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

　　“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1996年，矗立在北京中關村的一塊廣告牌，以一種頗為幽默的方式，宣示著中國擁抱互聯網時代的美好願景。那時，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還隻有兩年﹔那一年，中國第一家網吧在北京首都體育館旁開張。

　　20年來，互聯網給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變化已不可估量。“從蹣跚起步到闊步前行，互聯網已成為中國社會運行的基本要素和基礎支撐，如毛細血管般滲透到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國互聯網協會秘書長盧衛表示。

　　2016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

　　網民數量突破7億，這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又一節點。對於推動社會管理創新、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7億網民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集體力量 提升社會動員能力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崛起，社會輿論的話語平台正在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轉移。面對社會利益多元、需求多樣的現狀，網民中不僅呈現出“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眾聲喧嘩，更有充分討論后理性行動的集體力量。

　　今年1月，百度李毅吧（“帝吧”）大量用戶集體前往“臉譜”網站，在某些台灣媒體的賬號下，用反“台獨”言論及表情包“刷屏”，制造出不小的聲勢。這些以“90后”為主的網友，以這種幽默的方式，宣示了大陸年輕人的鮮明態度，也拉近了同台灣年輕人的距離。此后，在中國乘客被維珍航空辱罵等事件中，“帝吧”用戶再次出征，要求維珍航空道歉。

　　網絡的出現，在公民與外界事務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這些虛擬共同體發揮的力量足以波及到網下，對現實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喻國明認為，社會民眾通過網絡熱點事件發生后的社會討論，逐漸培養了民眾對社會事件的獨立看法和意見的表達，使“草根”具備了獨立思考、彼此交流的能力，從而提升了其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素養。同時，這個過程也建構了社會群體的行動邏輯和行動框架，進一步提升社會群體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行為能力。

　　“草根”意見 助力政府民眾互動

　　很多網民稱自己為“草根”，那網絡就是現在的一個“草野”——在網信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

　　近年來，微博、微信等政務新媒體平台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成長，大到部委小至科室，各種微博官方賬號、微信公眾號架起了政府部門和群眾間溝通的橋梁。

　　通過政務新媒體，網民獲得充分的渠道了解公共事務、了解政府信息，並通過各種形式參與公共決策，從而更好地促進政府的有效治理。同時，政府也通過網絡信息公開與政府數據開放等方式，加強與公民的政治溝通與政治協商，實現全社會在治理上的有效分工與協作，進一步提高了政府效率與更好地保障和服務公民權益。

　　事實上，在表達民意、參政議政之外，互聯網業已成為網民社會輿論表達和監督的有效途徑，加強了公民與政府、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互動交流的力度。

　　2013年9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開通，開通一個月，日均舉報就超過了800件。3年來，各種網絡信息為紀檢監察部門和司法部門提供了大量反腐敗線索，助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充分體現了網絡監督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反腐帶來的“紅利”也通過互聯網滲透到民間，讓群眾感受到正風反腐的力度。

　　專家認為，網絡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技術的勃興，與中國轉型期的社會表達方式的重疊，不僅僅促使社會與國家之間發生互動，並且使“社會”力量得以重現、回歸和逐漸成熟，最終實現了當下中國的社會和政府的雙向互動、進步。

　　理性不足 亟待自我糾偏機制

　　女大學生稱扶老人被訛，最后被証明確實有接觸﹔患者稱被醫院偷腎，証據卻顯示實際上是患者出現腎萎縮……近年來，頻繁出現的輿論反轉，暴露出網絡輿論理性程度不足的現狀。與此同時，網絡謠言的頻繁滋生，已然成為互聯網上最大的“公害”之一。

　　人們利用網絡的能力與素質，決定了網絡對社會影響的方向。數據顯示，中國7.1億網民中，10—29歲的網民以及初中以下學歷的網民佔比均過半。低齡、低學歷網民數量增長迅速。

　　網絡已成為社會的放大器和情緒的疊加器，其中潛藏著“群體效應”的危機，容易出現局部沖突被放大、社會矛盾交織難辨、社會情緒加速感染的現象。“群體極化”的趨勢使得網民原本的傾向性，往往會通過互相的溝通與傳染得到加強，使某種觀點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轉移。

　　可喜的是，中國網絡輿論場的自我糾偏機制正在快速形成，真相跑贏謠言已成為現實。不過，隨著網民數量突破7億，如何妥善處理網絡輿情，面臨更大挑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對不了解情況的要及時宣介，對模糊認識要及時廓清，對怨氣怨言要及時化解，對錯誤看法要及時引導和糾正。

　　“數字鴻溝” 難阻城鄉網絡交流

　　上海女孩春節期間去男朋友家鄉江西過年，被一頓飯嚇得逃離﹔記者過年回鄉，寫出了東北村庄“禮崩樂壞”的文章……今年春節期間，多條引爆輿論熱議的虛假新聞都指向了一個地方——農村。

　　不久前，一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在梳理了某視頻軟件中形形色色的農村形象后認為：6.74億農村人口的生活狀態沒人關注。盡管此文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農村與城市的“數字鴻溝”依然存在，以至於窒礙了城市與農村在互聯網環境下的相互交流與理解。

　　數據顯示，中國7.1億網民中，農村網民僅佔26.9%，規模為1.91億，而城鎮網民已達5.19億。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超過農村地區35.6百分點。對互聯網知識的缺乏以及認知不足導致的互聯網使用需求較弱，仍是造成農村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

　　在國際范圍內，填平“數字鴻溝”都是一道難題。國家網信辦副主任彭波表示，中國政府做了長期的努力，移動互聯網將帶給廣大農村和農民更多的可能。“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廣大農村和西部地區的民眾得以一步跨入現代信息社會，對於中國互聯網和移動輿論場都是極具意義的事情。這不僅事關‘數字鴻溝’，由此還將帶來我國農村和西部經濟社會文化的重大發展。”

　　社會管理 遏制網絡安全風險

　　網民數量的增長，海量信息的跨時空傳遞，也對社會穩定提出了挑戰。專家認為，在互聯網環境下，如果缺乏有效溝通，社會有可能陷入高度緊張和突發性事件所帶來的風險之中。

　　網絡水軍與網絡推手可謂是言論操縱的“初級階段”。2009年，當“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營銷事件火爆網絡時，中國的網民數量還隻有3.38億。7年后，這一數字翻了一番多。無論是社會熱點的炒作，或是追隨熱點的營銷，極易產生圍觀、群聚的效果。

　　網民對信息的分辨，不僅要排除信息環境所帶來的干擾，還要排除社會環境所帶來的干擾。對於缺乏管理的虛擬社會而言，排除雜音干擾絕非易事。更嚴重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網絡散播危害社會的言論，給社會安定團結帶來極大威脅。

　　近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據新華社報道，周世鋒在律所經營中大力吸收“死磕派”律師和網絡推手，就是“讓他們在辦理敏感案件中挑戰法律、挑戰政府，通過這些人在辦理案件中採用侮辱誹謗人格、捏造事實、攻擊政府、攻擊司法體制”。

　　面對網絡風險，考驗社會管理。習近平總書記在網信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利用網絡鼓吹推翻國家政權，煽動宗教極端主義，宣揚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動，等等，這樣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和打擊，決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劉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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