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處的鄧小平臥室兼《紅星》報編輯部

　　鄧小平臥室兼《紅星》報編輯部內景

　　在長征途中，《紅星》報刊登了《我們已經勝利的渡過了大渡河》《偉大的開始——1935年的第一個戰斗》等報道，極大鼓舞了紅軍的士氣。

　　現存的出版於1935年5月3日的第186期《戰士》報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1935年9月20日，《戰士》報刊登紅軍攻破臘子口的消息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在歷盡艱難險阻的二萬五千裡長征途中，《紅星》和《戰士》這兩份報紙克服重重困難，始終伴隨紅軍左右。它們生動地記錄了紅軍長征中的大事、要聞，傳播捷報、喜訊，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歌頌了紅軍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極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士氣，最終迎來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為《紅星》傾注心血

　　《紅星》報誕生於1931年12月11日的江西瑞金。這份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創辦伊始是鉛印4開4版，用毛邊土紙印刷，初定五日刊，實際上有時兩天一期，有時半月一期，有時還增發《號外》。每期發行約17000份。讀者對象是紅軍指戰員和根據地的干部和群眾。

　　《紅星》報自創刊至1933年7月間的主編目前尚不清楚。從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時的一段時間，鄧小平負責主編《紅星》報，並增加了《紅星副刊》。在艱苦的革命歲月裡，鄧小平顧全大局，把個人榮辱拋之腦后，為辦好《紅星》報而傾注全力。

　　對鄧小平來說，辦報是輕車熟路的事情，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參與過《少年》和《赤光》的編務工作，還獲得過“油印博士”的雅號﹔在瑞金當縣委書記時，他又領導創辦過《瑞金紅旗報》。

　　鄧小平來到《紅星》報編輯部后，深感責任重大——《紅星》報是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第一張無產階級的軍報，應努力辦好它，為黨和蘇維埃事業作更大的貢獻，為部隊、為紅軍、為人民戰爭服務。

　　在鄧小平親自撰寫的《編者自述》中明確提出：“本報堅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制定的辦報宗旨，切實加強紅軍裡的一切政治工作（黨的、戰斗員群眾的、地方工農的），提高紅軍的政治水平線和文化水平線，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完成使紅軍成為鐵軍的任務”。《紅星》報作為中央軍委的喉舌，經常刊登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決議、命令和通報，迅速傳播中央、軍委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系列指示精神，還以極大的熱情，報道了我紅軍將士發揚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戰勝重重困難，爬雪山、過草地，艱苦卓絕、英勇奮斗的英雄業績。

　　《紅星》報創刊之初，一般是4開4版，有時出2版、6版或8版不等的鉛印報紙。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為32開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長，信息不能及時傳達，油印字跡易模糊，達不到良好的宣傳效果。鄧小平到編輯部后，首先抓的是報紙的質量。在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報紙一共出版了七十多期，版式也由原來的32開油印改為4開鉛印5日刊，並重新編了號，大大地縮短了報紙的出版周期。

　　《紅星》報傾注了鄧小平的大量心血，當時整個編輯部隻有兩個人，除他自己外，隻有一名通訊員給他做幫手。從組稿、寫稿、編輯加工，到版面設計甚至校對、印刷，幾乎全由他一人包干。在他的努力下，還建立了一支擁有500多人的通訊隊伍，既有普通戰士，又有黨政機關和紅軍部隊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如羅榮桓、羅瑞卿、蕭華、張愛萍、聶榮臻、袁國平等，他們都曾是該報出色的通訊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賀昌、博古等也為《紅星》報寫過不少社論和文章。在中央蘇區紅軍進行反“圍剿”戰役中，李立三同志對傷員體貼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員根據傷員不同的負傷部位，設計多種形式的擔架，以減輕傷員痛苦，提高救護質量，贏得了指戰員的稱贊。周恩來同志親自在《紅星》報上撰文表揚。《紅星》報在創刊號《見面話》中就明確提出：“它的任務很大，所以就要紅軍全體同志來幫助它，多多供給它材料。”

　　鄧小平用他長期在黨和軍隊從事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非凡敏銳的觀察思考能力和生動朴素的文字風格，對《紅星》報從形式到內容進行改革。該報辟有“列寧室”“捷報”“紅星號召”“前線通訊”“紅軍生活”“紅軍家信”“軍事常識”“軍事測驗”“革命戰爭”“最后電訊”“上期答案”“鐵錘”“法廳”“衛生常識”“俱樂部”“山歌”等欄目和副刊17個，內容豐富，針對性強，也很有特色。“列寧室”是指導革命理論學習的專欄，開展過“戰爭問題”和“巴黎公社問題”的討論。“法廳”則是宣傳革命的法律知識，報道受軍法處罰的案件，這也是我黨我軍最早的法制宣傳。文藝副刊“俱樂部”則有“客家山歌”“紅軍歌曲”“猜謎語”等欄目。例如1933年10月第9期，該報發表后方群眾寫給前線紅軍的客家山歌：

