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良的心靈秩序是個體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

鄭玉霞 孫 文

2016年08月03日09:40  來源:今傳媒
 

摘 要:在現代性背景下,個體心靈秩序的發展受到了時代的沖擊,但其仍然對美好生活的幸福性存在心存向往。優良的心靈秩序作為現代個體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而存在,主要體現在德性、文化與信仰等方面。現代個體能夠通過制度規約、信仰引領和文化自覺等方面的多維度結合,純化心靈秩序,尋求幸福性生存。

關鍵詞:心靈秩序﹔幸福性生存﹔內在向度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7-0141-03

人們所生活的時代,始終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期待和終極追求,作為現代個體的人們,力圖想要在社會中獲得一種幸福性生存,以期獲得有過上美好生活的幸福體驗。而幸福性生存的獲得依賴於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一個良序社會的形成取決於優良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文化秩序等多維度的結合。個體作為優良社會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在優良秩序的形成中將自己內在的價值本性滲透其中,並在此確定自身的存在方式,探尋自己的存在狀態,明確自己的生存目標。人的心靈作為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統籌之魂,它關乎社會秩序的形成與個體存在狀態的展現,因此,在奔向美好生活的期許中,優良的心靈秩序作為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性要求,一直也是現代個體獲得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所在。

一、現代性背景下的心靈秩序狀況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在時代精神的背景之下,特別是啟蒙運動之后,自由、民主、科學與理性的力量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形成了區別於以往的現代精神氣質,以理性與自由為依托的現代性精神逐漸形成。但是任何一種精神理念的存在都難免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局限性,現代性精神也不例外。對理性的普遍化追求,形成了對宗教的否定,為現代人帶來了信仰危機﹔對自由的倡導,也同時造成了價值取向的隨意性,自主性的增強使得現代個體過分執著於本身的價值追求,使得自己在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過分暴露本真的人性,進而無法達到公共價值的通約狀態,甚至在努力獲得幸福性生存的過程中進一步走向人心冷漠、精神無根與心靈失序的狀態。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中,現代性精神的形成在給予個體自由發展空間的同時,也孕育了現代個體的心靈失序的土壤,滋生出越來越嚴重的“道德滑坡”問題。但是,自由並不意味著個體主觀意願的任意膨脹,恰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的首要特征在於主體自由。主體自由在社會裡表現為主體受私法保護,合理追逐自己的利益游刃有余。[1]”也就是說,這種自由與主體相關聯,而且它並非是絕對獨立和完全自主的,而是在特定的范圍內都有各自的特定表現。在此境況之下,現代個體才能形成良好的心靈秩序,並充分發揮其在幸福性生存中的內在向度作用,進而擺脫精神生活的畸形狀態。

二、心靈有序作為主體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何以可能

優良的心靈秩序為什麼可以作為主體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筆者試著從德性、文化與信仰三個方面來加以闡釋。

(一)德性所指

具備德性或具有能夠獲得德性的能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學習等途徑獲得幸福,奔向美好生活,以便獲得幸福性生存。亞裡士多德在書中如是說:“幸福也是人們廣泛享有的。因為,所有未喪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夠通過某種學習或努力獲得它。[2]”此前,他在書中提及幸福是否為神所賜,在此他暫且默認幸福並不具有神化的色彩,但僅通過學習、習慣或訓練等途徑獲得,也就是具備德性或者具有能夠獲得德性的能力的主體才能夠通過學習等途徑獲得的,也足以獲得最好的德性旨歸,使得幸福得以神聖化。

而優良的心靈秩序又是德性的根本所指,另外,“能體現力量的德性,正是心靈秩序的看護者、維系者。[3]”陳根法教授在書中借用柏拉圖、盧梭與弗洛伊德等的觀點來表達自己關於德性的認識,認為人的有序心靈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有序狀態,而是通過德性加以塑造而成的,“而根本上,所謂的德性,就是心靈有序的表現” [3],那麼,優良的心靈秩序在一定程度則可以說是德性的根本所指。所以,以德性為依托,優良的心靈秩序作為主體獲得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德性使得優良的心靈秩序作為現代個體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成為可能。

(二)文化所向

對於文化,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不外乎有兩種屬性,一種是具備優良屬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對於生活、生產與實踐都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種則完全相反。“一切優良的理論,其原初旨趣,一定是為著生產和創制一種體面、尊嚴而后舒適、優雅的生活樣態,文化主體對於文化的價值理性吁求亦本應如此。[5]”袁祖社教授在其論文作品中有所提及。在此,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伊格爾頓對文化的本質的界定毫無疑問地存在著一致性:“文化在本質上是實踐,是生產,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解釋文化,而是為了實踐地改造和建設文化。[4]”意思是說,文化並不存在那種高高在上的飄忽感,而是地氣式地接向現實。在此,他用文化對社會現實的指向作用來對文化的本質加以界定,也進一步揭露出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優良的文化旨在促進美好生活的抵達,以便尋求幸福性生存。

除此之外,袁祖社教授還進一步指出:“歷史上,一種文化理念,一種文化主張,一種文化的實踐等,一定是指向某種確定優良心性秩序”[5]。也就是說,文化理念本身就指向優良心性秩序的塑造,並力圖實現人的完整性,並進一步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對於一個種族文化優劣的判斷,關鍵還是要看其是否具有純化該民族心性的傾向。

