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符號既有直接層面的意指，又有含蓄層面的意指，當符號的能指與含蓄層面的所指自然而然、不可分割地“膠合”，即可形成符號的“同構”。在相近的傳播語境及文化體系中，符號的“同構”可以統一社會價值，增強文化認同，增進文化交流。

關鍵詞：傳統文化符號﹔同構﹔媽祖文化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6-2-0011-03

皮爾士作為符號學先驅認為“所謂符號（sign）,或者說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來從某一方面或關系上代表某事物的某種東西。”[1]傳統文化符號則是指象征傳統文化的意義表達。例如，“孔子”作為一個符號，其代表的不僅是一位古人，更是儒家文化的象征。羅蘭·巴爾特說，一切意指組合都包含一個表達平面（能指E）和一個內容平面（所指C），意指作用則相當於兩個平面之間的關系（R），ERC組合就是一個符號。[2]例如，“孔子”這個能指其直接所指是“一位古人”，其能指1代表孔子，其所指1代表一位古人。

但符號意指關系不僅包括直接意指，如“鑽戒代表飾品”，而且包括含蓄意指層面“鑽戒代表婚姻”。含蓄意指的所指是在有針對性、有目的的傳播過程中生成的，並非天然存在。是通過兩個符號間的相關性、相似性、相悖關系在傳播中實現的意義的擴充和移植。[3]含蓄意指即指在一定的傳播語境中，符號所指對符號直接意指的忽略，而直接代表符號含蓄意指的一種現象。例如鑽戒的直接意指是飾品，含蓄意指是婚姻，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忽略鑽戒這一所指的直接意指為飾品，而是將鑽戒與婚姻相聯系。[4]

符號的能指與含蓄層面的所指可以自然而然地“膠合”，這一現象可稱為符號的“同構”。羅蘭·巴爾特在《符號學原理》一書中，將“語言結構以不可察覺、不可分離的方式膠合在一起的現象稱為同構。”[5]但符號的同構必然在相似的傳播語境及文化體系中才可實現。

由於台灣和福建地緣相連、親緣相近、文緣相承，歷史上許多傳統文化符號經由福建傳至台灣並傳承至今。例如，象征“莆仙文化”的“媽祖”作為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的含蓄意指相同，實現了文化符號的“同構”。

一、傳統文化符號傳入台灣的途徑

中華傳統文化根植於大陸，明清之際傳入台灣，其傳播渠道為統治集團主導的官方傳播途徑及閩粵移民自發的民間傳播途徑。

（一）統治集團主導的傳播途徑

從宋朝開始，大陸移民移居台灣，至明朝末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后中華傳統文化逐步傳至台灣。1666年，陳永華受鄭經之命在台南建成台灣第一座孔廟，傳統文化自此在台灣傳播開來。此后清朝統治者在台灣宣揚傳統民俗信仰，採取“培養”“教育”的手段以同構社會價值觀，維護其統治，致使中國傳統文化傳播力度日趨加大。

當時的統治集團不僅運用學校教育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亦注重民間信仰的推廣，意圖通過民間力量構建社會取向，即將傳統文化滲入社會性知識、信仰，經過同化納入個體內在的認知結構。例如，明末鄭成功收復台灣后，隨軍官兵在各地興建媽祖廟，傳播媽祖信仰，使得媽祖文化為台灣社會所認同。

（二）閩粵移民自發的傳播途徑

“媽祖”作為文化符號自宋朝起傳播日廣，東南沿海民眾每有出海必拜海神，鄭和下西洋時亦在船上供奉其靈牌以求平安。“媽祖”作為民俗文化符號，成為我國東南沿海民眾崇尚及信仰的海洋之神，並傳播至台灣及東南亞地區。台灣民眾多由閩粵移民組成，且大多經由海路遷移至台灣，在渡海遷移時大都拜祭海神“媽祖”以求平安，遷台后每遇天災閩粵移民也會拜祭媽祖以求庇佑，媽祖信仰在台灣綿延千年，信徒甚眾。

二、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同構”

（一）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同構”的形成

在符號學領域內，符號直接意指層面的所指是一種約定俗成，例如“玫瑰”代表一種植物，在不同語境下其直接所指沒有差別。而符號含蓄意指層面的所指在不同語境下會有所不同，例如，默多克掌控的“新聞集團”一詞在西方傳播語境下意味著壟斷型的傳媒商業公司，而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語境中則意味著傳媒霸權。符號的“同構”強調符號的含蓄意指層面所指的唯一性，且不隨傳播語境的改變而改變。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同構的形成即是由於兩岸的文化語境相同及文化結構相近。

意大利法學家詹巴蒂斯塔•維科曾提出“諸民族世界”是由人“構造”出來，就証明人類可以通過“禮儀”“習俗”這一強大而持久的洗腦機制構建社會。[6]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后就通過教育、習俗、禮儀等方式使傳統文化成為台灣的主流價值觀，促進台灣社會形成了與大陸相近的文化結構。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結構主義要求某種思想和希望是固定的並且可以被理解的，這種思想或希望可以被群體內成員完全理解而不需借助與本源無關的任何因素。[7]在台灣，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及民俗信仰綿延百年，使得台灣社會對於解讀中華傳統文化符號毫無障礙，可實現自然膠合。