　　一雙草鞋一片心，難為后方姐妹們﹔

　　穿上草鞋跑的快，紅軍哥，趕快沖上南昌城。

　　該報第15期發表了前線紅軍戰士寫給后方姐妹的山歌:

　　多謝姐妹一片心，百萬草鞋送我們﹔

　　穿上草鞋打勝仗，同志們，繳槍十萬謝你們。

　　《紅星》報由於欄目眾多，內容豐富，生動活潑，深受紅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歡迎。如在1933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前夕，《紅星》報第8期的《紅星號召》專欄，發表了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的為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而捐獻公谷費的倡議，很快就得到了紅軍各軍團的熱烈響應，不僅公谷費自願如數捐出，而且連傷病員也紛紛捐獻了節余的休息費，支援革命戰爭。深受廣大紅軍指戰員喜愛的《紅星》報，僅在江西蘇區，發行量最高曾達到17300份，有力地配合了蘇區黨、政和紅軍的各項中心工作。

　　1933年8月13日，《紅星》報第四版“紅軍故事”欄目用了整版篇幅，發表了毛澤東以“子任”為筆名撰寫的《吉安的佔領》一文。毛澤東用了2000余字，詳細地回顧了紅一方面軍成功佔領江西吉安的全過程，深刻地總結了攻吉戰役的重要經驗。文章通篇貫穿了“集中兵力殲滅弱敵”等行之有效的運動戰、游擊戰軍事思想。文章發表后，立即在紅軍廣大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1933年2月初，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來到瑞金的葉坪，為紅軍烈士紀念塔舉行揭幕典禮儀式。典禮結束后，周恩來送了一盞馬燈給鄧小平，以便他晚上寫文章、編報紙之用。對於周恩來的饋贈，鄧小平十分珍惜，用筆在馬燈油壺的底部寫下了“1933年鄧小平用”幾個字。這盞馬燈幾經輾轉，如今以成為鄧小平創辦《紅星報》的歷史見証和珍貴的革命文物。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廣大軍民稱《紅星》報是“一面大鏡子”“一架大無線電台”“黨和紅軍工作的指導員”和“紅軍俱樂部”。該報在當時紅軍隊伍中的影響之大，受歡迎程度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長征途中的耀眼“紅星”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亦暫時停刊，而《紅星》則繼續編輯、發行，成為在長征途中一顆耀眼的紅星。在二萬五千裡長征中，作為唯一一家中央級報紙，《紅星》報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油印出版，生動地記錄了紅軍長征中的大事、要事，歌頌了紅軍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

　　1934年10月，《紅星》報編輯部跟隨紅軍主力部隊長征，並繼續出版。由於條件極為艱苦，報紙由鉛印改成了手刻蠟版油印，每期七八百份，發到連隊，前后共出長征專號28期，對紅軍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1934年10月20日，《紅星》報發行了長征中的第1期油印報紙，其中《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當前進攻戰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積極的戰斗動員作用。1934年11月7日，《紅星》報針對個別部隊紀律鬆懈、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刊登了加強黨和軍隊組織紀律的文章，對加強黨的組織紀律，教育黨員干部和紅軍指戰員切實保護群眾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紅星》報編輯部一共隻有四五個人。其中，主編1人（遵義會議之前為鄧小平，遵義會議后由陸定一接任），編輯趙發生刻蠟版，一人搞油印，兩人挑報箱。趙發生回憶說：“《紅星》報工作人員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隨著中革軍委日夜行軍，擠出時間辦報。鐵皮箱子裡裝著辦報的全部設備：1台鐘靈牌油印機（因為太重，走到湖南時就把它扔掉了，買了1台輕便的手滾油印機）、幾盒油墨、幾筒蠟紙、兩塊鋼板、幾支鐵筆和一些毛邊紙等。就是這樣，他們每天都要走80裡路，最多的時候要走180裡。他們在行軍途中構思文章，一到了宿營地，鐵皮箱子就是辦公桌，然后寫稿、編報、刻印……經常在國民黨飛機轟炸中，支起攤子，堅持工作。”從中央蘇區帶出去的毛邊紙用完后，在進入藏族地區時，曾在印過藏文的紙張背面印報。

　　《紅星》報通過簡短的消息和通訊，及時傳播了紅軍長征路上一個又一個喜訊，如《遵義新聞》《紅軍佔領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們已經勝利的渡過了大渡河》《紅星獎章獎給火線上的英雄》等等。這些宣傳報道給了廣大紅軍指戰員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1935年1月15日《紅星》報以大字標題報道的《軍委獎勵烏江戰斗中的英雄》，就很鼓舞人心。時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在《憶長征》一書中提到這篇報道時說：“文字就這麼簡單，沒有什麼形容詞，幾乎都是名字，可是這些金榜題名的英雄，都會像烏江的流水那樣，揚名在歷史的長河中。”

