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劉雨霖父女在拍攝現場。

　　▼《一句頂一萬句》11月初上映。

　　白色長裙配酒紅色外套，再加上紅耳墜與紅指甲的點綴，今年29歲的導演劉雨霖，身材和氣質頗有些神似舞蹈家楊麗萍。楊麗萍以曼妙舞姿征服觀眾，而劉雨霖用電影表達她的藝術追求。

　　當然，劉雨霖還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頭銜——作家劉震雲的獨女。她去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念研究生，給她寫推薦信的是大導演李安﹔研二時就能進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劇組做場記﹔上映在即的長片處女作《一句頂一萬句》，拉來劉蓓、范偉等一票老戲骨拍戲……盡管剛出道就被這麼多的幸運包圍，但劉雨霖表示，她只是想花“笨功夫”拍出那些普通人無處訴說的被忽略的情感。

　　改編

　　跟父親一樣關注普通人情感

　　“我對《一句頂一萬句》原著是有感情的。”當劉震雲還在為這部小說做前期准備時，劉雨霖便跟隨他在全國4個省市採風。小說出版后，她又反復讀了很多遍，產生了把小說搬上大銀幕的念頭。

　　劉雨霖從小受父母的影響極大。小時候父親會帶著她蹲在路旁，邊啃西瓜，邊觀察來來往往的人。母親郭建美是公益律師，劉雨霖也曾跟著她幫助老少邊窮地區的婦女維護法律權益。“我見過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是什麼樣的。他們會為兩塊錢的鹽發愁，但對一個新寶寶出生的喜悅，跟紐約洛克菲勒家族有一個新寶寶誕生的心情是一樣的。”劉雨霖之所以想拍電影，便是想把這些生活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喜怒哀愁表達出來。而這樣的普通人視角，也與劉震雲作品中慣有的平民立場相一致。

　　但從劉震雲手中拿到小說的拍攝權並不容易，此前也有許多導演找過他，都想拍《一句頂一萬句》，但他都沒給。沒想到，劉雨霖一通半個小時的電話，便搞定了。

　　2014年初，身在紐約的劉雨霖給父親打了個電話，說自己想拍《一句頂一萬句》。“我其實就講清楚了三點，一是為什麼要拍，二是怎麼拍，三是我來拍跟別人會有哪些不同。”全書共有100多個人物，情節縱橫交織，錯綜復雜。劉雨霖覺得必須舍棄大部分內容，因此她隻選取了其中的牛愛香、牛愛國兩個人物，想專心把這姐弟倆的故事講好。她還想通過一種“褪去自己、不見導演”的理念拍電影，讓觀眾看不見導演的影子，看不見攝影機在哪兒，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得到父親的許可，劉雨霖並不認為自己是靠父女情面。“我琢磨了半年才跟他溝通，如果他只是因為我是他女兒就把拍攝權給我，那樣太不負責任了，而且是在難為我。”

　　拍攝

　　男女主演苦學修鞋紡棉紗

　　“笨功夫”，是劉雨霖談到拍攝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她本科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學的是播音主持，“半路出家”拍電影，她比別人更知道努力的重要。

　　在《一九四二》劇組做場記的一年，讓劉雨霖第一次見識到拍電影的真實過程，為她后來獨立執導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礎。“11台膠片機同時運轉，成千上萬的群眾演員，各個部門有條不紊地合作，馮導在顧全大局的同時注意各個細節……這些都讓我看到了什麼是大制作。”她說，《一句頂一萬句》的執行導演、統籌、美術等工作人員，很多也來自《一九四二》劇組。

　　《一句頂一萬句》拍攝地就在故事的發生地河南延津，除了牛愛香的火燒攤兒是搭的景，其他全部為實景拍攝。五六線小縣城裡，塑料彩條布搭的夜市排檔、小學門口接孩子的電動車、火車站前的餛飩攤兒……這些已經被國產電影淡忘了的日常場景，以真實面貌出現在大銀幕上，讓人感到分外親切。為了凸顯出故事的代表性，影片還舍棄了河南方言，改為普通話對白。這樣意味著，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是在延津、北京還是紐約，片中的故事都有可能發生。

　　修鞋匠、棉紡廠女工、火燒攤兒攤主，是片中三個主要角色的身份。為演好這些底層普通人物，《一句頂一萬句》的演員們也下了“笨功夫”。飾演男主角牛愛國的毛孩，提前半年就找來修鞋裝備，練習修鞋。女主演李倩走進棉紡廠操作紡織機，每天八點到廠，下午五點離開，頭發絲兒裡都是棉絮。片中有一幕她給女兒織毛衣的畫面，她也為此苦練織毛衣技術，盡管棉紡廠和織毛衣隻有幾秒鐘鏡頭。一向出演都市女郎的劉蓓，飾演打火燒的牛愛香，也專門去學了打火燒。她也因這一角色提名今年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我聽說現在的演員好多用替身演戲，這讓人無法理解。你怎麼用替身演文戲呀？”劉雨霖表示，自己的演員為角色准備了這麼久，哪裡舍得用替身。“我不會為了明星號召力去選演員，如果他同時軋好幾個戲，隻有十五天時間來拍，是沒有能力拍好戲的。看《一句頂一萬句》時，觀眾意識不到演員完成某個表演有負擔，是因為他們都在默默努力。”

　　即使影片已經攝制完成，劉雨霖依舊在為宣傳和上映積極奔走。她甚至想召集豆瓣上對影片產生質疑和批評的用戶，與他們面對面交流。

　　親情

　　父女互稱“老師”“導演”

　　劉震雲其貌不揚，劉雨霖相貌姣好﹔劉震雲一口河南普通話，劉雨霖略帶播音腔﹔劉震雲已經名滿天下，劉雨霖則初出茅廬。在表面的差異之下，父女二人卻有著微妙的默契，電影的各種宣傳活動，父女倆都一起出席，劉震雲也極力為女兒吆喝。

　　“我都不記得上一次叫他爸是什麼時候了。”劉雨霖笑言，如今，無論公共場合還是在家裡，她稱呼劉震雲為“劉老師”，而劉震雲直接叫她“導演”，“有一次我脫口而出叫了一聲爸，他都沒反應過來。”

　　在《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雲的主要工作是創作一個有力量的故事，劉雨霖和全體工作人員則努力朝這個方向前進。“劉老師的工作從開拍那一刻起就已經停止了。”劉雨霖回憶，劉震雲偶爾來劇組探班，也就坐在監視器旁邊聽聽歌，烤烤“小太陽”，晚上張羅喝喝酒。在拍攝中，二人並未就劇本發生重大分歧，主要就一些細節進行討論。

　　在媒體面前的劉震雲，幽默健談，然而在父女相處中，劉雨霖仍然覺得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討厭別人說廢話，“一件事如果三句話說不清楚就不要說了”。因為拍電影的緣故，二人的交流變多了，但在劉雨霖心中，父親“隻有在說起劇本和人物的時候才滔滔不絕，他內心洪流的表達都獻給了作品”。

　　經過這次拍攝，父女的關系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在藝術追求上達成了一致。“我們都是用敏感和柔軟的心去觀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細節，無非他用文學，我用電影。”對劉雨霖來說，“劉震雲女兒”的身份從不是一種壓力，她既不否認，也不排斥，“這是我一輩子的榮耀，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記者 袁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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