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長征精神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具備走向世界的共同價值，其有效的國際傳播對於增強中國的文化自信，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意義。推進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可借鑒長征勝利前后黨的對外宣傳工作經驗，從傳播主體、傳播對象、傳播內容和傳播媒介要素進行分析，探尋新的思路和路徑。

關鍵詞：長征精神﹔國際傳播﹔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0-0044-02

長期以來，長征精神雖然在國內不斷得到弘揚和傳承，但在國際傳播方面尚有較大空間，未取得相對應的國際影響力，造成以長征精神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理念尚未被准確和有效地傳播到世界。本文通過對長征精神國際傳播要素的分析，探求長征精神國際傳播新路徑，以期為中國國際傳播建設提供借鑒與啟示。

一、長征精神國際傳播的概述

長征精神內涵豐富，蘊含著工農紅軍理想信念堅定、不怕艱難、實事求是、團結協作、緊靠群眾等要素。長征勝利初期，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主要是以中國共產黨和外國新聞記者、作家兩個主要群體為傳播主體，以紅軍長征歷史為傳播內容，通過書籍、報刊等傳播媒介，面向國際社會開展的傳播活動。

（一）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傳播

長征時期，黨為打破國民黨的全面封鎖，塑造共產黨形象和宣傳抗日主張，有意識地注重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諸如，1936年，陳雲同志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書，在法國巴黎出版，“宣傳了紅軍在長征中的英雄事跡，擴大了紅軍長征在國外的影響。[1]”20世紀末期，文化軟實力日益成為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黨和國家日益重視中國文化和精神的對外傳播。長征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通過不同媒介在國際社會傳播，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贊譽。2005年，電視劇《長征》在韓國播出。韓國媒體認為：“從這種精神中，可以看到中國在現代世界史中將發揮中心作用的潛力。[2]”

（二）外國新聞記者、作家的國際傳播

長征勝利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國際友好人士向世界傳播長征歷史與精神，不斷有外國記者和作家撰寫關於中國長征的著作，使黨的形象和價值觀念得到塑造和正確解讀。如瑞士人勃沙特的《神靈之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偉大道路》、德國人王安娜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的《1935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斗爭生存的史詩》，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關於長征的研究成果不斷在國外出版，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世界上的影響，為國際社會了解長征精神奠定了基礎。

二、長征精神國際傳播的價值與意義

長征勝利后，長征精神與新的歷史時期結合，不斷被賦以新的內涵。在世界多元文化不斷交流的環境下，其國際傳播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一）必要性：增強中國文化自信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與觀念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新要素，並日益在國際傳播中凸顯其重要性。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均從不同角度強調文化與觀念在對外傳播中的重要性。其中，約瑟夫·奈認為，文化價值的感召力是一國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資源之一。隨著中國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世界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興趣的日益濃厚，為增強中國文化自信與提升文化軟實力創造了機遇。長征精神通過不斷弘揚和發展，已成為中國優質的文化資源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做好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對於增強中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二）緊迫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發展中國家學者提出的依附理論、發展傳播學等國際傳播理論，從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出發，提出國際傳播的根本准則是服務於本國的對外國際戰略，進而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當前，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日趨頻繁，使得國內外各種文化與觀念不斷交流與碰撞，多元社會思潮廣泛傳播，對黨的執政基礎、國家深化改革和社會的穩定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潛在威脅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長征精神是我國寶貴的黨史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財富，國際社會全面了解長征歷史、准確把握長征精神內涵，可以增進對我國的價值觀念與發展道路等的正確理解，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三）可行性：具備走向世界的共同價值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國際傳播愈發凸顯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各國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和價值觀念通過全球經濟市場，跨越文化隔閡，成為世界共享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網絡和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全球文化信息、價值觀念突破國界和政治體制限制，在“地球村”各個角落快速傳播，使各國接納和借鑒他國精神與價值觀念成為可能。長征精神中理想信念堅定、不怕艱難、實事求是、團結協作、緊靠群眾等要素，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而且具備走向世界的共同價值基礎，這也為做好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可行性。

三、長征精神國際傳播的要素分析

信源（傳播主體）、信宿（傳播對象）、訊息（傳播內容）、媒介（傳播媒介）構成了傳播過程的四個主要要素。從此四要素分析，可對長征精神國際傳播的路徑分析提供理論指導。

（一）傳播主體

傳播主體在傳播過程中擔任“把關人”角色，受到特定社會制度的制約，控制傳播內容的發布。長征初期，中國共產黨作為長征精神的傳播主體，高度重視將人民群眾培養成為黨的政策主張和長征精神的宣傳者，形成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人民群眾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對外宣傳模式。

