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不久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候選人角逐異常激烈,民眾的困惑與無奈不斷加深，而一向以所謂的客觀公正自居的美國媒體，在大選中的表現同樣備受質疑。充斥著“自由主義偏見”與精英化傾向的美國主流媒體已經被認為得了重病。

這一重病表現怎樣？影響幾何？如何看待？12月4日，《人民日報》“觀察”版刊發一組文章，就此剖析得相當深刻。“觀察”版是人民日報社理論部負責組稿編輯的專版，圍繞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熱點話題展開學理討論，非常值得一讀。今天研究事兒轉發該組文章的第一篇——《美國主流媒體病症透析》，文章在原文基礎上稍有改編。

12月4日《人民日報》第5版“觀察”。

美國主流媒體病症透析

張天培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出現與媒體預測相反的“逆轉”，恐怕是美國主流媒體始料未及的。“希拉裡·克林頓具有巨大優勢贏得選舉”，大選投票全面開始當天，《赫芬頓郵報》還以這樣的報道內容預告希拉裡的勝利。同天晚些時候，《紐約時報》公布了10余家權威媒體的最新民調，絕大多數民調數據都顯示希拉裡的民意支持率領先於特朗普，可是最后的選舉結果卻讓主流媒體大跌眼鏡。

今年的美國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和主要民調機構的預判,幾乎無一漏網地錯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主流媒體是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越來越復雜、看似越來越“精密”的民意調查，結果卻自打耳光。現在，這些民意調查被認為僅僅是為了政治和商業目的，對民眾有著誤導作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約翰·金認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主流媒體似乎並沒有形成一個基於現實的預測”。在這場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以及美國民主被放到顯微鏡下接受全世界的審視，許多人不禁發問——美國主流媒體生了什麼病？

病症一：“自由主義偏見”

——加劇了美國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

在美國媒體界，“自由主義偏見”問題由來已久。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吉姆·庫普斯教授曾對116家美國主流媒體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自由主義傾向在美國媒體界廣受追捧。記者們普遍認為，如果在工作中表達中立或保守的觀點，就會被貼上“少數人”的標簽。美國主流媒體關於槍支合法化問題、同性戀問題、種族主義問題的討論，都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特征。媒體在選用智囊團時，也會偏向邀請自由派學者和政府成員發表意見。有研究表明，《紐約時報》在援引內容時，來自自由主義智囊團成員的往往是保守主義的兩倍。根據2014年蓋洛普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44%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媒體“太過自由化”。

全球最權威的民調公司之一蓋洛普發布的“歷年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數據。

“自由主義偏見”對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的損害顯而易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的“自由主義偏見”更為明顯，美國中下層普通選民關注的議題鮮有出現。對客觀性的失守既降低了新聞的質量，也加劇了美國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現在的美國主流媒體正在逐漸失去它們一直以來所標榜的代表“主流民意”的光環。

病症二：為精英階層代言

——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遏制了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參與

近年來，美國主流媒體與那些掌握決策權的少數富人和精英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面對重要的政治決策，為了迎合精英階層的需要、維護精英階層的利益，媒體將特定問題進行包裝，然后再傳播給民眾，建構一種所謂客觀真實的新聞圖景。這種做法既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也限定了民眾討論議題的框架和范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參與。

長久以來，美國的主流媒體都宣稱自己能夠真實准確地捕捉並反映民意，但事實上媒體呈現的社會現實和“民意”與普通民眾的訴求大相徑庭。主流媒體關注的是美國維護全球霸主地位的願景、多元文化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未來等。而那些政治參與度相對不高的工人階級更多關注美國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就業流動性近乎為零的國家”。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其生活水平與掌握著大量資源的社會精英相比，差距越來越大。然而，精英階層得到了新聞賦權，控制了新聞來源。主流媒體新聞報道的重點聚焦於社會精英，無論是報道主題還是採訪對象，在各個問題、各個環節上精英階層都有更大發言權。這樣一種過濾機制，使得普通人的聲音無法成為社會的主流話語，形成了一種“圈外人”效應。

11月8日晚，在美國紐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克林頓的支持者黯然神傷。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幾乎沒有哪一家美國主流媒體願意給出“特朗普有機會當選美國總統”這樣的預測。美國媒體精英們忘記了應該去美國中部地區傾聽民眾的呼聲，他們選擇用“種族主義與偏執狂”等詞匯來形容特朗普的支持者，熟練掌握各種數據分析工具的他們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推演著希拉裡勝選的各種可能情境。這樣的媒體很難反映美國的真實現狀，對美國民主的發展能作出多大貢獻也值得懷疑。在主流媒體的保護與支持下，美國奉行精英主義的社會體制，造就的只是民主的海市蜃樓。

