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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媒介體制比較研究的框架設計和技術邏輯

趙潤森
2016年09月28日10:53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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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傳媒制度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媒介體制,具體為運作於特定社會與政治系統內的所有媒體及其組織方式。本文主要梳理了西方主流學術界對於媒介體制研究的脈絡。文章重點選取的文本為《比較媒介體制》,筆者將技術作為影響傳媒制度的重要因素,也納入媒介體制的比較框架。此外,對於文中關於新聞專業主義的公共服務取向以及與政治平行性的關系提出了質疑,利用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論、第四權力理論等重新做出邏輯闡釋。

關鍵詞:媒介體制﹔比較研究﹔傳媒技術﹔新聞自由﹔政治平行性﹔新聞專業主義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050-02

一、傳媒制度與媒介體制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思想是:制度會影響效率,經濟增長的核心機密是制度變遷。對於傳媒制度(media institution)同樣如此,制度轉型在傳媒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傳媒形態的發展和傳播語境的變遷,傳媒制度也一直處於動態的變遷過程當中。創新的、進步的制度體系促進傳媒業的發展,落后的、閉塞的給傳媒業帶來阻礙。在全球化和新媒體的語境下,正確平衡傳媒業發展的現實沖突與矛盾,同時提高傳媒競爭力的前提是對於傳媒制度轉型的總結和研究。

丹尼斯·麥奎爾認為傳媒制度是一切與傳媒領域相關的制度[1]。具體而言,指的是嵌入於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結構中的媒介組織及媒介運行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程序和規則[2]。在傳媒制度的研究當中,學術界討論的核心話題是媒介體制(media system)問題,這也是本文選取的研究文本的主要研究范圍。那麼,首先界定一下傳媒制度和媒介體制的區別:首先,制度是很具體化、很穩定的權威,而體制偏向於系統之間、系統與成分之間是如何組織、互動和影響的。體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現和實施的方式﹔其次,制度在宏觀層面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制度環境,按照制度學派諾思的說法就是體制,比如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傳媒領域就是傳媒體制。這裡的宏觀就是傳媒所在的系統和社會其他宏觀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從四種理論的修正到經驗型的比較研究

在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和新聞,同時新聞行業壟斷化和商業趨勢愈加嚴重的背景下,1947年哈欽斯委員會完成了《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長篇報告,第一次對傳媒的功能、地位、社會責任和新聞自由做了系統性的反思。

在此報告基礎上,1956年施拉姆、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教授發表了《報刊的四種理論》,開始對傳媒體制進行思考。三位作者認為傳媒總是帶有它所屬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形態和色彩,同時,它反映出社會控制系統的特征[3]。他們發展並歸納出四種傳媒體制類型: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和極權主義模式。四種理論的提出開創了媒介體制研究的源頭,成為此后媒介體制研究的基本范本,但同時由於時代語境和視野范圍的局限性,也成為后續研究的批判中心。

在2004年出版的《比較媒介體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當中,哈林和曼奇尼認為《報刊的四種理論》過分關注美國和蘇聯模式的二元對立,用到的案例也隻有美國、英國和蘇聯,同時過於媒介“哲學”,就是所謂的媒介的意識形態。兩位學者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和西歐18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比,按照媒介市場的發展、政治平行、新聞專業主義和國家干預四個維度作比較,然后歸納出三種模式:大西洋與自由主義模式、地中海與極化多元主義模式、北歐中歐與民主法團主義模式。

文章的主要研究框架如下:

可以看出兩位作者在提出整個框架的時候,著重於歷史和社會文化的梳理,認為無論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乃至媒介工作與實踐,都深入這一動態的變遷之中。在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動態變遷當中,每個個體的媒介規范在不斷更迭,但是在模糊的、復雜的更迭背后,有著規范性的價值。

三、技術——可能性的框架維度

哈林和曼奇尼按照歷史和文化的溯源角度,提出了媒介市場的發展、政治平行性、新聞專業主義和國家干預四個維度。媒介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經濟的層面,政治平行性主要是政治的層面,新聞專業主義主要是組織內的討論,國家干預主要是組織外的討論。其比較研究的框架中缺少了丹尼斯·麥奎爾認為的決定媒介制度形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技術。麥奎爾認為大眾媒介同時具有商品屬性和公共屬性,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較大,同時非常依賴技術的變化[1]。