當前，負責我國國際傳播的主體是各級政府或由其管理的傳播媒體，它們在我國國際傳播中起到主導作用。做好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首先，務必要堅持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利用政府官方媒體開展傳播工作。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國際交往的日趨頻繁，民間傳播豐富了國際傳播主體，成為民族精神國際傳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民間團體的國際文化交流或互訪活動，使得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更加接地氣，進人心。因此，做好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在傳播主體方面要形成官方傳播與民間傳播合力，打造官方傳播和民間傳播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的多元傳播格局。

（二）傳播對象

傳播對象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擔負信息再加工並二次傳播的角色。長征勝利初期，國外進步記者、作家成為長征精神的主要傳播對象，不僅是“信息接受者”，而且承擔了“二次傳播”的職能。中國共產黨成功將長征歷史和精神傳播給斯諾、史沫萊特等國外進步人士。后者“無不認為長征是人類歷史上英勇無畏和堅韌不拔精神的典范”[3]，又通過撰寫著作將長征歷史與精神傳播至國際社會，擴大了長征精神的國際影響。

新形勢下，傳播格局呈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共存的特征。傳播對象已成為各類媒介產品的消費者。為此，做好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一方面要主動作為，通過國際主流媒體、權威傳播平台或有國際影響力的外籍人士，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傳播，增強長征精神的國際關注度﹔另一方面，要將“傳播對象”主動轉化為“信息再傳播者”。要借助來華定居、工作、留學等外籍人士的力量，使其參與長征精神影視作品、文藝作品等的外譯傳播，以此創新適合傳播對象國文化特征、語言體系和心理接受能力的方式方法，改變官方國際傳播的“刻板形象”，確保國際社會對長征精神的深入理解和正確解讀。

（三）傳播內容

傳播內容是傳播過程的中心，受到傳播目的、社會環境、傳播對象信息需求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長征精神蘊含的諸多寶貴價值觀念，具備國際社會共同認知的基礎，激勵了很多熱愛和平、追求正義的國際友好人士投身本國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事業。

當前，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要注重繼續挖掘國際社會共同價值主題，這樣的傳播內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黨的政治主張與價值觀念也會在國際社會得到正確解讀。值得注意的是，長征精神具有不斷發展的時代性，在新時期產生了諸如載人航天精神、青藏鐵路精神等“新長征精神”，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察看中國精神的動人篇章不難發現，它們的源頭，無不來自長征精神。[4]”因此，在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中，要注重長征精神與“新長征精神”內容的結合，重點做好當代長征精神內涵和價值觀念的傳播。

（四）傳播媒介

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中信息傳播的物質工具。伴隨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傳播媒介不斷呈現形式多元化、傳播快速化、影響廣泛化的特點。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條件，運用報紙、廣播電台、詩歌、漫畫、戲劇等傳播媒介，有效地傳播了紅軍長征的進程和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主張，為宣傳黨的革命主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當前，網絡和新媒體由於具備傳播渠道多元、速度快、互動性強的特點，成為世界各國在開展國際傳播中新型的傳播媒介。但是，由於各國國情和文化的差異，以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為代表的傳統傳播媒介，仍具有穩定的接受群體。因此，長征精神的國際傳播，要照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對象，將新媒介和傳統媒介密切融合，充分發揮兩者的傳播優勢，有針對性地選擇傳播媒介，建立起靈活實用的傳播體制機制，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更加便捷感知、體會和理解長征精神，以此增強傳播效果，把長征精神迅速高效地向國外傳播。

四、結 語

民族精神愈發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長征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通過其國際傳播，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力量。新的歷史時期，做好以長征精神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國際傳播，也會為中國夢在國際社會的廣泛傳播與正確闡釋提供思路與啟示。

參考文獻：

[1] 中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紅軍長征史(修訂新版)[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2] 張文.兩次長征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外國人怎樣看長征精神[N].人民日報,2006-10-10.

[3] 李后強,侯水平,楊先農.弘揚長征精神建設文化強國[J].毛澤東思想研究,2012(1).

[4] 以長征精神成就中國夢[N].解放日報,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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