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報界宗師張季鸞，傳承“文人論政”的風格，奉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寫就了大量針砭時弊的新聞報道和社評，是享譽海內外政界、新聞界的杰出報人。“先窮而后工”，他是第一個提倡將報人、記者作為職業身份的人，他一生的新聞實踐展現了他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而今仍有啟迪意義。

關鍵詞：張季鸞﹔“四不方針”﹔新聞專業主義

在中國有這麼一位先生，他留學日本中途回國參加革命，在24歲參與起草了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辛亥革命后，開始提筆作戰，先后擔任《民立報》分社總編輯、《大共和報》議員、《民信日報》總編輯、《新聞報》北京通事、《中華新報》總編輯。①1926年《大公報》復刊，在其后的15年生涯中，他一直將文人報國的感恩之心傾注在這張報紙上。在他的領導下，《大公報》在1941年獲得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榮譽獎章，當時的東方隻有日本的《朝日新聞》獲得過此項殊榮。在他去世后，毛澤東主席評價他“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贊譽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他就是張季鸞，堅持新聞操守、以匡助國家和社會為使命的《大公報》記者。

“一支筆抵十萬軍”，這是時人對他文字的評價。在他30年的記者生涯中，共寫作了3000余篇新聞稿件，其中《大公報》一半的社評都是由他執筆。他“三罵”成名，其中“二罵”都是針對蔣介石﹔他派出的記者范長江首次記述了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途中的經歷。游走於政治與新聞的邊界，他做到堅持以新聞專業主義為中心，在《大公報》發刊詞《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在今天看來，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的期間是一個最接近新聞專業主義的時期。

一、五四運動后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萌發

新聞專業主義誕生於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國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的經濟市場體制是新聞專業主義誕生的沃土。“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概念最早由誰提出尚無定論，但它是實踐的產物，追求客觀、真實、公正、全面、自由地報道新聞，相信新聞可以不受任何政黨、團體的控制。20世紀中期，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發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標志著社會責任論的提出，使新聞專業主義進一步成熟。

中國接受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通過西方傳教士的辦報活動而被傳入。傳教士通過辦報打著“潤澤漢人”“與中國敦友好之誼”等冠冕堂皇的口號撬開國人思想的大門，使西方的一些思想觀念順利進入中國，但從客觀上來講，這也是我國新聞專業主義的啟蒙階段。此外，中國近代一批報人和學者留學海外，受過專業系統的西方新聞學教育，間接推動了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

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復刊《大公報》，張季鸞任總編輯。在發刊詞《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四不主義”的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不黨”是指“以純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②“不賣”即不接受任何來自政府或者說政府派別的金錢，不賣立場和氣節。“不私”是指這張報紙不是一個人的，它是社會公器，要為社會負責任。“不盲”則是報社自我勉勵之詞，包含不盲從、不盲信、不忙動、不盲爭，既對權力保持獨立，又對公眾輿論保持獨立。③“四不主義”彰示了張季鸞主張辦一張經濟獨立、言論自由、客觀中立的報紙，十分接近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核，可以說，它是中國本土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初步形成的標志。

新聞專業主義自五四運動后開始了中國本土化的過程。徐寶璜在《新聞紙之性質與價值》一文中指出報紙的第一職務是：“供給各方平等表達之機會，新聞既為國民之言論機關，社外一切來件，但須所記不虛，言之有理，不應問其屬何黨派，及與本報主旨相背，而予刊出，供世人之討論，給各方平等待遇。”④這是我國首次從理論層面提出新聞應獨立、中立。雖然從后來的新聞業發展來看，新聞專業主義在話語實踐中隻能“碎片化”呈現，且並不能完全遵照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因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行業自律和規制。但在當時，張季鸞與《大公報》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堅守者，秉承客觀公正、自由獨立、公共服務的新聞報道原則。

二、張季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

（一）“文人論政”到“報人身份”

中國的新聞界自古以來就是文人發表言論、政見的地方，張季鸞將之精辟地概括為“文人論政”。中國許多的知識分子都希冀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但對於不如意者，選擇報刊論政報國也是一條出路。早期許多著名報人如梁啟超、王韜、黃遠生等都是因為變法失敗或不事科舉而走上了辦報之路，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報紙對革命、社會的巨大影響力。這些知識分子以文人論政的方式實現精神家園的守候，並對西方新聞專業主義進行著借鑒和吸收。

張季鸞雖然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新聞業的實質，但他在《大公報》時期倡導將辦報的主體從“文人身份”向“報人身份”轉變。文人是將辦報寫文章當做副業的人，而報人就是專門從事報業活動的人，是一種職業身份。這既表明了張季鸞對自己新聞事業的堅定，也表明他高瞻遠矚地領略到了報人的重要性。他鼓勵《大公報》的報社成員應以職業記者為身份定位，遵守職業信條，以報道新聞和發表評論為己任，對社會和公眾富有責任心。

他對新聞也有著深刻的認識，確立了新聞本位制度。他在《大公報》復刊十周年的紀念詞中強調：“報紙生命，首在新聞。蓋應能反映中國之全部重要問題，以滿足救亡建國途中國民之一切需要。”⑤報紙的基本職責就是新聞報道，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本職要求，張季鸞實際上沿著“文人論政”的路子走出了一個新的境界，即跳出“文人論政”的框架，確立了新聞的行業獨立性。

（二）堅守“四不方針”

“四不方針”是張季鸞新聞專業主義探索與踐行的最高要義，包含了實現新聞專業理想的操守原則與新聞實踐的執行標准，他不僅在精神內核上有著獨立辦報、客觀公正寫新聞的願景，而且將之濃縮成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導意義的“四不方針”，一直影響著《大公報》的發展。

