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諤所謂“未窺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還沒有學會數數，便先學作詩，而這也便是盧梭這樣沉痛地說道的：

你們的孩子不會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卻能說在任何地方都用不著的語言，會作一些幾乎連他們自己也看不懂的詩。孩子們不僅沒有學到區別真理與謬誤的本領，反而學會了一套善於詭辯的技能，把真理與謬誤搞混，使人分不清真偽。什麼叫崇高，什麼叫正直，什麼叫謙和，什麼叫人道，什麼叫勇敢，他們全然不明白。“祖國”這個親愛的名詞，他們充耳不聞。

盧梭問：歐洲的科學進步了、藝術繁榮了，可這又怎麼樣呢？沒飯吃的人越來越多了，關心現實中勞動者處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學術和藝術去了：

為了學者們的利益而設立那麼多機構，反而模糊了科學研究的目的，使學者們為搞科學研究而搞科學研究。從人們採取的辦法看，似乎是擔心農夫太多而哲學家太少。我不想在這裡貿然把農業和哲學加以比較，人們是不喜歡做這種比較的。我隻想問一問：什麼叫哲學？最著名的哲學家的著作裡講了些什麼？

大哲學家們啊，我們是從你們手中學到許多深奧的知識的，現在，請你們告訴我：如果你們不教給我們這麼多東西，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會人口減少？是不是就不會治理得這麼好？是不是就不這麼為人所畏懼了？是不是就不這麼繁榮或者更加邪惡了？現在，回過頭來談你們的業績。請你們想一想:連你們學者當中最有知識的學者和公民當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業績對我們的用處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麼，對於那一群空耗國家錢財的不入流的作家與游手好閑的文人，我們應當怎樣評說呢？

清代的郭嵩燾是駐英大使，這個人算是嚴復的入門師傅。作為一代改革家，郭嵩燾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風與文風，他說：唐代重視藝術和文辭，宋代重視致知窮理，這統統都是對知識的敗壞，而從那之后，中國文明就走了歪路，因為士大夫與老百姓心裡隔著一座大山，他們思考、研究的問題統統與老百姓的生活、與國計民生毫無關系，這樣的知識越多，知識者便越反動。而郭嵩燾的看法其實也與盧梭相同，即認為與現實生產實踐無關的“藝術和學術敗壞了人類”，“文士”和理學家們更把政治、經濟、司法和軍事當成“賤業”而加以鄙視，而這樣的“文士”和歐洲的形而上學家一樣，實則乃是游手好閑的“閑民”，統統是些無用之物，是文明發展的絆腳石：

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其能為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為府史。……至漢猶然……或歷仕公卿，或懷道守節，隱見不同，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為養然也。唐世尚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性理之學，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與異視之，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閑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為士者，而士之實乃終隱矣。

這就是說，戰國時代卿與將是不分的，此即所謂“出則為將，入則為卿”，文與武也是不分的，“士”並沒有脫離現實事務，更未將此視為“賤業”。大規模崇尚虛文的作風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燾指出：這種作風不能被視為中國文明的進步，毋寧說是文明的退化。

李約瑟曾經認為，中古時代的中國社會非常適合發展前文藝復興時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學，而且有適合這種科學水平的“無為”觀念，但是，這種“無為”的觀念卻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樣，又不能使中國產生近代式的自然科學，因此，非有現實運動的干涉，否則立足於抽象思辨的無為哲學便很難產生近代科學突破。李約瑟把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歸因於中國的“官僚科舉制度”阻礙了近代歐洲那樣的商業行會的出現：

在中國文明中，決不可能出現一個商業佔優勢的社會秩序，因為官吏體制的基本觀念不僅與貴族封建制度的世襲原則相對立，而且也與富商的價值體系相對立。在中國社會裡確實可能有資本的積累，但要將其運用於長期生產性的工業部門，則總是受到學者型官僚的壓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脅到他們的至高無上地位的社會活動無疑也遭此同樣命運。因此，中國的商業行會從未獲得過接近歐洲文明中的城邦商業行會那樣的地位和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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