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朴》的第二部分，簡要地回顧並總結了歐洲各帝國、各王國興衰的歷史，它直指立論的核心，提出了支配人類歷史運動的“黃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敗的文明，一定會被艱苦奮斗的文明所擊潰，而這就是因為，前者擁有的是金錢，喪失的卻是公民們在勞動和戰斗中掌握現實世界的能力，金錢不過是想象的財富，而勞動產品才是真實的財富。

盧梭滔滔雄辯地指出：迦太基和羅馬這兩個共和國，一個特富，一個很窮，結果是后者打敗了前者。羅馬帝國把世界上的財富搜刮一空，結果卻被不知道“財富”二字為何物的“野蠻人”所消滅。法蘭克人征服高盧人、撒克遜人征服英格蘭人，不是靠別的法寶，而是靠他們的“勇猛與赤貧”。勃艮第王朝乃是歐洲最富裕文明的王朝，但它卻被“最大的奢望隻不過是想得到幾張羊皮”的瑞士人所擊潰（想必他提到的這個例子，一定極大地震動了第戎科學院的評委們）。西班牙帝國無比富裕，它還擁有整個美洲，但是西班牙帝國卻被“一小撮捕鯡魚的”荷蘭漁夫們打得落花流水——盧梭說，這些事實無不揭示了一個興亡之辨的真理，那就是：

金錢固然可以買到一切，但卻不能培養風尚和公民。

要進一步了解盧梭對科學的態度，就必須將之放到18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法國的歷史語境中來考察。18世紀的法國盡管還不是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資本主義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法國像當時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為了戰爭和汲取國家財政收入的需要，實行所謂的重商主義政策，即把貴金屬貨幣看做唯一的財富源泉，因此格外重視金銀的積累，同時集國家的力量發展工商業，積極增加出口、限制進口，因為重商主義者相信，隻有貿易的順差才能完成貴金屬的積累。

重商主義的后果是明顯的：首先是資產階級——尤其是第三等級中的中小資產階級開始要求政治權利，他們在思想上開展了啟蒙運動，並最終聯合起來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其次，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它在促進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也導致了驚人的貧困和道德的墮落﹔最后，重商主義及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所謂“農業革命”）導致了農村的衰敗、農民的破產和農業的凋敝，“三農問題”嚴重破壞了法國這個農民佔絕對多數的農業國的“自然狀態”和“自然秩序”。

因此，盧梭對科學的批判、否定，首先就聯系著他對重商主義發展方式所導致的后果的批判。盧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使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一旦資產階級壟斷了科學與藝術，那麼科學和藝術就隻有一個目的，這便是賺錢。為了賺錢，科學家便可以造假藥害人、造武器殺人而毫無愧色﹔為了賺錢，藝術家也可以鼓動迷信麻醉人民而心安理得。科學與藝術本來面向的是自然和人，但現在“自然秩序”和人全被敗壞了，“自然狀態”變成了隻有金錢利益關系的“人為狀態”。當然，這不是科學與藝術的罪過，而是科學與藝術“資本化運用”的必然惡果——盧梭對金錢社會之於科學與藝術的戕害的揭露，極大地影響了后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而盧梭對200多年前法國資本主義興起時期的描述，就如同在描述今日之世界一樣，讀來令人觸目驚心：

如果你仔細地想一想使人們心力交瘁的精神痛苦，使人們精疲力竭的情欲﹔如果你想一想窮人不堪忍受的過度勞作，富人耽於其中的更為可怕的驕奢淫逸，還有那些使一些人因匱乏而死、另一些人卻因過剩而死的東西﹔如果你想一想各種食物奇怪的摻和，有害健康的作料，腐敗發臭的食品，摻假的藥品以及販賣這些藥品的江湖騙子，給病人用這些藥品的庸醫，配制這些藥品的有毒的瓶瓶罐罐﹔如果你注意聚集的人群中由於污濁空氣導致的流行病，還有因下列原因導致的疾病：生活方式過於講究，室內室外進出頻繁，增添衣服過於小心，以及所有那些細心照料，由過度地耽於聲色轉變為必不可少的生活習慣（若疏忽和戒除這些習慣便危機健康或生命）﹔如果你再把吞噬和顛覆整個城市、造成大量居民傷亡的火災和地震也算在內……總之，如果你把所有這些原因接二連三地給人類造成的危險匯總起來，就會發現，由於無視大自然給予的教訓，人類付出的代價有多麼大！

我們要想一想，人人被迫相互親近，又相互爭斗，出於責任而結仇，又由於利益而互騙，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世態！如果有人辯稱，社會就是這樣構成的，每個人都從幫助他人中得到了利益，我就要反駁他，如果人們不損人而更能利己，那就太好了。合法的利益是決不會大於非法所得的利益的，傷害他人總是比幫助他人更有利可圖。因此問題隻在於尋求確保自己不受懲罰的手段，正是為此，強者用盡權勢，弱者用盡心計。

此處我不想重提關於戰爭的事情，這在別處已經說過。……顯然，暗殺、投毒、攔路搶劫以及對這些罪行的懲罰（……），都應當歸咎於私有制的確立，從而都應當歸咎於社會。

盧梭這裡所說的“社會”，當然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即黑格爾后來所謂的“市民社會”，盧梭說，這種“社會”之所以能夠建立，是因為人們出於單純的物質需要，即人們為了“彼此互相利用”而走到了一起，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因此，假如沒有一個好的“契約”去管束，那麼，這些“逐利的社會動物”就將互相撕咬，直到文明的解體為止——而這就是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所論述的觀點。馬克思無疑繼承了這個觀點，他說：“這是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使人想起黑格爾的《現象學》，那裡面把市民社會描寫為‘精神動物世界’，而達爾文則把動物世界描寫為市民社會……”。

與盧梭一起為《科學與藝術百科全書》撰寫詞條的，還有法國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實際上，盧梭的許多觀點是與重農學派、與魁奈完全一致的。盧梭和魁奈都認識到，法國的社會是顛倒的：一群與生產活動完全脫離的統治者和學者們佔領了社會再生產領域，並在那裡支配著生產活動。由於這種致命的顛倒，勞動者被鄙視，游手好閑者反而四處得好處，如此而指望法國生產的發展、科學的真正進步，那都是不可能的，法國的“風尚”敗壞了，而這便是一切偉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征兆：

長此下去，人們必將愈來愈偏愛那些討人喜歡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實際用處的才能。自從科學與藝術復興以來，這種現象愈來愈嚴重。我們有許多物理學家、幾何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音樂家、畫家和詩人，但就是沒有公民。如果還有的話，他們也是分散在窮鄉僻壤，一生貧困，被人輕視。那些向我們提供糧食並向我們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處境，就是如此﹔我們對他們的感情，就是如此。

可見，與其說盧梭批判了科學與藝術，還不如說他批判了偽裝成科學與藝術的形而上學“風尚”，批判了金錢社會對於科學與藝術的戕害。盧梭指出，在法國佔支配地位的文化，無非是那種曾經為培根所批判過的神學和經院哲學的變種，它只是統治者們力圖在人們頭腦中確立的想象的產物，是無法通過觀察和試驗來証實的，是與現實的生產實踐相脫離的。作為神學和經院哲學的變種，學者們宣言的那些觀念和詞匯實際上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因為這些概念都是形而上學的產物，是在自然中根本就沒有原型的，既然如此，他們怎麼可以要求老百姓們接受和理解這些子虛烏有的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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