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8月下

摘要：2014年度香格裡拉會議成為中、美、日等國表達訴求與展開較量的國際輿論場，各國借此表達訴求、塑造形象、反駁指責、尋求支持，本文選取美、日、英、菲、越、新加坡等國的6家媒體展開分析，通過比較報道數量、報道體裁、信息源等，發現在沖突框架的建構下，中國形象被“他塑”成一個單方面改變穩定形勢、言行不一、無法探測其真實意圖的國家。這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相對較弱的苦果，因此在有效的傳播空間中減少中國形象的扭曲是我國國際傳播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香格裡拉會議﹔南海問題﹔中國形象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18-02

近年來，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南海問題成為國際關注熱點。2014年5月，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裡拉會議上，美國首次正面強硬攻擊中國。[1]這標志著南海問題走上國際化議程，從聲索國爭議擴大到了非聲索國。那麼，關於此次會議的外媒報道呈現出什麼樣的特點，中國國際形象是怎樣的呢？為此，本文採用文本分析和框架理論相結合的方法，試圖對此做出回答。

本研究中，筆者有針對性地選擇美國《華盛頓郵報》、新加坡《The Straits Times》、日本《朝日新聞》、菲律賓《每日問詢報》、越南《人民報》、英國BBC的相關報道進行量化分析，以“香格裡拉會議（Shangri-La Dialogue）”為關鍵詞，在LexisNexis以及相關新聞媒體網站搜索，起止時間選擇為2014年5月30日到6月5日，共獲得63篇報道，刪除無關的報道后，留有45篇樣本。

一、國際媒體報道的數量分布體現貼近性原則

本文選擇6家媒體進行報道量化對比：新加坡《The Straits Times》關於香格裡拉會議報道最多，達到22篇，佔到樣本採集總數的48%﹔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9篇，佔20%。作為舉辦十三屆香格裡拉會議的東道主，新加坡媒體報道量居首，充分體現了新聞的貼近性原則﹔而菲律賓主流媒體對會議較為關注，這與國家利益訴求不無相關。國家利益的貼近性歷來是影響媒體報道的重要因素，美日在香格裡拉會議上對中國的直接指責，拓寬了菲律賓闡釋表達的輿論空間。反觀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日本《朝日新聞》兩家新聞網站在一周時間，有關報道分別隻有3篇和2篇，這與美日代表在國際會議上的強勢發聲形成鮮明對比。以南海問題為核心議題的十三屆香格裡拉會議，受新聞貼近性影響，美日英等西方受眾關注度不高，並未引起本國媒體強烈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軍政首腦發聲與媒體輿論場未必能形成正弦共振，考察西方媒體輿論場應有多種視角。

二、國際媒體報道體裁以陳述事實為主

參照相關文獻，本文將文本字數劃分為三類，分別為200字以下、200—800字、800字以上。通過對字數的統計分析發現，與香格裡拉會議相關的報道篇幅主要集中在200—800字，佔87%﹔其次是800字以上的報道，佔11%。從新聞體裁來看，評論僅佔其中的9%，消息和通訊多達91%。從上述兩個指標來看，與香格裡拉會議相關的報道仍以比較簡要的陳述事實為主，缺乏深度剖析。

三、國際媒體的信息源呈三足鼎立態勢

消息源好比新聞報道的生命線。在以新聞專業主義為標榜的西方新聞報道中，媒體對消息源非常重視。媒體通過交代消息來源，可以增加新聞的可信度。但不同的消息源會提供不同立場的消息，這使得媒體可通過對消息源的傾向和偏好來隱藏自己的意圖。引用不同的信源、不同信源出現頻率、信源引用意圖也是新聞框架建構的基本內容要素。[2]本文將媒體關於香格裡拉會議報道的信息源劃分為10類，按照美、英、中的國別構建為三大類，每個大類下轄軍方、政府和學者三個子類。在香格裡拉會議國際報道的信源引用來看，中國信息源佔19.33%，美國佔27.14%，日本佔到18.59%，基本呈三足鼎立態勢。由此看出，國際媒體報道國際沖突性議題更注重交代消息來源，以增強新聞的厚度與可信度。

以往的研究發現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報道更多的是西方的獨白。[3]然而此次報道中，國際媒體更加注重以信息源內容的截取來丑化中國。香格裡拉會議信息源的主體集中於中國軍方、美國軍方、日本政府。表現在國際輿論場上，則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將軍、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輿論交鋒。然而，從引用內容來看外媒關於中國信源的引用，集中體現在引用王冠中將軍駁斥美日指責的言論，而非主旨陳述性言論。