傳統文化在明清之際傳入台灣，在統治階層大力推動及閩粵移民的積極傳揚下，影響了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同構了台灣的意識形態。但傳統文化在台灣的“同構”並非一直連續的，在日據時代，日本侵略者為維護其統治開展了“皇民化運動”，大規模破壞媽祖廟，查禁中華文化傳播，禁止民俗信仰，造成了台灣社會傳統文化的拆解。直到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傳統文化再次在台灣興起，至1966年蔣介石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掀起了復興傳統文化的風潮，運用傳統文化再次同構了台灣的社會價值及意識形態。可以說，傳統文化在台灣歷經了同構—拆解—同構的過程，仍然極具生命力並始終作為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存在。

（二）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兩次“同構”的異同

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歷經了“同構—拆解—同構”，一方面佐証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與傳播力，另一方面力証了台灣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接受。第一次同構始於明鄭經時期，1661年隨鄭經入台的閩粵移民約有兩三萬人，而居住於台灣的土著居民也約有兩萬人，台灣土著居民雖有語言卻未有統一文字，難以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帕若阿爾托學派認為“人不能不傳播”，隨鄭經入台的沈光文、盧若騰等文人雅士自然而然地將中華傳統文化帶入台灣，閩粵移民亦將其民俗信仰傳入台灣，此時台灣土著居民屬於文化弱勢群體，在客觀上受到來自大陸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浸潤及影響，又無自身文化與之沖突，因而中華傳統文化符號最初在台灣傳播沒有受到任何噪音干擾，順其自然地實現了符號的同構。

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的第二次同構始於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后，這時台灣社會已被日本政府殖民五十年之久。在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的學校教育採用日語，民眾交流使用日語，修建日式建筑，傳播日本信仰，禁止台灣人說漢語及閩南語，大肆破壞媽祖廟等文化建筑，禁止台灣人的民俗信仰，意圖使整個台灣社會“去中國化”，褪去中華傳統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傳統文化符號在台灣的傳播會受到來自環境的變量影響，例如，受眾個體的可說服性（即被日本殖民化的台灣社會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接受程度）。因而中華傳統文化符號在台灣社會的再次同構，將會受到來自不同文化元素的沖擊，要實現符號的同構必然需要更持久、更強勢的傳播與引導。

雖然第一次文化同構與第二次文化同構都由台灣社會的管理當局發起，其目的亦均為維護統治集團對台灣社會的統治，但兩次同構的傳播環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受眾變量不同，雖然兩次文化同構都使得中華傳統文化成為台灣的主流價值觀，但第一次文化同構使得中華傳統文化以壓倒性的優勢根植於台灣社會，而第二次文化同構雖然重構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流地位，但在實際上必然與已經存在的其他文化並存。

三、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同構”的價值

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的同構，實現了傳統文化特質從大陸向台灣，並由台灣至大陸的雙向轉移或互動。這一方面增進了海峽兩岸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加強了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

（一）增進兩岸文化認同

海峽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是同質性文化，其內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媽祖文化”作為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傳播數百年，且形成了在海峽兩岸的符號同構，正是由於其所象征的意義為兩岸同胞所理解。文化認同是個人或群體對行為模式、思想體系、價值觀念、禮儀習俗的一種認同，擁有共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個體或群體更容易形成文化認同。文化認同不僅可以促進個人或群體的社會屬性的確認，更能促使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形成。根據“文化—規范—認同”的范式，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可形成相似或相同的行為規范，在共同的行為規范影響下，可逐漸形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8]那麼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的同構，正是海峽兩岸文化認同的象征，並促進這種文化認同向更深層次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方向發展。

（二）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的“同構”，增進了兩岸的文化認同也促進了兩岸的文化交流。在“媽祖信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下，自上世紀80年代，就有台胞赴湄洲尋根拜謁，至1997年在兩岸名流的推動下開展了“湄洲媽祖金身巡游台灣”活動，進一步增進了兩岸的媽祖文化交流。近年來由於兩岸媽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大陸先后推出了品牌化媽祖文化活動，如“海峽論壇•媽祖文化周”“媽祖文化旅游節”“台灣媽祖文化論壇”等，以推動兩岸媽祖文化交流朝著規模化、品牌化的方向發展。

傳統文化符號象征著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風貌、民俗信仰、價值觀念，雖然海峽兩岸當下的社會價值、文化生態、意識形態有所不同，但傳統文化符號在海峽兩岸的編碼、傳播及解碼並不存在阻礙，海峽兩岸傳統文化符號的象征意義大致相同，體現了符號的“同構”特質，並促進了兩岸的文化認同及文化交流。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歷史制度主義視域下台灣文化政策研究1945-2012》（2014631020201）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李彬.傳播符號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2]隋岩.元語言與換喻的對應合謀——符號傳播意義的深層機制之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1).

[3]隋岩,張麗萍.對“同構”的溯源與闡釋[J].現代傳播,2011(7).

[4]隋岩.符號傳播意義的機制——對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闡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3).

[5]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6]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M].瞿鐵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7]孫君.世界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8]李鵬.和平發展視闕下兩岸文化整合的功能與路徑[J].台灣研究,2010(2).

（作者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博士研究生、講師）

來源：西部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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