大眾傳媒的出現至今,先后經歷了“紙路”、“電路”和“網路”。每一種媒介的更迭,都能衍生新的媒介形態,從而改變原有的媒介格局,在採編制度、經營制度、管理制度上都要做相應的調整。而新的媒介形態會帶來新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功能,在傳播效果、傳播成本甚至傳播主體都有很大調整,相應聯動的規則體系也要有所變遷。比如最典型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廣播頻率和電視頻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公共資源,政府利用這一公共資源的稀缺性普遍實行監管。但當這一資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的時候,西方國家對於廣播電視的管制就有了不同的態度。

在比較媒介體制的框架中,加入技術的維度,並非試圖概念化技術更迭和制度變遷的關系。只是在文本中的18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傳媒技術發展的程度(技術基礎設施)和時間(技術更迭的斷代史)也存在差別,並且這種差別會對宏觀層面的媒介體制產生影響。

四、新聞自由與新聞權力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媒介組織內的討論,其存在與否、程度高低同樣會作為合力的一部分作用於媒介體制。哈林和曼奇尼認為自治、獨特的專業范圍和公共服務取向是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形式。其中在公共服務取向中,作者認為新聞工作者對自主性和權威性的主張在特別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他們服務公共利益的主張。對於這種說法,要辯証地思考新聞自主性(新聞自由)和新聞權威性(新聞權力)的來源。

新聞自由的基本意義是表達自由,這是新聞專業主義基本價值的基石。表達自由的價值理念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就是傳播自由。傳統的表達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在媒介體制的研究范圍中,指的是媒介組織整體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組成元素,是不受外界干擾,工作流程也不受更強大的權力所控制。

而對於新聞權力來說,因為傳播自由屬於表達自由范疇,是西方民主憲政的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結構之一,所以新聞出版有了憲法特權,有了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之外的獨立的社會力量,其社會職能是“監法”,即所謂的“第四權力”。

所以,關於新聞自主性(新聞自由)、新聞權威性(新聞權力)和公共服務取向(新聞的社會責任)的關系的正確表達應該為:表達自由賦予了新聞自由的憲法合理性,公共服務的取向是新聞自由的社會責任的要求,而新聞權威的獲得來源於由媒介組織的公共領域中新聞作為大眾媒介的話語權力。

五、新聞專業主義與政治平行性

作為媒介比較研究的兩大主要維度:新聞專業主義和政治平行性具有各自作用於媒介體制的影響力,而這二者本身也具有可比較的相關性。

利用差異化理論(differentiation theory),作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程度高的話意味著新聞業作為一種制度和實踐的形式和社會其他的制度和實踐形式有所差異,包括政治。同時根據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作者還認為新聞專業主義隻存在於獨立自主於其他社會領域的新聞業當中,包括政治場域。

而另一方面,作者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參考概念,論述其對於政治平行性的反作用時,認為:新聞事業專業化的發展在若干重要方面銷蝕了政治平行性,削弱了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對媒介的控制,創造了模糊媒介組織政治分野的共同實踐。

二戰以后,西方的平面傳媒基本處於非管制的傳媒模式,獲得了法律的保護,即使有些存在政府補貼,也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持公平競爭,平面傳媒的市場體制比較健全。因而政治平行性較低。而西方的廣播電視體制政治平行度較高,分為商業、公共和混合模式,其中公共模式政治平行度最高。

而新聞專業主義能夠做到的是幫助催生健康和積極的大眾媒體,從而組織好更有力的公共領域,使得民眾意志和政治平行的意志能夠更好的協商,甚至會對政治體制產生影響,反過來作用於傳媒體制。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自媒體時代,在具有高度政治平行的媒介組織內的記者們,擁有了對外單獨發聲的權利和平台。在這樣的媒介語境中,新聞專業主義是得到強化?還是消解?其對於組織的政治平行性能否產生影響?這個有趣的話題值得做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英)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 潘詳輝.媒介演化論——歷史制度主義視野下的中國媒介制度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3] (美)弗雷德裡克·S·西伯特等.戴鑫、展江譯.傳媒的四種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責編:劉雨霏(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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