　　1934年底至1935年春，中央紅軍在貴州期間出的幾期《紅星》報，每期兩版或四版，刊期不定。報紙版面不大，但欄目多，內容生動活潑。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軍強渡烏江天險的戰斗，《紅星》報以通訊《偉大的開始——1935年的第一個戰斗》，作了翔實的記載。對貴州軍閥王家烈和他的“雙槍兵”節節敗退的狼狽相，報上有一系列生動的敘述。1935年2月再佔遵義時，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報紙詳細報道了戰斗成果：總計擊潰敵20余團，敵死傷千余，被俘2000余人。我軍繳獲機關槍30余挺、步槍3000余支、子彈30萬發……同時用一個版的篇幅，以《把遵義戰斗中的模范營連寫在紅板上》為大標題，報道了一些基層單位的戰斗事跡。

　　對於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紅星》報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在1935年1月15日的報上，以半個版的篇幅報道了成立大會的盛況，報紙寫道：“在推舉大會主席團之后，首先由籌備處代表報告籌備的經過，接著便是朱總司令、毛主席、李主任的演說。他們以最清楚而通俗的言辭，闡明了蘇維埃紅軍的主張，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惡與欺騙”，“朱、毛、李三同志演說后，還有本地一個木匠工人和一個婦女同志的演說。最后的演說者是一個遵義籍的紅軍小同志”，“他過去是一個貧苦無靠的兒童，當紅軍不過兩年的工夫，現在他已經能夠寫牆報看報紙了。特別是他在演說時，內容的豐富，使聽眾更加認識了紅軍，紅軍不但是工農利益的保護者，而且是工農的學校”。報道中還公布了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報道最后寫道：“散會后，由紅軍籃球隊與三中籃球隊舉行了友誼比賽……”試想一想，如果沒有《紅星》報，這些珍貴的事實和生動的細節就很難留下了。

　　在貴州出版的《紅星報》上，還可以讀到一些有意義的新聞，如紅軍到達仁懷縣城時，各界群眾派了50多位代表，“抬了肥豬3頭、茅台酒一大罐送到總政治部慰勞紅軍”。“赤水工人於1月16日夜間暴動，高呼革命口號，焚燒了軍閥侯之擔的住宅。紅軍在黎平縣城召開群眾大會，並向勞苦群眾分發糧食、衣服、棉絮等等”。這幾期報紙刊登的社論，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黨的主張和相關政策。報上還登載了一些國內外大事，使紅軍戰士在艱苦的行軍打仗之余，也能通過報紙了解國內國際時事。

　　《紅星》報還生動報道了兩大方面軍會師的喜訊，消息中說：“‘太陽’縱隊21日在懋功開了一次干部同樂會，四方面軍駐懋功部隊的干部亦全部參加。在未開會之先，唱歌呀，談話呀，兩方面軍干部互相談說戰績，整個的會場，充滿著歡快的表情。同樂大會正式開幕了。首先是黨中央和總政治部的代表博古與朱總司令的演說，告訴了全體干部目前的有利處境，兩大主力會合的意義，與我們的戰斗任務。接著，便是５大碗的會餐。這時有同志起來報告‘猛進’劇社到了，掌聲大起，表示歡迎他們的盛意。會餐以后，晚會開始。首先有‘火線’劇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著有‘火線’劇社與‘太陽’縱隊的一些名角演《十七個》的名劇。最后，‘猛進’劇社表演《破草鞋》。這兩出戲無論在劇情上或者在藝術上都是成功的。邊章五同志的京調，李伯釗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處的掌聲。會場空氣盛極一時，為反攻以來第一次！……‘太陽’籃球隊與四方面軍駐懋功部隊的籃球隊舉行友愛的比賽，開始是分開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藝雖由於雙方的長期行軍與作戰而表現得生疏，但活躍的精神，英勇的表演，處處都顯示出百戰百勝的英勇健兒的大好身手！”這一喜訊很快傳遍了兩個方面軍的機關、連隊和川西北的縣城，夾金山下頓時沸騰了。

　　長征中的《紅星》號外

　　鮮為人知的是，1934年11月7日，《紅星》報出版了長征途中唯一的一份號外報。這張號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既不是報道重大新聞，也不是重要消息，而是刊登了宣傳加強黨的軍隊組織紀律的內容。標題是《本報號召創造爭取群眾工作的模范連隊》。這是一張特殊的號外報，說明了紅軍當年之所以能經受千辛萬苦，歷盡艱難險阻，取得長征的勝利，其根本原因是黨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與鐵一般嚴格的紀律，即使在今天，也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全文如下：

