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成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養的“佔有”則成為“有教養者”的特權。

精神哲學根據其神學起源對自然科學和由自然科學促成的工業一無所知，也沒有認識到，人在工業勞動中物化了自己，卻沒有積極地表現自己。

——卡爾·洛維特

當《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朴》風靡歐洲的時候，清王朝正處於“康乾盛世”的頂峰，擁有“十大武功”的乾隆皇帝足以成功擊退來自廓爾喀和回疆的挑戰，更雄視海上的荷蘭、英國勢力如同海盜、倭寇。乾隆時代，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為325％，即使是今天美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也不能與康乾時代的清帝國比肩。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在盧梭看來已經日益腐化，而且即將走向衰落和崩潰。

盧梭預言清王朝必將垮台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中國竟然按照一個人是否能寫得一手好文章來選拔官吏﹔第二，中國普通百姓缺乏讀寫能力，在中國，文化是一種特權並與勞動和勞動者相對立，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發明了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國家，文化的傳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於歐洲，換言之，一個由少數人壟斷著文化知識的國度絕非戰無不勝。

盧梭這樣說：

我們為什麼要到遠古的時代去尋找事實的証據呢？其實，可靠的証據就在我們眼前。在亞洲有一個領土廣袤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隻要文章寫得好，就可以當高官。如果科學可以使風俗日趨純朴，如果科學能教導人們為祖國流血犧牲，能鼓舞人的勇氣，中國人民早就成為賢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戰勝的人民了。如果他們不是滿身惡習，如果罪惡之事在他們中間不是司空見慣，如果大臣們都有見識、法律都很嚴明，如果這個龐大帝國的眾多居民能保証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國家的那些飽學之士對它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滿身的榮譽能給它帶來什麼好處？讓它處處都是奴隸和壞人嗎？

清王朝固然在經濟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藝術上也是領先於世界各民族的，但是，這種令人驕傲的文化卻與現實的生產活動無關，中國士大夫文化鄙視勞動者，因此，它就不能發展出歐洲那種立足生產實踐又推動生產發展的科學。

自漢董仲舒主張“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即以周之“文飾”教育選拔社會精英，魏晉尚清談文辭，至南朝梁武帝，則開創了以“詩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國，即看到這“重文”之弊，《資治通鑒》說：

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裡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誕為清虛…緣情為勛績……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諤的這番話非常著名，只是他雖看到了問題，卻不能糾正，而唐開“文辭進士科”，則進一步助長了虛文作風，可見風氣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實難以變革。

在這個意義上，盧梭的觀察同樣是敏銳的，中國人引以為豪的那種士大夫文明，從本質上說，如果不是脫離現實的，便是把人民培養成奴隸和鄉願的工具。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