病症三：記者成為政治集團“內部人”

——媒體介入政治運行，不能反映真實社會

對美國民眾來說，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通過媒體獲知的二手現實。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默裡·埃德爾曼曾指出，對於普通人而言，政治就是在他們心中的一系列畫面，而這些畫面借由電視新聞、報紙、雜志等媒體渠道的信息輸入而產生。

美國時政新聞記者與白宮的關系非常微妙。為了滿足獲取信息與傳遞信息的雙重需要，他們不滿足於記錄者的身份，而是成為事件的經歷者抑或是策劃者。他們與白宮越走越近，有時甚至將自己看作是華盛頓政治精英的一分子、政治集團的“內部人”。有人戲稱白宮為“世界新聞的頭號制造者”，而媒體則淪為美國政府新聞策劃中的一環。

2016年9月26日，美國亨普斯特德市，美國大選首場電視直播辯論時，特朗普出現在媒體中心的屏幕上。

作為大選信息輸出的重要渠道，主流媒體在美國總統大選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主流媒體是美國總統候選人與選民之間進行溝通並展示、宣傳自己政策主張的重要渠道。但主流媒體的這種主導地位與民眾對其的依賴，反而促成了主流媒體對現實的構建，沒有反映社會的真實狀況。另一方面，美國主流媒體也在試圖將自身掌握的龐大資本轉化為權力，介入政治運行。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三大廣播電視網——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旗下有1160名雇員通過各種形式向民主黨陣營捐贈100余萬美元。據《華盛頓郵報》資料披露，在克林頓夫婦活躍於美國政壇的40余年時間裡，兩人共接受了總計至少達30億美元的政治捐贈，而其中媒體大亨、控制多家美國西語媒體的海姆·薩班夫婦就是其主要捐贈人。

病症四：為大資本站台

——媒體權力異化，傳遞多元觀點的主流媒體越來越少

西方新聞界一直標榜自己的記者能監督政府、揭露社會中的腐敗與黑暗，恪守“看門狗”的職責。但隨著西方媒體集團的資本化，媒體集團以話語權及其影響力引導主流輿論、維護資本利益，出現了明顯的權力異化現象。現實中，美國主流媒體操縱輿論與民眾的野心不斷滋長，“第四權力”被過分濫用，反過來剝奪了民眾了解現實、表達觀點的自由。

美國前總統托馬斯·杰弗遜曾將媒體定位為“對行政、立法、司法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種權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了媒體相對於政府的獨立地位，強調了媒體監督權力、反映民意的特殊社會功能。但隨著資本的大規模介入，美國主流媒體離這個初衷越來越遠，其報道也頻頻遭到美國民眾的質疑。

美國民調機構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 Reports)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選民認為，美國媒體支持希拉裡·克林頓，是操縱大選的“幕后真凶”。

隨著美國媒體業越來越集中、影響力越來越大，媒體權力異化也越來越明顯。今天的美國媒體幾乎被6家巨型公司——新聞集團、迪斯尼、維亞康姆、時代華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康卡斯特壟斷。媒體的集中壟斷使得話語市場變得更加一元化，傳遞多元觀點的主流媒體越來越少，美國民眾逐漸成為大資本操縱的木偶。美國學者蘭斯·班尼特在其所著的《新聞：政治的幻象》一書中，更是直接提出“新聞的驅動力是經濟利益，而不是民主”。廣告與贊助是美國媒體的主要盈利來源，能否受到資本的青睞直接關系媒體的存亡。在這種媒體運行規則下，新聞事件是否報道、以什麼樣的角度報道，實際上就取決於媒體擁有者和資本擁有者的立場。

表面上，美國媒體在財政上獨立於政府，在法律上又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似乎能夠成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獨立王國”“守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一塊淨土”，實際上這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如果說在20世紀以前，美國媒體尚能作為“一支獨立、廣受尊重並富有力量”的信息傳播渠道與民意疏通機制介入美國政治或總統大選，那麼，進入20世紀后，美國學界與普通民眾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充斥著“自由主義偏見”與精英化傾向的美國主流媒體已經得了重病。

（作者單位：人民日報社研究部）

圖片來自網絡

撰稿：張天培 編輯：王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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