根據以往辦報經驗，張季鸞深刻體會到黨派報紙並不理想，任何黨派報紙都受到黨派經費的影響以及政黨權力的干涉，在這樣的辦報環境下很難實現報刊的言論獨立，報紙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張有偏見的新聞紙，無法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職業理想。“不黨”“不賣”就是與政治勢力、與金錢腐蝕決絕的體現，要堅守新聞報道的純潔性。在日后的新聞報道中，《大公報》一直堅守著這一方針，敢於說真話，敢於批評，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大公報》都充當著輿論機關，上至政黨要人、下到普通市民都將《大公報》的言論作為重要的時事參考。

在注意到權力、金錢對報刊獨立性的危害之大外，張季鸞還洞察到要看清事實真相並不容易，記者應具有清醒的頭腦和自我判斷能力，以免反被輿論誤導。對待公眾的意見應保持審慎態度，因為公眾也有麻木、迷信、偏激、狂躁的時刻，張季鸞富有前瞻性地意識到這一問題，正如李普曼同樣意識到“將公民視為無所不能、至高無上，是十分虛假的理想”。因此，張季鸞提出的“不盲”包括不盲從公眾喧囂的民意之要求，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言論獨立、客觀公正的新聞專業主義理想。

（三）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報刊的兩個基本職能就是登載確實的消息和發表負責任的評論，張季鸞對評論的作用十分看重，他一貫認為，報紙如果只是客觀地報道新聞，隻能算“無負社會”，隻有發揮報紙評論的重要作用，勇於對國家大事發表獨立的見解，才能對國家與社會盡到匡導的責任。報刊是“社會公器”，負有監督社會環境、引導輿論的職責，敢言才能實現新聞價值，但不能失言，而不言隻會有悖於新聞業的使命。

在《大公報》復刊后，經歷了封建勢力復辟、軍閥割據混戰、抗日戰爭等戰亂，張季鸞發表了許多社評。西安事變后，他接連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后》《再論西安事變》等社評，力主和平解決。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日軍的狂轟亂炸，為了鼓舞人們勇敢應對，張季鸞寫下了《我們正在收割稻子》，這是他生命垂危，病逝前19天寫下的最后一篇給人希望與光明的社評，因為有這些鏗鏘有力的言論，人心才能受到鼓舞，人們才能懷著正義與光明的期待戰勝侵略。

發表評論也意味著時刻面臨禍從口出的風險，雖然張季鸞是無黨派人士，《大公報》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不黨”立場，但是這仍改變不了夾縫中生存的命運。對《大公報》后來一直有“小罵大幫忙”的評價，這更加說明了報刊要真正實現發表負責任的言論之難度。有許多大山在阻擾著通往事實的道路，正如劉建明所言，這隻能是新記《大公報》抵擋來自黨派之爭壓力的法寶，採取一種“左右逢源、適者生存”的策略。

三、啟示

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筆政期間開創的新聞專業主義，對於今天的媒體是一種仰望，這樣的新聞理想放之四海恐怕都難以再現。然而越是如此，報界宗師張季鸞所提倡並踐行的新聞專業主義理想越是值得崇敬。作為一名有新聞專業主義理想情懷的報人，張季鸞的寫作、編輯思維仍值得我們學習。

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張季鸞的編輯實踐：“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悠哉游哉的氣概，如游龍飛虎，游刃有余。”⑥張季鸞在《大公報》做編輯期間，雖然秉承“不黨”的思想，經常對黨派領導人口誅筆伐，但這並不影響他成為重要領導人之座上賓，這既為他探聽革命動態、掌握重要信息提供方便，也為《大公報》的夾縫中生存搭建了一個避風港，一些潛在的危機直接被消融掉，即使還是有許多無法被消融的危機會化作棍棒落在記者身上。

通過言論報國的張季鸞深切推崇評論的重要性，一張報紙如果失去了社評就會黯然失色。對於如何寫評論，他也有著深刻的認識。首先，寫評論者須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對國家社會有著密切關注和同情心。其次，評論寫作過程中切忌“唱高調”“亂批評”，要想好了再說，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說，不能一時沖動做出偏激的輿論影響。再者，評論記者最困難的是選題問題，要拿出一個好的選題需要瀏覽大量新聞以及信息，充分考量是否有話說、應該說、怎麼說。這些關於如何寫評論的心得是時人對張季鸞的一個記錄，也是其本人如何做評論的真實寫照，對今天的媒體工作者仍有啟發意義。

毫無疑問，今日與往昔的社會生態存在很大差別，技術的進步帶動了新聞業的革新和自媒體的繁榮。但是在新聞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新聞評論的把關質量卻在下降，當出現一個新聞事件時，評論先於調查，多過調查，甚至時常有媒介審判之嫌疑。而受眾並非人人都有良好的媒介素養，鋪天蓋地的轉發行為和動輒十萬以上的閱讀量模糊了受眾的視野，使受眾很難理智地對事情有一個准確判斷，先入為主的思想可能和真相越走越遠。新聞業的問題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但本著正本清源的態度，媒體人自身專業素養的提升才是關鍵，如何做出正確的評論而不是隨意言論，張季鸞先生已給我們指明了方向。(作者系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蘇蕾.張季鸞的編輯思想與境界[J].編輯之友,2009(7).

②蔡恆泰,郭洪波.論張季鸞新聞思想的當代意義[J].新聞知識,2009(12).

③同②.

④關琮嚴.試論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四大源流[J].新聞研究導刊,2012(11).

⑤⑥同①.

參考文獻：

1.劉建明.中國媒介批評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2.周勁.新聞專業主義的本土化探尋[J].新聞大學,2013(4).

3.劉憲格.張季鸞是怎樣寫評論的[J].青年記者,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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