　　《紅星報》號外

　　本報號召創建爭取群眾工作的模范連隊

　　為著保持紅軍的階級紀律和群眾的密切關系，取得群眾的同情與擁護，實現赤化白區的任務，本報提出下列號召：（1）不亂打土豪，不亂拿群眾的一點東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歸公﹔（3）損壞了群眾的東西得賠償，借群眾的東西要送還﹔（4）不強買東西，買東西要給錢﹔（5）完全做到上門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掃干淨﹔（6）實行進出宣傳。進入宿營地時，要向群眾作宣傳，出發時要向群眾告別﹔（7）保持廁所清潔，不要隨地屙屎，宿營時挖廁所。

　　我們要求各連隊用革命的方式來完成上列各項工作，創造爭取群眾工作和紅軍紀律的模范連隊﹔大家一起來向破壞紅軍紀律的壞蛋作斗爭。

　　這是在保持紅軍紀律上爭取群眾工作上最底限度的要求，各級政治機關負責組織和領導這一競賽，並向本報通信。

　　《戰士》伴我去戰斗

　　《戰士》報的前身是1930年誕生於江西中央蘇區的《戰士》報，由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創辦，是紅四軍的機關報。四開2版，手刻油印，不定期出版。創刊初期，《戰士》報由紅一軍團政治部出版，由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張際春兼任主編，發至所屬部隊的連和相當於連的基層單位。由於當時紙張缺乏，印報紙張有紅、綠、白三色。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紅一軍團政治部改用“堅政治部”名義（紅一軍團政治部代號），繼續出版《戰士》報。

　　長征途中，部隊每天行軍打仗，前有各省軍閥部隊堵擊，后有國民黨追兵，戰斗異常頻繁，《戰士》報仍堅持出版。1935年5月24日晚，紅一軍團先頭部隊紅一團，佔領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5月25日，該團二連17名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乘木船戰勝激流駭浪和敵軍阻擊，強行渡過大渡河。5月26日，《戰士》報出版第184期，在《向“牲部”全體指戰員致敬禮》的大字標題下，報道了“牲部”（即紅一團）強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跡。

　　紅軍奪取安順場后，分成左右兩路夾河而上，繼續前進。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的“勇部”（即紅四團），經過240公裡急行軍，於5月29日凌晨佔領了瀘定橋右岸橋頭，下午4時該團二連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突擊隊，在連長廖大珠的率領下，冒著敵人猛烈火力，越過鐵索橋，攻佔左岸橋頭堡，沖入瀘定城。紅軍后續部隊緊跟過河，迅速擊潰守敵一個團，佔領瀘定城。5月30日，《戰士》報出版第l86期，在《用我們鐵的紅軍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勇猛精神掃平一切當前敵人》的大欄題下，刊登了《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詳細報道了“牲部”強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5名特等射手的事跡，“勇部”田灣大捷及奪取天險瀘定橋等典型事跡。文章記錄下17名勇士的事跡和他們的名字：“第二連連長熊上林，第二排排長羅會明，第三班班長劉長發、副班長張表克，戰斗員張桂成、肖汗堯、王華停、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第四班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斗員肖桂蘭、朱祥雲、謝良明、丁流民、陳萬清”。

　　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期間出版的第206期《戰士》報上，刊登了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寫的長篇政論文章《艱苦的一年，偉大的一年》。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敘述了1935年的戰斗歷程，寫道：“這一年，我們經歷了閩、贛、粵、湘、桂、黔、滇、川、康、甘、陝11個省，360余天，行程二萬五千裡。這一年，我們擊潰了十幾個省的數十萬白軍、民團、土匪與反動武裝的阻截與圍攻。這一年，我們佔領了大小54座城市，籌款近百萬元，擴軍4000多名，建立了數百處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武裝了革命群眾……勝利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艱苦的遠征！”“一年過去了，我們流出的汗水和鮮血，將在廣大南中國與西北的土地上，盛開繁榮的蘇維埃之花”。老紅軍蕭鋒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期報紙的影響：“朱瑞主任的文章，確實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我們團幾個領導研究后，決定由政治處通知各營、連隊，認真學習座談。”

　　1935年10月，長征勝利完成。紅一軍團政治部繼續以“中國工農紅軍政治部”的名義出版《戰士》報。

　　據推算，從1935年5月26日起至12月30日止，共7個月零4天時間，《戰士》報共出版23期，平均每10天出版一期。現在保存下來的隻有9期。而在這9張《戰士》報中，現有3張保存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有3張保存在中央軍委辦公廳檔案館，另3張保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其中，第186期《戰士》報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張報紙是我們研究黨史、軍史、報刊史，特別是長征史的珍貴史料。

　　（王大龍 作者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原新聞發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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