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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水門事件”報道看美國權力對新聞媒體的操控

王晉超
2016年09月12日1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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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8月下

摘要:曾被定位為“三流盜竊案”的“水門事件”最終開創了美國總統被迫下野的先例,但這並非僅僅是由於《華盛頓郵報》的追蹤報道,其中還夾雜了諸多隱性而又不得不剖析的重要因素,即美國東、西部權勢集團的斗爭以及美國相關權力機構的廣泛參與,正是這三者的有力配合,才使得“水門事件”水落石出。

關鍵詞:水門事件﹔新聞媒介﹔權勢集團﹔權力機構

中圖分類號:G2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62-02

1972年6月17日爆發了使美國總統尼克鬆被迫辭職的政治丑聞,即“水門事件”。盡管尼克鬆及其共和黨領導班子多次否認其存在“竊聽”民主黨競選內幕的行為,但是通過《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的不懈追蹤報道,最終於1974年8月8日將這一事件的原委呈現在世人面前。可以說,這種“偷雞不成蝕把米”的行為深深地轟動了美國乃至全世界。而這一事件的揭露和發展有賴於美國新聞媒介,尤其是《華盛頓郵報》的不懈挖掘、美國權勢集團的爭斗以及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門的參與。

一、新聞媒介的刺激

新聞媒介,既是國家發布相關信息的重要渠道,又是大眾獲得最新報道的重要通道,它是政府與公眾進行溝通的中樞與橋梁。換言之,新聞媒介具有主動性、及時性特點。

就主動性而言,任何事件在發生之前必定會初露端倪,而出色的新聞媒介一般都會緊抓線索,這也就意味著新聞媒介的工作人員或者整個機構便會主動出擊,努力挖掘事件背后的內幕。斯蒂爾森·赫欽斯於19世紀70年代創辦了美國最具特色的報紙——《華盛頓郵報》,1933年,尤金·邁耶將其買下並制定了幾項指導原則:

一份報紙的首要使命就是盡量報道能夠得到証實的事實真相﹔份報紙應該報道就其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有關美國和世界大事的事實真相﹔為消息的傳播者,這份報紙應該遵守一般紳士所遵循的禮儀。[1]6

尤金·邁耶之女凱瑟琳·格雷厄姆於20世紀中后期將該報的發展推向歷史巔峰,“《華盛頓郵報》已成為一張出色的報紙,這得到了全國最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和尊重良好的職業感的出版人的公認。”[2]348因此,由於《華盛頓郵報》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這必然會增添其挖掘新聞的主動性。

就及時性而言,新聞本就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這裡將及時性特征突出強調,正是因為某些事件的發生具有突發性,它可能轉瞬即逝乃至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或許它仍具備深度挖掘的潛力,這就需要相關的工作人員能夠將其識別出來。1972年6月17日發生的“水門事件”原本將被當作一樁“三流盜竊案”進行處理,尼克鬆也極力否認與此事有任何關聯。再加上美國忙於結束越南戰爭、總統舉行第二次就職典禮等等重大事情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所以“水門事件”最初並沒有引起選民的廣泛關注,以至於尼克鬆得以競選連任。但是由於《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始終堅信這一事件絕非一起簡單的盜竊案,因此,他們在取得當時的總編輯西蒙斯和郵報老板格雷厄姆女士的支持后,對整個事件進行了為期數月的追蹤報道以及深度剖析。當然,他們也曾得到了那些掌握國家機密的“深喉”們的幫助,可以說《華盛頓郵報》為了弄清楚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它對不同部門、不同階層的人們均進行了採訪、咨詢,以致其報道內容的真實性無可置疑。換言之,“沒有《華盛頓郵報》的兩位記者和出版者的勇氣和堅持,這些欺騙也許永遠不會曝光”。[3]111

也正是由於新聞媒介發揮了特殊的社會功效,才使得美國乃至全世界知道了事實的真相。這體現了新聞媒介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同時,也提高了《華盛頓郵報》在大眾心中的地位。

二、美國權勢集團的爭斗

《華盛頓郵報》所揭發的“水門事件”雖然指出了相關權力部門濫用職權,但實質上這一事件的發生是由美國兩大權勢集團所操控的。尼克鬆總統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曾說:“根本的問題是東部權勢集團,這個集團已瀕臨死亡,所以他們不得不表明,盡管我們在對外政策和選舉上取得了成功,就因為這個水門事件,一切是錯誤的,他們竭力利用這一點來概括其余。”[4]2

