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籌拍《百鳥朝鳳》的時候，我是反對的。我當時認為，電影業商業氣息濃郁，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觀眾喜歡輕鬆娛樂的內容，創作一個關於農村傳統技藝的邊緣題材，必然費力不討好。父親聽了對我拍起桌子：“我就是要拍，就算現在的觀眾不愛看，就當我拍給未來觀眾看的。”后來的各種事實証明我錯了……

　　該片的創作就在市場前景並不樂觀的背景下開始了。當時的電影流行用話題、明星等商業概念做加法，甚至乘法，而父親卻做起了減法。不用高顏值的藝人，隻用會演戲的演員﹔不用炫目的特效，隻有真摯的情感﹔不用段子一般的台詞，隻有令人沉思的留白﹔沒有刻意煽動的情緒，隻留余音繞梁的感悟……父親試圖用最朴素傳統的方式講故事，對觀眾、社會乃至整個時代訴說心中的思考。影片中日益老去、面對巨變無力回天的師傅焦三爺和刻苦勤學、面對艱難環境仍初心不改的游天鳴，多少都有父親自己的影子。這種對嗩吶傳承經歷的講述，不只是對傳統技藝衰落的哀嘆，也是對中國傳統記憶式微的憂思，更是對中國電影業所面臨問題的隱喻。商業化浪潮之下，人心浮躁，耐得住寂寞認真做電影的人越來越少。《百鳥朝鳳》使藝術與現實之間形成有效而強烈的互文關系，引導觀者陷入沉思。

　　這樣傳統又沒有噱頭的電影發行注定四處碰壁。2014年3月，《百鳥朝鳳》成片一個月后，父親離世。當時，他手機裡還有一條發出卻沒人回復的短信，是給某發行公司老總，請他幫忙發行的。我拿起了跑發行的接力棒，一年聯系了很多家發行公司，也都未能談成。直到遇見方勵，因為喜歡父親的電影，願意擔任志願者，為《百鳥朝鳳》的發行出力。隨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宣傳發行的隊伍中，不僅搭起了兩三百人的志願發行隊伍，馬丁·西科塞斯、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李安等電影人也紛紛力挺。5月6日，影片在父親離世兩年后終於得見天日，當時豆瓣評分達8.4，貓眼評分9.5分。我以為這麼高的口碑，必然可以獲得理想排片。結果事與願違，《百鳥朝鳳》被排在早晨或午夜之類的雞肋時段，很多觀眾想看卻看不到。我心急如焚，天天開會討論應對策略。這個時候，方勵突然下跪，使電影的關注度和排片率瞬間上升。我才發現，這部電影的潛在受眾遠比我們預期的多得多，其中以兩個群體人數居多。一是多年不進影院的中老年人。他們表示，現在放映的大多是年輕人愛看的所謂大片，熱鬧嘈雜，缺乏精神營養，我們更想看像《百鳥朝鳳》這樣安靜有深度的影片。還有一種是80后、90后。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對我說，很多時候是院線和片方低估了我們的鑒賞能力，誰說年輕人不喜歡這樣看得到真心、看得到愛、也看得到堅持的嚴肅電影。

　　很多人問我對文藝片發展的看法，我其實不贊同按文藝、商業劃分電影類別，這樣就人為地將藝術質量與觀眾喜好割裂開來。真正優秀的影片，應該既有藝術水准，也能獲得觀眾喜愛。方勵老師有句話我深以為然：“什麼是商業？對電影來說，觀眾的掌聲和眼淚就是最好的商業。”所以，商業不可怕，不真誠才可怕。正如《百鳥朝鳳》之所以票房逆襲，歸根到底是因為這是一部優秀的電影。如果影片質量不過關，就算我們所有人都直播下跪，觀眾也不會買賬。當然，雖然商業和藝術並不矛盾，但由於市場機制不完善，嚴肅不迎合的國產影片面臨找投資難、發行缺乏資金、進院線很難排到理想時段等諸多困境，也是不爭的事實。《百鳥朝鳳》一路波折，“膝下留片”的上映經歷，在引發各方爭議的同時，更應該引發政府和業界的深入思考。對此，有人提議建設更多藝術院線。其實方勵2003年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但由於進口片限額和國產優秀電影產量不足、片源無法保障而未能付諸實踐。我更傾向於效仿法國，在主流院線開辟一個專門影廳、由政府補貼放映藝術影片的做法。除了呼吁政府扶持和社會關注，身為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總監，我也在思考，能否成立一個藝術電影聯盟，把電影人召集起來，總結《百鳥朝鳳》的發行經驗，探討如何吸引投資者、在制作層面控制成本、挖掘願意為這種片子買單的觀眾群體、實現市場生存甚至商業盈利的方法，為堅守藝術信仰的電影創作找到一條生存之路。

　　（作者為吳天明的女兒，文字由李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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