文化以“讓生活更加美好”為本質,而其自身又指向個體乃至社會心性秩序的純化。所以說,以文化為指向,優良的心靈秩序是個體在美好生活中獲得幸福性生存的內在向度。

(三)信仰所盼

談及“信仰”,很多人會不自覺地將其與“宗教”等同,自然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而筆者在雷龍乾教授的啟發下,對該問題的認知也更加明晰。雷龍乾教授在書中如是說:“宗教信仰當然不等於信仰本身,人們當然不必把宗教視為信仰問題的唯一答案和研究方式,但是非宗教的信仰至今影響有限。[6]”而信仰作為一種公眾力量的強大,梁漱溟先生一語道破,“宗教雖於身體不解飢渴,但它卻為精神時多時少解些飢渴。[7]”基督教精神作為中世紀的壟斷精神而存在,亦充分彰顯了信仰主義的力量,上帝作為全知全能的絕對存在,在精神領域彌補著個體有限性的缺憾,使人的心靈更加地良善。

信仰作為宗教的核心所在,是個體對一定觀念的遵從和對自身的審視。在物欲橫流的現代性社會中,信仰使人從紛擾的社會中抽離出來,為縹緲的靈魂尋找到停靠的港灣﹔人類借助於這種超自然力量,排解掉自身的焦慮與不安,重新找到生存的希望,進而使自己的生活走向有序化、美好化,最終獲得一種持續的幸福性體驗。

人作為一種對象化存在,沒有精神的滋養不可能獲得長久性的生存。信仰對人的內在性的強調,期盼著能夠給予個體以強大的精神關懷、穩固的價值支撐和優良的心靈秩序,由此走上幸福性生存的道路。

三、現代個體透過心靈世界的律動獲得幸福性生存的途徑

現代個體要想盡早實現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願景,能夠通過制度規約、信仰引領和文化自覺等方面的多維度結合,律動心靈世界,獲得幸福性生存體驗。

(一)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約

在現代性的發展背景下,市場經濟為現代個體所造就的現實,則顯得有些價值膨脹化,使得個體容易出現精神混亂、道德模糊、隨意盲從的非正當表現。在此種境況下,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約顯得尤為迫切,因為自上而下的實踐規約不僅能夠帶來明確的道德要求,而且其所具備的價值引領作用也能夠使得道德主體距離幸福性體驗更近一步。

不同的國家主體相應地都享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與制度特色,我國“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全民共識即是國家主體根據當下社會精神基本狀況而提出來的基本道德規范。在道路兩旁、地鐵上、公交上,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標語,我們隨處可見,這種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約致力於通過道德引領而對現代主體的心靈秩序進行優化並充分發揮其內在向度作用,進而在全社會形成規范,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與社會秩序,最終追求美好生活,獲得幸福性生存體驗。現代個體要想獲得幸福性生存,離不開諸如此類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約。

(二)由外到內的信仰引領

現代性在促進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人類陷入了精神虛無的困境,信仰問題作為現代性的根本問題,至今有待於進一步的解決。所以說現代個體要想獲得幸福性生存,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規約尚不足以,還需要由外到內的信仰的充分引領。

信仰以一種具有現代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為存在,是個體在完善自身的過程中,既對異於自己的生存狀態的遠離,也對自己生存意義的追尋。而作為信仰所期盼的優良的心靈秩序的培養也是個體對自己所生活世界的美好生活的探索,或對幸福性生存的探尋。

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要想加強我國的國民信仰塑造,優化心靈秩序,則務必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為引領,在立足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吸收西方宗教信仰情懷的合理內核,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要內容,進一步促進全體成員的自由全面發展,促進全體成員的心靈秩序的淨化,向具備幸福性存在的美好生活進軍。

(三)現代個體的文化自覺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制度規約和信仰引領之后,現代個體要想獲得幸福性生存,最關鍵的其實是現代個體的文化自覺,它關涉到民眾的精神生活和價值信仰。

費孝通先生有言,文化自覺的過程本就很艱巨,所以我們要想在豐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中立足,必須要在充分理解其他多種文化的基礎上,對自己的文化有清晰的認識和精准的定位[8]。受其點播,筆者認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我們,既要認識到文化發展本身存在的問題,並使之回歸到正常發展秩序之中,又要感知到當下社會發展的美好或幸福所在,進一步優化自己的心靈秩序,在美好生活中探尋到屬於主體自己的幸福性生存。畢竟,在市場化的條件下,文化的發展也漸漸呈現出世俗化、庸俗化與萎靡化的傾向,而“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的本質還不能說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得很清楚,但是大體上說它確實是從中國人歷來講究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發展出來的。[8]”也就是說,中國儒家貌似從一開始就在強調要扎根於個體的精神性感知,即從人的心靈秩序方面去體現自身對文化的自覺與捕捉,並進一步通過現代個體心靈世界的律動來獲得幸福性生存,進而精粹化人的理性,靈動化人的感受,良善化人的心靈。

參考文獻:

[1] (德)於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2] (古希臘)亞裡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陳根法.心靈的秩序——道德哲學理論與實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4] (英)特裡·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J].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2).

[5] 袁祖社,董輝.“文化公共性”的實踐與現代個體優良心靈秩序的養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4(4).

[6] 雷龍乾.發展實踐論—實踐哲學視域的現代社會發展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7]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 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責編:霍昀飛(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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