尼克鬆所指的東部權勢集團興起於美國東北部地區,這一集團的發展和壯大與建國后的美國歷史走向息息相關。可以說,是美國的歷史發展脈絡促使東部權勢集團不僅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強大的政治威懾力以及強勢的文化控制力,而且其政策導向還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外交。然而,隨著二戰的結束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崛起,美國西部地區緊緊抓住這一戰略契機並努力發展高科技產業,這就使得與之相應的西部權勢集團獲得了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當然,經濟中心的轉移必定會帶動政治重心的改變,美國兩大權勢集團的決定性優勢就此發生逆轉。

長期以來,作為共和黨代表人物的尼克鬆由西部權勢集團扶植與支持,他與以東部權勢集團為靠山的民主黨一直存在著諸多矛盾。1972年,當“水門事件”暫時被壓下去后,尼克鬆決定要極力消除受東部權勢集團控制的民主黨的威脅。為此,他打算重組美國政府機構,即增強共和黨對美國政壇的威懾力而抑制民主黨的發展前景,這就極大地損害了東部權勢集團的利益,而受其支配的《華盛頓郵報》則成為制衡尼克鬆改革的重要政治砝碼。換言之,《華盛頓郵報》報道的“水門事件”雖然抓住了新聞事件,但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卻是美國國內東、西部兩大權勢集團對政治權力的爭奪與反爭奪。

三、美國其他權力機構的參與

在美國,新聞媒介的地位素來不容輕視,它成為一個永久的,又並不一定總是忠於政府所有各個部門的反對派。[5]25由《華盛頓郵報》報道的“水門事件”,雖然受到美國權勢集團的利用,但是新聞事件本身由於有眾多証據加以証明,所以其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僅僅憑借新聞媒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卡爾·伯恩斯坦的追蹤,總編輯西蒙斯和郵報老板格雷厄姆女士等人的支持並不能把“水門事件”調查得水落石出,而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門參與其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水門事件”發生后,尼克鬆總統極力否認與此事存在任何關系。但是隨著《華盛頓郵報》逐步發現新証據、揭露新內幕,美國國會逐漸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為此,國會決定成立歐文委員會來對“水門事件”進行徹查。最初,歐文委員會的調查活動受到了尼克鬆總統的處處刁難,但是仍舊取得了一些收獲,尤其是從被詢問者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那裡獲知有關白宮錄音帶的消息。也正是因為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承認了總統室內有全部的錄音,這才使得這一調查出現了峰回路轉的局面,即美國司法部門與國會通力合作,並於1974年7月向眾議院建議:“理查德·M·尼克鬆應該受到彈劾和審判,並被解除職務。”[6]這也就意味著由“水門事件”引發的政府危機,最終在美國國會、司法部門以及新聞媒體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通過法律程序以和平化解。

四、結語

通過剖析“水門事件”發生的原因,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受制於美國東西部兩大權勢集團的爭斗與反爭斗,二者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水門事件”爆發的顯性與隱性因素。而美國國會和司法部門的共同介入才是徹查該事件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隻有當新聞媒介所報道的事件受到美國權力機構的廣泛關注與參與時,這一事件才會盡快水落石出。同時,這也警示我們,要對新聞媒介的報道敢於抱有一顆質疑之心,要對國家權力機構行使其職責勇於進行積極監督,從而更好地保証新聞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國家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羅伯特·A·韋布.華盛頓郵報“風格”手冊[M].紐約:麥格勞•希爾出版社,1978.

[2]梅裡爾,弗希爾.世界偉大報紙[M].紐約:黑斯延斯出版社,1980.

[3]查爾斯·索奈.美國政府和當代政治[M].紐約:紐約出版公司,1980.

[4]柯克帕特裡克·塞文.權勢轉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5]馬丁·沃克.報紙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報[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6]Michael A﹒Genovese.The Watergate crisis[M].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9.

[7](美)邁克爾·埃默裡.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M].展江,殷文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8](英)約翰·恩基.傳媒與民主[M].卻繼紅,劉士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9]林牧茵.聲音的力量——解析美國媒體與政治的互動[J].社會觀察,2006(10).

[10]王寅.專訪普利策獎秘書長:記者的職業道德[N].南方周末,2006-10-27.

(作者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劉雨霏(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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