四、沖突框架中負面化的中國形象

框架研究的緣起，最早見於人類學家G·貝特森提出的“元傳播”概念，即人們為了傳播而進行的傳播行為,包括對所傳遞符號的定義及其詮釋規則的約定。筆者認為，這種“定義”與“約定”其實構成了一種認知上的“框架”，媒體影響受眾的認知，是通過建構新聞報道框架為新聞議題乃至整個新聞事件賦予意義和性質。本文從“選擇（Selection）”“凸顯（Hightliting）”“遺漏（Omission）”和“包含（including）”四個維度對香格裡拉會議國際報道展開框架分析，得出“沖突”與“非沖突”形成了香格裡拉會議報道的基本框架。

在非沖突性框架中，新聞的議題主要集中在香格裡拉會議各方的會見情況以及會議對國際形勢的影響，其報道數量佔其中的33.3%。在沖突性框架中，境外媒體報道有66.7%。從沖突的屬性來看：一是中、日、美之間的沖突﹔二是中國與菲、越之間的沖突。前者佔沖突性內容表達87%，后者隻佔13%。作為以客觀立本的西方媒體，在沖突框架下並沒有秉持其中立原則。經過編碼發現，中國正面形象沒有﹔中性形象有5篇，佔其中的22%﹔負面形象多達18篇，佔78%。由此可見，境外媒體在“沖突性”表達中，“他塑”中國負面形象。

為具象化中國形象，筆者在國際媒體關於香格裡拉會議“沖突性”表達中，進行關鍵詞詞頻統計，發現國際輿論場對中國形象的描述集中在international order/rule/law（國際秩序）、destabilize/destabilizing/destablising（破壞穩定）、threat/threaten(威脅)、unilateral action（單方面行動）等。外媒輿論場對於國際秩序（52次）的強調，恰恰是試圖他塑“中國不遵守且威脅現行國際秩序”的形象。對單方面行動等詞的強調則是突出表達“中國對於地區的安全威脅及行動的隨意性”。實際上，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發表會議演講，“合作”與“和平”出現的頻率最高，分別達到28次、18次，之后出現較高頻率的是“交流協商”“友好”“溝通”和“共贏”。王冠中在國際輿論場充分表達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願意同亞太各國合作，通過協商交流解決相關爭端。這與我國自塑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充分顯露了這些外媒在“客觀公正”面紗下的極不客觀、極不公正。

五、結論及建議

香格裡拉會議是討論亞洲防務安全的高級別會議，該會議實際由美國主導，號稱“推動了亞洲的和平發展，為爭端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會議平台”。在此次以“南海問題”為核心議題的香格裡拉會議的國際報道中，中國被“他塑”成一個單方面改變穩定形勢、言行不一、無法探測其真實意圖的國家。這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相對較弱的苦果，因此在有效的傳播空間中減少中國形象的扭曲是我國國際傳播的當務之急﹔如何實現國際傳播能力的“有效”，也是我們必須深思並亟待解決的當務之急。筆者提出如下思路：

（一）調整傳播心態，積極應對國際形象博弈

法國學者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認為：“所謂國際傳播從來就是一種‘戰斗話語’，服務於戰爭和冷戰。”我國一方面要認識到國際傳播的艱苦性，但也要以面向世界的心態來面對國際傳媒的報道，積極與世界溝通。此次香格裡拉會議上，中國因為南海的一系列活動而備受指責。其中被人詬病的一點是中國代表關於“九段線”的合法性僅僅從國際不承認的歷史作說明，缺乏法理依據，這就失去了闡明主張的機會。事實上，中國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只是缺乏溝通的心態和有效地傳播。

（二）加強人際傳播層面的國際形象傳播

目前，我國大眾傳媒的基礎設施和傳播效能都比較弱，在國際輿論場難以形成顯著的效果。更有資深人士不諱言指出，“中國的外宣媒體在國外幾乎沒有影響力。”此次香格裡拉會議的報道中，王冠中將軍的話語被外媒大量引用，有效彌補了我國大眾傳播能力的不足。因此，我國應該加強人際傳播層面的形象構建。

（三）增強輿論斗爭戰略破擊和戰術反擊的謀略意識

國際媒體對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發難集中在從法理層面質疑“九段線”合法性和填海造礁等所謂的“單方面行動”。中國雖然積極應對，但是喪失了良機。因此，我國應該從輿論戰的全局進行把握分析，做好相應的預案，如依靠智庫尋找法律依據，探求類似案例的傳播規律，最大化地利用手中的資源，從而爭取輿論的主動權，傳播我國的正面形象，匡正被扭曲的形象與扭轉被抹黑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康菊霜.《聯合早報》對南海問題的報道框架[J].青年記者,2015(26).

[2]李喜根,劉洋.國際新聞報道研究的理論框架與視角[J].新聞記者,2013(09).

[3]郭可.西方三報涉華國際輿情研究(1992—2010年)(上)[J].新聞大學,2013(06).

（作者系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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