗科學到發動機驅動工業”﹝美﹞杰克·戈德斯通：《為什麼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而這裡的關鍵是，當年的工匠階級把生產技術帶進了大學，並在那裡與學院的知識相結合而誕生了科學，而新興的無產階級則把科學運用於大規模的生產，從而推動了工業革命：

（在18世紀——引者注）手藝工人、商人、儀表技師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職人員）都開展了自己的實驗工作並且小心、有條理地進行觀測，以期能夠獲得自己的新發現和有用的先進知識，這種協作與關於工業生產各個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關鍵。因此，盡管羅伯特·波義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學會儀器館長的丹尼斯·帕潘最早進行了活塞式蒸汽機的設計，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個可操作的樣本（不過他發明了另一種實用的產品——高壓鍋）。倒是一個手藝工人湯瑪斯·紐科門制造出了實用的部件，並發明了一套復雜的蒸汽進出的閥門系統，這才使得可以實際操作的蒸汽機成為可能。

毫無疑問，紐科門從皇家學會的出版物和全國各地的公開講演中，獲悉了大氣壓力發動機的改進問題並了解了大氣壓力和壓縮蒸汽產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採礦業經歷和作為手藝工人的技術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實際操作的蒸汽機來。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數十年以后，儀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鑒了約瑟夫·布萊克和其他人關於潛熱的科學思想和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能量效率思想，並以這些科學思想為指導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機。瓦特可以自由地從手工藝匠人、儀器制造者和煤礦工程師（他們需要並按照他的設計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機）的世界，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和皇家學會的科學家們的世界，以及像約翰·羅巴克和馬修·博爾頓（他生產和銷售蒸汽機的合伙人）這樣的企業家們的世界之中。這裡所提到的瓦特可以進出的“三個世界”，其實就是技術發明家、科學家和資本家的“三個世界”，它們是1850年以后產學研一體化體制的初步模型。正是各階層人士的混合和流動，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機械技巧和了解市場的人們聚攏到了一起——他們都熱切地追隨實驗探索的過程以尋求創造出新產品和新工藝——從而使得蒸汽機的發明和后來的工業革命得以實現。

工業革命，完全是科學技術被大規模地運用到生產中去的結果，而促使科學技術得以發展的，一開始卻無非就是無產階級力圖克服和解決生產活動中遭遇的難題與困境的智慧性努力，這些難題與困境包括：如何節約勞動時間﹔如何減輕勞動強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

不過，推動工業革命並使其發生轉變的還有另外一支力量，這就是馬克思指出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歐洲的資產階級最初是作為國債的籌措者、作為歐洲國家間戰爭的投資者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但是，當資產階級發現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能夠創造出巨大財富的時候，他們立即就轉而去投資工業﹔當他們發現科學技術與生產活動相結合就能夠產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時候，他們馬上就以資本投資的方式，想方設法把科學技術壟斷在自己手裡。

恩格斯認為，盧梭是啟蒙時代最為特殊的人物之一。盧梭的社會契約締造了理性的王國，“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不過，恩格斯卻沒有指出，盧梭的故鄉瑞士是與意大利、荷蘭並肩的歐洲私人銀行搖籃，瑞士對於現代世界的貢獻不僅僅是《社會契約論》，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今天支配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爾協議”——這一體現當代資本主義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則，也是在盧梭的故鄉誕生的。

作為工匠的兒子，盧梭一貫看不起人文學者，這甚至也波及啟蒙學者，盧梭甚至說，啟蒙運動不過是以百科全書代替了聖經、不過是以學者來冒充教士罷了，因此，啟蒙運動本身也需要啟蒙。而那個時候，盧梭之所以還沒有抨擊銀行家，乃是因為銀行家的勢力還沒有壓倒作威作福的貴族和夸夸其談的人文學者。

后來的馬克思則這樣說，資本家隻不過是以銀行代替了教會，以股票和債券代替了教會發售的贖罪券，以股票這個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猶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據是猶太人的現實的神。猶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據。”這是因為馬克思已經看到了資本家和金錢的力量，認識到“錢能通神”這句話在歷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確性的。隻要掌握了金錢，資產階級就可以買到權力﹔隻要掌握了金融，資本家就能控制生產﹔而隻要有錢，同樣也可以買到並壟斷科學技術。

金錢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對資本的運作使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中的最大霸權。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推進，天主教教會的財產流入紳士階層和商人手中，而國王的資金便主要依賴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眾議院。在經濟方面，英國於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1696年大規模重鑄貨幣，這促進了現代財政體系和公債市場的形成。而在科學知識方面，則是於1660年成立了英國皇家學會（全稱是“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該學會盡管是“獨立”社團（實際上是由財團出資），不對政府負責，但與政府的關系相當密切，英國政府也為其提供科研資金，學會初期有會員100多名，牛頓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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